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朱衡-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此刻，我几乎能希望自己再次年轻”，荷兰学者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在1517年给朋友写道，“不是因为任何别的原因，而是因为这个——我预计一个黄金时代就要到来了”。根据法国人的命名la renaissance，即“再生”，我们今天知道了这个“黄金时代”：就象一些人认为的，这个再生正是将欧洲人和世界其余部分区分开来的文化力量，突然且不可逆转，使得象哥伦布和卡伯特那样的人做了他们所做过的事情。主要是一群意大利文化精英的富有创造性的天才们——“现代欧洲之子中的长子”，十九世纪的一个史学家人所共知地称呼他们——将科尔特斯送上了到达特诺奇提特兰城的道路。

　　史学家们通常将再生的根源上溯到十二世纪，那时意大利的城市摆脱了德国和教皇的统治，成为经济强国。这些城市抛弃了臣服于外国统治者的近代史，其领导人开始想弄明白怎样作为独立的共和国治理自我；他们越来越做出这样的结论，即可以从经典的罗马著作中找到答案。截止十四世纪，当气候变化、饥荒和疾病削弱了极多的陈规旧矩时，一些知识分子将他们对古代经典的理解扩展成了社会再生的普遍展望。

　　古代——这些学者开始宣称——是一个外国。古罗马是非凡智慧和美德之地，但是野蛮的“中世纪”在那时和现代之间进行了干扰，破坏了一切。知识分子们提议，意大利新形成的自由城邦向前进的唯一方式是向后看：它们必须建设一座通向过去的桥梁，因而古人的智慧可以再生，而人性能够得以完善。

　　学识和艺术可以是这座桥梁。通过细查修道院以寻找遗失的手稿，以及象罗马人那样严谨地学习拉丁语，学者们可以象罗马人那样思考，象他们那样讲话；于是，真正的人文学者（humanist）（再生的人们如是称呼自己）会重新获得古人的智慧。类似的，通过翻寻罗马遗迹，建筑师可以学习重新创造古代的有形世界，建筑可以塑造高尚品德的教堂和宫殿。画家和音乐家没有罗马的遗物可以研究，就尽己所能猜测古代的榜样；统治者迫切希望自己被视为在完善世界，聘用人文学者作顾问，委任艺术家使他们名垂千古，并搜集古罗马时期的物品。

　　文艺复兴的奇特之处是，这个试图重建古代的明显复古的努力实际上产生了一种发明和开放性的探究、极其非传统的文化。当然有保守的声音，这将一些较激进的思想家（例如马基雅弗利）赶过去饮下被驱逐的苦酒，并威慑其他一些人（例如伽利略）保持沉默，但是几乎没有减弱新观念的要旨。

　　回报是惊人的。通过将学术、艺术和工艺相互联系在一起，并比照古代加以评估，象米开朗琪罗那样的“多才多艺者”（Renaissance men）使它们同时发生了巨大变革。有一些令人称奇的人物，例如利昂·拜提斯塔·阿尔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他们的发明和创立理论同样精彩；而象达芬奇那样最伟大的人物，从肖像画法到数学无一不精。他们富有创造性的头脑轻松游走于画室和权力中心之间，在创立理论的时候抽时间统领军队、担任公职，并向统治者提供建议（除了写作《君主论》，马基雅弗利还写了他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喜剧）。参观者和移民将佛罗伦萨为中心的文艺复兴新思想传播远至葡萄牙、波兰和英国，在那里具有明显地方特色的文艺复兴蓬勃发展。

　　毫无疑问，这是历史上最惊人的时期之一。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人并未再创造罗马——甚至在1500年，西方的社会发展仍然比一千五百年前罗马的高峰期整整低了十分。比起罗马帝国的全盛时期，现在更多的意大利人能识字，然而欧洲最大的城市只有古罗马的十分之一；欧洲士兵尽管装备了枪支，想胜过恺撒的军团仍需想方设法；而欧洲最富有的国家并没有罗马最富有的省份高产。但是，如果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人确实给西方文化带来了全面的革命性剧变，从而使得欧洲在全世界与众不同，并激励了西方探险家征服美洲而保守的东方人呆在家里，那么这些数量上的差异就未必很要紧。

　　我感觉，中国的知识分子听到这个说法时会感到十分惊讶。我可以想象到，他们放下砚台和毛笔，向想象出这个理论的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学家耐心解释说，十二世纪的意大利人并不是对其近代历史感到失望、并寄望于古代以便完善现代的第一人。中国的思想家们——就象我们在第七章看到的——在四百年前就做了十分相似的事情，他们回顾佛教之前的时期以便在汉朝的著作和绘画中间寻得出众的智慧。意大利人将古代变成了社会再生的方案，然而中国人在十一世纪就已经这么做了。1500年的佛罗伦萨充斥着轻松游走于艺术、文学和政治的天才，然而1100年的开封亦然。达芬奇的渊博学识真的比沈括的更令人惊奇吗？沈括的著述涵盖农业、考古学、制图学、气候变化、古典文学、人种论、地质学、数学、医学、冶金学、气象学、音乐、绘画和动物学。和佛罗伦萨的任何发明家一样，沈括对机械技术同样轻松自如；他解释了运河水闸和活字印刷的运行方式，设计了一种新型的水钟，建造了可以排干十万英亩（六十万七千亩）沼泽地的泵。他和马基雅弗利同样多才多艺，任职提举司天监为国效力，并和游牧民议定条约。达芬奇一定会感到钦佩的。

　　如果中国在四个世纪之前就已经有了自己的一次极为相似的复兴，那么文艺复兴将欧洲带上独特之路的这个十九世纪的理论看来就不太具有说服力。这样的结论可能更合乎情理，即中国和欧洲都有着文艺复兴，这和两者都有着第一和第二波轴心思想的原因是一样的：因为每个时代都得到了需要的思想。聪明、受过教育的人们认真考虑他们面对的问题，而如果他们面临类似的问题，他们就会提出类似的一系列回应，不管他们身处何时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