“九一三事件”其实涉及了两架飞机
机械师邰起良看见林彪已经到来，而机组其他5位成员还没到，他可能有点纳闷，到飞机下面抓起临时内线电话，找到调度室主任李海彬：“首长都到了，机组人员怎么还没来齐？！”李海彬也大惊，才赶紧去敲我们的门。
当时参与拦截飞机的，还有山海关机场场站的参谋长。他告诉我们：9月12日深夜，他接到不准256飞机起飞的命令，然后他直奔机场，到了飞机下面，没看到潘景寅，却看到正在打电话的邰起良。当他把不准256飞机起飞的命令告诉机械师邰起良时，邰起良紧皱眉头，愣愣地呆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林立果大步跨到电话机旁，催促邰起良快上飞机。邰起良一边走一边往回望，大概是期望我们能马上出现。可是最终也没能等到我们，他成为倒数第二个登机的人。
最后一个登机者是林立果。
已经登上飞机的叶群，还把头伸出驾驶舱的窗外，高喊：“油车赶紧让开！我们要起飞！”被她这么一喊，油车司机开始犹豫着往后面倒，可是还没等他完全把车倒走，飞机就急着开始滑行，结果右机翼尖上的红色航行灯挂在了油车顶部，灯罩的碎片撒落在停机坪上。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其实涉及了两架飞机。除了三叉戟256之外，还有一架是被周宇驰劫持的3685号直升机，但是，很多年来，关于这架直升机的故事却很少被提及。
巧的是，这架直升机的一位亲历者陈士印是我在航校时的同学，1964年7月我们一起被分配到34师。陈士印后来被调到新成立的四团改飞直升机，1967年，空军从法国进了“云雀”直升机之后，他又开始学习飞“云雀”，很快就担任飞行副大队长，当时不足30岁。
1971年春，空军参谋长胡萍找到分管直升机团的专机师副师长，说空军首长要求，在首长(林彪)身边要培养一名直升机飞行员，这位准备学习直升机的人就是周宇驰。虽然周宇驰在空军的身份只是司令部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但是他与林立果的亲密关系众所周知，所以副师长亲自带周宇驰学比较先进的云雀机。作为副大队长的陈士印也被指定担任训练飞行的指挥员，因此也认识并接触到周宇驰。
9月13日凌晨1点多，正在熟睡的陈士印被周宇驰的电话叫醒。周宇驰让于新野用车把陈士印接到空军指挥学院的小楼里，周宇驰拿出一张16开大小的白纸让陈士印看，上面是红铅笔写的歪歪斜斜的几个字：“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落款是“林彪九月八日”。上面没有红头，下面没有红章。周宇驰说有重要任务，让陈士印开直升机去北戴河给林彪送文件。
周宇驰与于新野、李伟信3人在空军指挥学院办公室匆匆忙忙装上一大堆东西后，拉着陈士印赶到沙河机场。因为很长时间没有飞直-5型直升机，陈士印觉得没把握，又叫上了另一名直升机飞行员陈修文。
周宇驰拿着这张林彪手令，骗过了机械师打开直升机，也骗过汽车连连长给3685号飞机加了油，最后骗过调度长通过场站调度室值班员给直升机放飞。凌晨3点15分，3685号直升机起飞。其实那时候，周恩来总理已经通过在空军坐镇的李德生向全国发出了“禁空令”，这时张家口机场的歼击机已经起飞，决定对3685号直升机进行空中拦截。
陈士印和陈修文当然不知道这一切。直-5的驾驶舱只能坐3个人，陈修文坐在左边正驾驶员的位置上，陈士印在右边驾驶，周宇驰坐在陈士印的后面。他关掉了通话开关，又熟练地关闭了航行灯和机舱所有灯光，说是任务绝密，要保持静默飞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