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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报告认为，十年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继续推进”，党的建设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这就涉及一个问题：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表现在哪里？

一些人大肆吹嘘这些年抓了越来越多的贪腐大案，处理了越来越多的腐败分子，以此来证明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但是，和新中国的前30年腐败现象基本绝迹相比，这能证明反腐能力的提高吗？惩罚的腐败分子越来越多，难道不是从另一个方面表明遏制不住腐败增多的势头吗？

他们大肆吹嘘这些年出台了越来越多的法律，严惩了越来越多的犯罪分子，以此来证明党的战斗力的增强。但是，和新中国前30年那种良好的治安环境及社会风气相比，这能证明维稳能力的增强吗？惩罚的犯罪分子越来越多，难道不是从另一个方面表明遏制不住治安的持续恶化吗？

他们极力宣扬这些年发展了越来越多的党员，建立了越来越多的党组织，以此来证明党的建设的加强。但是，和新中国前30年那种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及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相比，这能证明党的建设加强了吗？补课派特别是西化派都越来越嚣张，难道不是从另一个方面表明党的建设被削弱了吗？

根本性的问题是，能不能说共产党不再做革命党了。多年来流行的说法是，共产党要由革命党变成执政党。这实质上是说，革命早已结束了，共产党不应再领导革命了。怎么看待这个说法呢？

共产党是以彻底消灭剥削和压迫、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党，在这之前，它必然会一直坚持革命斗争。当然，革命有暴力革命和非暴力革命的不同，但是经济革命、文化革命、思想革命都是革命，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最基本的常识；一直都是全中国和全世界所有人的共识，一直都是没有人提出过疑问的事实。例如马克思历来强调：“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62 页]连党的十一六中全会决议都说：“社会主义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逐步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我们现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进行的斗争，正是这个伟大革命的一个阶段。这种革命和剥削制度被推翻以前的革命不同，不是通过激烈的阶级对抗和冲突来实现，而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这个转入和平发展时期的革命比过去的革命更深刻，更艰巨，不但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完成，而且仍然需要许多代人坚持不懈、严守纪律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现在一些人不仅公开提出“以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为着眼点”，来“扬弃革命思维”，而且大肆宣扬“中国已经没有能够构成阶级的非人民”，“鲜明而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不再，强化信仰的环境消除”[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人民论坛杂志，2012年10月10日]。这是不是主张把共产党演变成戈尔巴乔夫那种修正主义党呢？这样一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原理，就被看成过时的甚至左倾的东西；坚持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真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就被看成僵化、保守、极左分子；主张产权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政府职能最小化的新自由主义，就被看成新潮的、现代的、与时俱进的东西；坚持搞补课式、西方化改革的瘟神们，就被看成思想解放、勇于创新、敢于杀出一条血路的改革家了。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我们党一直是禁止不放弃剥削行为的人入党的。例如1952年6月9日的中央文件强调：“如果他们不愿意放弃剥削行为，则应无条件地开除其党籍。”1956年9月16日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指出：“党员必须是从事劳动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人。” 1989年8月28日中央在《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中强调：“私营企业主同工人之间实际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不能吸收私有企业主入党”，因为， “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不是全民党，在党的性质上不能有任何含糊。” 当时党的最高领导人也说：“我们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如果让不愿意放弃剥削、依靠剥削生活的人入党，究竟要建成一个什么党？” 但是后来却大量吸收私营企业主即资本家入了党。“2004年资本家中的共产党员比例进一步上升到33.9％”[李成瑞，东方红文粹，2012年7月]。党章也把共产党由工人阶级先锋队，加上了同时是“中国人民的先锋队、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不是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不仅已变成全民党，而且变成了民族党呢？

    当前，对党的执政能力是否提高的一个重大考验，就是敢不敢对“大领导”进行审计和问责。十八大报告提出，要“严格规范权力行使，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不管涉及什么人，不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惩不贷。” 因此，我们应当通过批评建议、追究责任等多种形式，搞清他的下列问题：

    1、不顾宪法关于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明确规定，以改革为名推动私有和外资经济占据了主体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大讲“要打破国企的垄断”，极力推动私企[实质上是外资]进入铁路等行业，进一步瓜分已所剩无几的国有企业：多年来一直公开大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30年不变，50年不变，永远不变”，并且推行土地自由流转，可见他实质上是把美国式的家庭农场当作了理想模式。如此公开、疯狂地进一步瓦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显然正如中国国资委说的那样， “违反宪法，涉嫌颠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2、在他的掌控下，中国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主要买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债券。多方面的事实证明，这些钱[全国平均每人约1.5万元人民币]相当部分已打水漂了。可在美国发生经济危机后，他却说“相救如左右手”，要以“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的态度去挽救。因此，美国评选10名对美国经济贡献最大的人物，其中唯一的外国人就是他。

    3、他在今年两会上答记者问时说：“阿拉伯人民追求民主的诉求，必须得到尊重和切实的回应，而且我以为，这种民主的趋势是任何力量不可阻挡的。”在回答 “什么时候中国的老百姓才能够通过这种竞争性、直接性的选举选出他们的领导人”的问题时，他说群众“能够管好一个乡，就能够管好一个县的事情。我们应该按照这条道路鼓励群众大胆实践，并且在实践中使他们受到锻炼。我相信，中国的民主制度会依照中国的国情循序渐进地得到发展。这也是任何力量所阻挡不住的。”我们都知道，中东、北非近来的战乱，主要是在西方国家的鼓动、支持下搞西方式的多党制及直选总统，而他对这种民主是充分肯定的。对于在中国直接选举包括总统在内的领导人，他又说这是任何力量所阻挡不住的。这难道不表明他主张的政治改革实质上是搞西方式的多党制和直选总统吗？

     4、《网友投票》报道：“目前投票情况：参与人数 107982，肯定毛泽东的占80.53％，这还不包括家无电脑的广大农民兄弟的民意。” 而据干部群众议论，他不仅几乎从来不肯定毛泽东思想，而且在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后8次到湖南、2次到湘潭，竟然连一次也不到韶山毛主席故居。再说，对于医疗、住房、教育的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看病难、住房难、上学难，大多数平民百姓是不满的，他却一味大讲在改革中要“坚持人言不足恤的勇气”。这样，怎么能让人民群众相信他是尊重民心民意、坚持人民民主而反对资本精英民主的？

     5、他不仅一直违背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大讲“停滞时期”、“封闭落后”、“崩溃边缘”对新中国前30年的历史功绩特别是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2％[比世界平均增长速度尤其是西方国家的速度快一倍以上]这一全世界公认的最高增速之一加以完全否定，而且通过由他的亲信掌控的人民日报评论部于今年2月23日发表“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 的文章，宣扬“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崩溃边缘，到南方谈话前的历史徘徊” [这实质上是认为“八九风波”及其之前整个国家都到了崩溃边缘，南方谈话前江泽民和党中央使历史发生了大倒退]；甚至通过他的部下及追随者在2006年的西山会议上大讲“共产党是非法组织”、“现在是以发展压改革”，在最近大造“现阶段是改革失落的十年”的舆论。这是不是对党和共和国历史的歪曲和丑化？

     6、他在今年两会期间的记者会上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明明和主张产权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政府职能最小化的新自由主义影响有关，他却根本回避，相反却说解决这些问题特别要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是不是暗含着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是上述问题的祸根的意思，暗含着把屎盆子扣到社会主义制度头上从而加以推翻的企图？

     7、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美国推行转基因计划的目的之一，是“让落后人种[包括中国人]饿死、夭折病死或失去生育能力”。转基因作为一项科技是应当研究的，但是不能在其他国家都不搞的情况下，硬搞转基因主粮商品化，把人民群众当作试验用的小白鼠。据多方面的信息，广西已出现青年人精子50％不合格，山西、吉林等地老鼠基本绝迹之类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他不仅对美国科学杂志主编说“我力主大力发展转基因工程”、公开宣布“转基因抗虫水稻、转基因玉米也已经获得生产应用安全证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8、吴邦国委员长提出要坚持“五不搞”，并公开讲这是中央的决定，可是他却公开推行否定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私有化改革，公开推行否定共产党领导地位的西化式政改。他公开提出改革的阻力是“封建残余”、“文革遗毒”，自然使人怀疑这含有对“红二代”中的优秀人才接班也包括江泽民同志在党内仍居高位不满之意，含有对唱红打黑不满之意。

     9、在他任职期间，多方面的资料显示，“三公消费”2009年便超过了9000多亿元；官员人数每年增加一百多万；每年新产生的犯罪分子达百万左右；物价一再突破他承诺的底线；国务院部委高官接连腐败落马；毒奶粉、地沟油、因强拆导致的百姓自焚事件屡屡发生；汶川在有人预报却在有关部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发生特大地震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惨痛损失，事隔不久又在有关部门“近期不会有破坏性地震”的声浪中发生了玉树地震；基尼系数一路飙升，突破国际上公认的警戒线，贫富差距居于世界前列，等等。在大量客观事实面前，他根据什么在今年两会期间的记者会上敢说自己“ 没有因为不负责任而造成任何一件事情上的失误”？

    10、民间传说[包括网文]他的家人拥有27美元的巨额资产。他曾协助中国平安保险集团渡过难关，其亲人获得价值几十亿元的股权。他的儿子温云松是以英国汇丰银行为后台的平安保险公司的后台，有资产70多亿元，后来又变成特大型中央国有企业中国卫星通讯公司这一掌管北斗导航系统的极其重要企业的董事长；他的叔父温世珍在日本占领时期曾任天津伪市长，是个被人民政权处以死刑的大汉奸；他的夫人张培莉曾任中国珠宝协会副主席和中国唯一的上市珠宝企业北京戴梦得宝石集团的总裁。在文革中，“大领导”先干“造反派”——参加了“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注：就是这个“东方红”，文革中第一个冲击地质部、砸抢档案库、四次揪斗部长何长工、1967年元旦绑架殴打揪斗薄一波，首开冲击国家机关的记录，打响了全国冲击政府机关打砸抢狂潮的第一枪]，他和季羡林参加的北大“井冈山”都属于当时北京最激进、最有名的两大“造反派”之一的“地派”。他如今反文革、闹改革有多来劲，当年闹文革就有多来劲，一切服从剧情的需要 —— 影帝炉火纯青的精湛表演技艺哪儿来的？文革起就当变色龙两面派、几十年的见风使舵历炼出来的。面对这些民间传说，他在今年两会期间的记者会上大讲“在我担任总理期间，确实谣诼不断，我虽然不为所动，但是心里也不免感到有些痛苦。这种痛苦不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痛苦，而是我独立的人格不为人们所理解，我对社会感到有点忧虑。我将坚持人言不足恤的勇气，义无反顾地继续奋斗”。这或明或暗地表示，民间传说都是“谣诼”即谣言、诽谤，而他虽然“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但也不感到痛苦，痛苦的是人民不理解他的独立人格、社会对他的不公。并且，他发誓“将坚持人言不足恤的勇气，义无反顾地继续奋斗”，就是说，人民群众这些议论都是屁话，他想怎么干还怎么干。更令人震惊的是，他竟敢表白：“为国家服务整整45年，我为国家、人民倾注了我全部的热情、心血和精力，没有谋过私利。我敢于面对人民、面对历史。” 这是不是嚣张、顽固的表现呢？

不难看出，搞清他的问题，该追究时敢于追究他的责任，给全国人民一个应有的交代，对于反腐除奸，整党正本等等，都将是一个重要突破口。打好这一仗，对于树立党的威信，取信于民，都具有特殊意义。否则，它将是一块特大绊脚石，拦住我们前进之路。何去何从，人们正拭目以待。

第九，真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区别是什么？

十八大报告强调：“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11月29日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党同志必须牢记，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下去。……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既然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所以能发展中国的，只能是真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要搞这种社会主义，首先必须区分真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么，区分真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标准是什么呢？党的文献一直公开讲并得到社会公认的主要是以下三条：经济上坚持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政治上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思想文化上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归结到一点，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如果否定或者口头上承认但实质上背弃了这三条，从而造成了两极分化；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社会风气特别是党风长期地持续坏下去，就是搞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然，这个标准实质上就是道路实践标准。

用这个标准来检验，现在的制度实质上已基本变成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制度。因为铁的亊实证明，私有制已取代公有制居于主体地位，按资分配已取代按劳分配居于主体地位；人民群众已由主人公变成弱势群体，共产党已由工人阶级政党基本上变成了全民党、民族党。

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特色”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最基本的是在于它的附庸性。对于资本主义复辟后中国社会的性质，毛主席早有定论。他不仅一直讲资本主义道路以前走不通，现在也走不通，并且在1965年非常明确地强调：“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还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前奏》，第16页]。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的21个被西方国家控制；明明知道美帝国主义等西方国家不会偿还却仍然坚持将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绝大部分都买了它们的债券；“几乎中国所有的国内或国外政策都深受美国影响，基本上所有的政策都要考虑美国的反应，这是我国决策的一条隐形线索”[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乔良，乌有之乡网，2009年7月18日]；美国公开宣称，已出现的“中美国”就是“依附于美国的中国经济体”[华盛顿邮报，2008年9月21日]；他们极力推行的“中美共治”，则要使中国在经济附庸的基础上进一步变成政治上的附庸等等客观事实，都证明毛主席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只是这种附庸资本主义，由于依然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因而应当象毛主席当年把苏联叫做社会帝国主义那样，把当前的中国叫做社会附庸资本主义。也就是说，它是半殖民地[新型殖民地]、半修正主义并带有封建因素的资本主义。

这一观点，已得到越来越多同志的赞同。刘日新同志认为，中国“实际上变成了畸型的附庸化的殖民地经济”[东方红文粹，2012年9月]。原中流杂志社常务副社长孙瑞林同志说：“所谓世界经济一体化，已经把中国带进了附庸化的牢笼，连领土和主权都保不住了。”[东方红文粹，1012年8月]原化工部长秦仲达同志指出，中国经济已经变成了“殖民地经济”[同上]。不少西方国家的有识之士，也承认这一点。例如法国总统经济顾问阿塔利最近在《国家的破产》一书中指出：“月收入不足1000欧元的中国人，却将省吃俭用的血汗钱供养着收入10倍于己的美国人。”[转引自东方红文粹，2012年9月] 今年1月中信出版社中译出版的英国著名人士吉迪恩《世界30年》揶揄道：“阿富汗战争的开支刷的是中国的信用卡，2008年中国认购了将近3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而五角大搂的年度预算也只有6000亿美元多一点”。甚至官方喉舌对此也直言不讳，例如《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说，中国已“锐变为以美国为首资本主义新世界体系里可以呼风唤雨的第二大经济体”。

用这个标准来检验，当前所走的道路实质上也已基本上变成中国特色资本主义道路。前面所列举的社会已出现两极分化；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社会风气特别是党风长期地持续恶化的大量事实，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用这个标准来检验，当前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理论”实质上是右倾机会主义理论。十八报告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演变成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甚至附庸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得逞，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在于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实质上变成了 “补资本主义课阶段论”。这种理论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为什么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是因为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要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论断绝对化，当作僵化的教条生搬硬套，认为既然中国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完整发展的阶段，既然资本主义有利于生产力快速发展，既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国家政权稳定的基础，那末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旗帜实质上搞点补课也是有利的。正因为这样，时任中共中央农村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才敢于公开宣扬：“为了保持政策口号的延续性，回避极左派的‘文革’式攻击，我们可以采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旗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等过渡性口号，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在现阶段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也就是新式资本主义社会”。

历史事实证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决不应当补资本主义这一课。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又作出进一步的论证：“大工业、大银行、大商业，不管是不是官僚资本，……只要一没收，它们就属于社会主义部分。我们国家银行的资本，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民在土地改革后搞合作社，要看在谁的领导之下，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就是资本主义的；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就是社会主义的。”据此，他认为，说我们的社会经济是“新式资本主义”，是不妥当的。建国初期毛主席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头落空”。毛主席这个主张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因为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毛主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革命辩证法，建国后不失时机地将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领导我们党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在人口众多，经济落后，情况复杂的国家，实现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伟大变革，不但社会秩序没有发生动荡，而且生产还持续增长，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可见，这场社会主义革命是完全正确的。

实际上，正是马克思非常明确地指出像俄罗斯这类国家是可以跨越“卡夫丁狭谷”即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的。并且，美国这类囯家，则是没有经历封建社会阶段而直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在苏联建国初期，列宁彻底批驳了伯恩斯坦、考茨基等老修正主义者的“庸俗生产力论”，在《论俄国革命——评尼•苏哈诺夫的札记》一文中对俄国十月革命夺取政权后走向一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作了论述。他说：“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他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顺序上表现出来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这开创了一条避免走向资本主义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从而为东方和亚洲以及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树立了榜样。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道路、制度”都是站不住脚的。既然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非常不容易；既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是真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然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那么，我们就一定要下定决心，排除万难，通过一场以共富改革为核心的新的科学改革，革除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回归真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十，“24字方针”为什么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赞同？

乌有之乡近年提出的抗美救国，转型备战，反腐除奸，整党正本，大众民主，共同富裕“24字方针”，是在几年前提出的“反帝反修反腐败，救党保国为人民”方针基础上，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讨论修改逐步形成的。

之所以把“抗美救国，转型备战”放在前面，是在于如毛主席所说：“半殖民地的国家如中国，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呈现着复杂的情况”。今天的中国社会附庸资本主义，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关系的情况也相当复杂。它当然具备一般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其中包括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一点。但是，在一定时期内和特殊情况下，它的附庸特色也会表现得比较突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内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矛盾地位，中国人民和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的地位，也会上升。民族资产阶级则由于具有两面性，决定我们要像毛主席指出的那样在一定阶段把他们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争取使其参加反帝保国统一战线。同时，现阶段战争的形式也更加多样化。苏东剧变，当然内因是根据，但外因则是条件。就外因来说，我们不仅要看到苏联不是在军事入侵中而是在没有硝烟的冷战中被美国等西方国家打败的，而且要看到转基因主粮化实质上是美帝国主义发动的一场生化战，同时美国公开宣布网络攻击是一种战争行为。并且，要看到美国1999年公然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2001年用侦察机在中国周边撞落解放军战斗机；2008年策动藏区骚乱；2009年不仅在新疆煽动大规模屠杀事件，而且随后在背后支持日本占领我国的钓鱼岛，支持多国侵占我国的南沙诸岛，显然实质上都是一种军事侵略行为。可见，美帝国主义不仅对我国人民剥削、掠夺最重，而且对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威胁最大。同时，它还是中国极右派即西化卖国续集团的最大后台老板。魏巍同志说：“修正主义集团与极右派的主要区别是，他们还戴着共产党的帽子，穿着共产党的外衣，有时还做些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而极右派如果上台，那就会撕去一切伪装，对共产党就会是血腥凶残地镇压。”不难看出，他认为西化卖国集团是国内当前最凶恶的敌人。这就要求我们必然充分重视抗美救国，转型备战。

之所以主张“反腐除奸，整党正本”，是在于反腐本身是包含着反对政治上、思想上的腐败即修正主义的；除奸则是要清除西化派、补课派。正如毛主席所说，修正主义者都是亲美派，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往往都是内奸。整党正本本身主要是指清除党内的官僚资产阶级特别是买办资产阶级，使党重新回到真共产党轨道上来。这就决定马列毛派共产党人和假共产党员之间必然有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幻想不经过斗争他们便会和平过渡回来，那是货真价实的改良主义即右倾机会主义，必然葬送革命亊业。并且，在今后10年这个关键时期里，鉴于苏联解体时虽然82％的人民群众不赞成搞垮社会主义祖国，但由于76％的高级干部倾向资本主义，便利用手中的权力使悲剧得以发生，因而我们要战胜党内的官僚资产阶级，必须批判资本精英主义，揭露它的实质是维护极少数人的私利，损害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指出精英民主，实质上是精英专政；高级干部是个特别容易变质的集团，而人民大众尤其是工人阶级，则是最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群体。所以，我们要特别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把发动人民群众作为重中之重。

之所以把“大众民主”这个概念吸纳进“24字方针”，是在于毛主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论述，一直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文化，也是人民大众的文化。毛主席说：“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 这里所说的“大众”，便是“人民大众” 的缩语。同时，这也有针对西化派以普世价值为指导推行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即实质上1％剥削、压迫99％的“精英民主”的。并且，毛主席所说的大民主，实质上就是人民大众的民主运动，是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管理国家和社会权力的运动。我们正是在这种特定意义上，赞成使用“大众民主”这一概念的。现在已有一些同志提出还是“人民民主”这个概括好，我也觉得有道理。但还要在听取更多人的意见后，再进行修改。

之所以将“共同富裕”列入，是在于尽管这个概念近30多年作为改革的一个根本目标任务讲得不少，但实际上以产权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政府职能最小化这种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改革，恰恰是造成两极分化的根源。正因为这样，我们以毛主席关于共同富裕的论断为武器，利用这个口号揭露、批判私有化造成两极分化的罪恶，便使卖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都受到沉重打击。当然更根本的是在于，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的普遍愿望和根本利益的要求。

根据现阶段的现实需要提出的“24字方针”，属于实现复兴社会主义多个阶段中的第一阶段的主张。而复兴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说，我们是把现阶段的斗争作为这场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步的。这种主张，显然不属于改良主义。相反，不认清当前中国的附庸资本主义性质，忘记毛主席关于中国搞资本主义只能变成西方国家附庸的论断，把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当作教条，硬套当前的附庸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特殊革命，则是受到教条主义思想影响的表现，不加以纠正，是不利于革命事业的。当然，在以后的历史阶段里，我们要依据毛泽东思想和新的实践，全面推进复兴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这就是说，我们既要坚持新中国前30年的基本制度，又不可照搬过去的一切；既要批判邪路派，又不能全盘否定近30多年里人民群众的劳动创造；既要继承、发扬革命传统，又要勇于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革创新。

“24字方针”这一最低纲领的理论基础，是新民本主义论。毛主席关于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合乎人民利益、得到群众拥护是衡量我们工作的最高标准；人民民主是我们避免陷入政权兴亡周期律的新路；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论断，实质上是提出了并要求我们坚持革命民本主义观。确实，我国古代就有人提出过民为邦本，但和我们今天所说的以民为本，显然有本质上的不同点。所以，应当像毛主席当年把我们党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叫做新民主主义革命那样，把我们今天坚持的民本主义叫做新民本主义或革命民本主义。这指的是不同于历史上的民本主义的属于社会主义革命性质和阶段的民本主义。概括地说，就是要坚持民有、民生、民主、民力、民族。

这里所说的民生，就是要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党和政府的根本宗旨，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提出和坚持以下基本观点和指导思想：民生是发展的目的；不以民生为导向的发展是歪道理，为极少数剥削者谋私利的发展是坏道理；民生是发展的硬道理，以民生为导向的发展才是真正的硬道理。

这里所说的民有，就是要实行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它是实行按劳分配、避免两极分化的基础和保证。而私有制及其所决定的按资分配，则是产生两极分化、腐败现象等等的根源。因此，真正防止两极分化、反对腐败变质，最根本的是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由于现在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已被私有制取代，当前的任务是尽快恢复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并根据条件逐步向全面的全民所有制过渡。

这里所说的民主，最基本的就是要推进社会主义大众民主，抵制和反对否定大众民主的“精英民主”。在当前推进大众民主，重点应包括扩大人民管理国家[例如使本身是普通工农兵学商的人大代表，恢复到建国前30年在各级人大特别是全国人大代表中占60％以上的比例，并确保多数代表不仅有直接选举而且有直接罢免国家领导人之权]的权力；在国家主流媒体上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特别是西化卖国集团的权力；利用网络和大呜、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批评和监督各级干部的权力，等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本身就要求一方面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一方面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

这里所说的民力，就是真正把人民作为创造历史的动力。邪路派之所以坚持精英民主而不搞大众民主，之所以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实质上认为剥削阶级的精英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人民群众只不过是阿斗式的群氓。把科技当作第一生产力而不讲人民群众在生产力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与此有关。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在生产力中也是这样。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民群众是最基本、最强大的生产力。明确这一点，才能把社会历史发展中人民的决定作用和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真正统一起来。

这里所说的民族，指的是坚持毛主席所说的革命民族主义。在当前坚持革命民族主义，就是要把打垮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即西化卖国集团作为打倒邪路派的突破口，防止和粉碎“颜色革命”，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捍卫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并进而通过打倒邪路派来救党保国。

实践已经证明并将会进一步证明，只有坚持革命民本主义，才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战胜西化派以及补课派，为复兴社会主义创造条件。坚持革命民本主义，必须通过迅猛掀起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澄清大是大非；摸准多数群众的思想脉搏，从而采取最有利的办法和措施；骨干分子要以自己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实际行动感动和带领人民群众；提出一些有利于动员群众的口号，例如：“采取真正管用的办法反腐败，三年内让群众看到明显的成果”、“坚决反对分配不公，尽快使人民群众的收入增3倍”、“打倒不法开发商，确保人人有住房”，等等。坚持“兵民是胜利之本”，必须切实加强左派内部的团结尤其是军民团结；必须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把自己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

当前实行“24字方针”，要注意以下几点：

[1]要把爱国主义的口号喊得最响。这一口号最得民心，最能吸引所有爱国者参加斗争，最有利于争取多种政治派别加入统一战线，因而能形成最强大的力量。这也就是说，它最有利于推进“抗美救国，转型备战”。

[2]要充分利用近年可能进行整党的机遇，大造舆论，在思想理论对“补课式改革有利论”、“普世价值合理论”之类谬论进行一次更全面、系统、彻底的批判，以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普遍喊响“怀念毛主席，纯洁共产党”的口号，使毛泽东热持续地大幅度升温；大力推动对邪路派特别是西化卖国分子的清除，尽可能地增强党组织的纯洁性；努力做到既不犯左倾幼稚病，又不得右倾依赖症，积极促成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意见办，只要你做的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支持，只要是错误的东西，我们就坚决地纠正和批判，决不能让它自由泛滥的氛围。贯彻落实“反腐除奸，整党正本”的方针，显然需要我们更广泛、深入地做艰苦细致的工作，但利用好整党这一机会，显然有助于这一方针的落实。

[3]为了推进大众民主即人民民主，我们应当不惜千方百计、不怕千辛万苦地去给平民百姓办实亊、做好事，象重庆的周老师说的那样，做群众信任的、有大事就找你商量的人；应当象甘肃的南飞雁网友说的那样，极力推动网络民主、基层民主和人民群众维护正当权利的斗争，并大力发展既能给群众带来实惠又有利于使他们增强集体意识、爱国意识的合作经济；应当充分认识到街头民主运动，是马列毛派和人民群众、体制内外两种力量、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好途径，因而是最有利、有力、有效的的斗争形式之一。我们有理由相信，象“9月爱国运动”那样的街头斗争，有成千万人参加并坚持持久战之日，便是复兴社会主义事业取得重大胜利之时。

[4]为了切切实实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我们要大张旗鼓地宣传和促进以进一步树立共同富裕思想为重要内容的新一轮思想解放；以“共富改革”为重要内容的新一轮科学改革；以人民为本为核心理念的新一轮科学发展；以清除邪路派特别是其中的西化卖国分子为重点的新一期党建伟大工程；以破除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回归真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内容的新一轮拨乱反正。
这里所列举的民众十问，只是我们了解到的部分群众的提问。显然，迫切需要让更多的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知道这件事，以听取他们的意见，反映他们的愿望和要求。这样才能做到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对的，改正错的，使我们的事业更加兴旺发达。

本文第一部分:

十八大报告：民众十问（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