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3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不顾苏联关于盟军最高统帅应由苏、美各出一人担任的建议，任命美国太平洋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为盟军最高司令官，是日本的最高统治者，天皇和日本政府最终都要听命于麦克阿瑟。而在日本政府这一边，由于美国答应了其对日本不实行直接统治的请求，从而对美国感激涕零，马上制定了《阻碍占领日本的处罚令》，规定一切反对盟国最高司令官行使对日本政府的指挥权的行为，都要受到严厉的惩处。
    历史就这样给了麦克阿瑟一个重塑日本的大舞台。他不是一个“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草莽英雄，而是当过西点军校校长、有过在战后德国莱茵地区占领经验的胸怀文韬武略的将军。他进驻东京之初就要求占领军尽量善待日本人民，并确定了“一切占领政策都将通过包括天皇在内的日本政府实行”的原则。当然，他也颇有心计地设立了附加条件：当“天皇和其他日本当权者不能满足最高统帅提出的要求时，最高统帅有权要求改组政府机构和进行人事变动，或者直接指挥他们的行动”。这就使得麦克阿瑟对日本的控制收放自如，得心应手。
    但在当时美国的大多数人看来，麦克阿瑟应该把天皇作为最大的战犯处以死刑。但他认为，战后日本的绝大多数人仍然崇敬天皇，如果把他送上法庭，就会引起极度混乱，至少需要100万援军来应付可能爆发的游击战争。在他的强烈坚持下，天皇的名字从战犯的名单中被删除了。
    但麦克阿瑟善待的是天皇个人，而不是天皇制度。长期以来，日本政府把神道教立为国教，予以保护和资助。神道教则以神化天皇为己任，根据古代神话《纪》，把天皇说成是“神的子孙”，日本是“万世一系”的神国。1945年12月15日，“盟总”下令禁止日本政府对国家神道的扶植活动，并要求天皇自己出面声明他并非什么神灵。1946年1月1日，裕仁天皇以新年诏书的形式发表“凡人宣言”，宣布：“朕与尔等国民之间的关系始终是立足于相互信任和爱护之上的，这种关系并非简单地产生于神话和传说，也不是因把天皇奉为神圣，从而使日本国民优于其他民族、并注定要统治世界这种空想观念而产生的。”同一天，麦克阿瑟也发表新年致辞，对天皇的“凡人宣言”表示欢迎，指出这一宣言将对日本的民主化发挥重要的引导作用。
    斩断了天皇和神道教的联系之后，麦克阿瑟就着手剪除天皇对政权的控制，使其成为一个像英国女王那样的虚位君主。他让助手惠特尼越俎代庖，直接拟定新宪法草案，并规定三项原则：一是天皇在位而不行使权力；二是日本不再拥有军队和交战权；三是日本贵族的特权只限于尚在的一代。惠特尼领着一班子人马用了一周的时间完成了新宪法草案。币原内阁以此为蓝本，在“盟总”的具体指导下草拟了宪法。经过议会的审议，1946年11月3日作为正式宪法公布于世。新宪法规定了天皇只能“根据内阁的建议和承认”行使一些礼仪性的权力，而没有决断权。
    原来的议会不对选民负责，而对天皇尽忠，新宪法取消了天皇以敕令和敕语来立法的权力，解除了天皇对议会的控制；原来的内阁由天皇任命，被称为天皇的“敕令内阁”，只对天皇负责，新宪法使内阁成为议会内阁，由众议院中拥有多数席位的政党来组阁，向国会负责；原来的司法机关从属于天皇，以“天皇的名义”进行审判，新宪法则规定最高法院是与国会、内阁并列的独立机构；原来的天皇是全国最大的地主兼资本家，新宪法则规定，皇室财产归国家所有，天皇成了领取国家俸禄的打工者。
    麦克阿瑟成功改造日本天皇制的经验启示人们，现代化并不等同于全盘西化，只有把西方民主中具有普适价值的内容与本民族固有的政治文化传统进行有机嫁接，才能让民主在自己的国土上生根、开花、结果。而如果以战争的简单方式向别国押送民主，就会像美国在今日伊拉克那样，欲罢不能，欲干不成，风驰电掣地来，最终是灰溜溜地去。老杜威说过：“每一代人都必须为自己再造一遍民主，民主的本质与精髓，乃是某种不能从一个人或一代人传给另一个人或另一代人的东西，而必须根据社会生活的需要、问题与条件进行构建。”民主是一种时代性知识，又是一种地方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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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的是麦克阿瑟给他们定好了一个好的游戏规则，这是很重要的。

说如今的日本国家的强大，人民的幸福，全靠当年的麦克阿瑟一点都不为过！

他为日本打好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建立了非常优秀的社会制度。

日本人理应感激美国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