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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報告認為，十年來“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繼續推進”，黨的建設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這就涉及一個問題：黨的執政能力和先進性表現在哪裡？

一些人大肆吹噓這些年抓了越來越多的貪腐大案，處理了越來越多的腐敗分子，以此來證明黨的執政能力的提高。但是，和新中國的前30年腐敗現象基本絕跡相比，這能證明反腐能力的提高嗎？懲罰的腐敗分子越來越多，難道不是從另一個方面表明遏制不住腐敗增多的勢頭嗎？

他們大肆吹噓這些年出台了越來越多的法律，嚴懲了越來越多的犯罪分子，以此來證明黨的戰鬥力的增強。但是，和新中國前30年那種良好的治安環境及社會風氣相比，這能證明維穩能力的增強嗎？懲罰的犯罪分子越來越多，難道不是從另一個方面表明遏制不住治安的持續惡化嗎？

他們極力宣揚這些年發展了越來越多的黨員，建立了越來越多的黨組織，以此來證明黨的建設的加強。但是，和新中國前30年那種黨組織的戰鬥堡壘作用及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相比，這能證明黨的建設加強了嗎？補課派特別是西化派都越來越囂張，難道不是從另一個方面表明黨的建設被削弱了嗎？

根本性的問題是，能不能說共產黨不再做革命黨了。多年來流行的說法是，共產黨要由革命黨變成執政黨。這實質上是說，革命早已結束了，共產黨不應再領導革命了。怎麼看待這個說法呢？

共產黨是以徹底消滅剝削和壓迫、實現共產主義為最終目標的黨，在這之前，它必然會一直堅持革命鬥爭。當然，革命有暴力革命和非暴力革命的不同，但是經濟革命、文化革命、思想革命都是革命，一直是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原理、最基本的常識；一直都是全中國和全世界所有人的共識，一直都是沒有人提出過疑問的事實。例如馬克思歷來強調：“這種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斷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這種專政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達到消滅這些差別所由產生的一切生產關系，達到消滅和這些生產關係相適應的一切社會關係，達到改變由這些社會關係產生出來的一切觀念的必然的過渡階段。”[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462 頁]連黨的十一六中全會決議都說：“社會主義不但要消滅一切剝削制度和剝削階級，而且要大大發展社會生產力，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並在這個基礎上逐步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逐步消滅一切主要由於社會生產力發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會差別和社會不平等，直到共產主義的實現。這是人類歷史上空前偉大的革命。我們現在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進行的鬥爭，正是這個偉大革命的一個階段。這種革命和剝削制度被推翻以前的革命不同，不是通過激烈的階級對抗和衝突來實現，而是通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有領導、有步驟、有秩序地進行。這個轉入和平發展時期的革命比過去的革命更深刻，更艱巨，不但需要很長的歷史時期才能完成，而且仍然需要許多代人堅持不懈、嚴守紀律的艱苦奮鬥，英勇犧牲。”現在一些人不僅公開提出“以中國共產黨由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為着眼點”，來“揚棄革命思維”，而且大肆宣揚“中國已經沒有能夠構成階級的非人民”，“鮮明而不可調和的階級鬥爭不再，強化信仰的環境消除”[國防大學教授公方彬，人民論壇雜誌，2012年10月10日]。這是不是主張把共產黨演變成戈爾巴喬夫那種修正主義黨呢？這樣一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革命原理，就被看成過時的甚至左傾的東西；堅持繼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真共產黨人和人民群眾，就被看成僵化、保守、極左分子；主張產權私有化、完全市場化、政府職能最小化的新自由主義，就被看成新潮的、現代的、與時俱進的東西；堅持搞補課式、西方化改革的瘟神們，就被看成思想解放、勇於創新、敢於殺出一條血路的改革家了。

    更深層次的問題是，我們黨一直是禁止不放棄剝削行為的人入黨的。例如1952年6月9日的中央文件強調：“如果他們不願意放棄剝削行為，則應無條件地開除其黨籍。”1956年9月16日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指出：“黨員必須是從事勞動不剝削他人勞動的人。” 1989年8月28日中央在《關於加強黨的建設的通知》中強調：“私營企業主同工人之間實際存在着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不能吸收私有企業主入黨”，因為， “黨是工人階級先鋒隊，不是全民黨，在黨的性質上不能有任何含糊。” 當時黨的最高領導人也說：“我們黨是工人階級先鋒隊。如果讓不願意放棄剝削、依靠剝削生活的人入黨，究竟要建成一個什麼黨？” 但是後來卻大量吸收私營企業主即資本家入了黨。“2004年資本家中的共產黨員比例進一步上升到33.9％”[李成瑞，東方紅文粹，2012年7月]。黨章也把共產黨由工人階級先鋒隊，加上了同時是“中國人民的先鋒隊、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這不是意味着中國共產黨不僅已變成全民黨，而且變成了民族黨呢？

    當前，對黨的執政能力是否提高的一個重大考驗，就是敢不敢對“大領導”進行審計和問責。十八大報告提出，要“嚴格規範權力行使，加強對領導幹部特別是主要領導幹部行使權力的監督。……不管涉及什麼人，不論權力大小、職位高低，只要觸犯黨紀國法，都要嚴懲不貸。” 因此，我們應當通過批評建議、追究責任等多種形式，搞清他的下列問題：

    1、不顧憲法關於必須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的明確規定，以改革為名推動私有和外資經濟占據了主體地位。在這種情況下他仍然大講“要打破國企的壟斷”，極力推動私企[實質上是外資]進入鐵路等行業，進一步瓜分已所剩無幾的國有企業：多年來一直公開大講“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30年不變，50年不變，永遠不變”，並且推行土地自由流轉，可見他實質上是把美國式的家庭農場當作了理想模式。如此公開、瘋狂地進一步瓦解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顯然正如中國國資委說的那樣， “違反憲法，涉嫌顛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2、在他的掌控下，中國3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主要買了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債券。多方面的事實證明，這些錢[全國平均每人約1.5萬元人民幣]相當部分已打水漂了。可在美國發生經濟危機後，他卻說“相救如左右手”，要以“救美國就是救中國”的態度去挽救。因此，美國評選10名對美國經濟貢獻最大的人物，其中唯一的外國人就是他。

    3、他在今年兩會上答記者問時說：“阿拉伯人民追求民主的訴求，必須得到尊重和切實的回應，而且我以為，這種民主的趨勢是任何力量不可阻擋的。”在回答 “什麼時候中國的老百姓才能夠通過這種競爭性、直接性的選舉選出他們的領導人”的問題時，他說群眾“能夠管好一個鄉，就能夠管好一個縣的事情。我們應該按照這條道路鼓勵群眾大膽實踐，並且在實踐中使他們受到鍛煉。我相信，中國的民主制度會依照中國的國情循序漸進地得到發展。這也是任何力量所阻擋不住的。”我們都知道，中東、北非近來的戰亂，主要是在西方國家的鼓動、支持下搞西方式的多黨制及直選總統，而他對這種民主是充分肯定的。對於在中國直接選舉包括總統在內的領導人，他又說這是任何力量所阻擋不住的。這難道不表明他主張的政治改革實質上是搞西方式的多黨制和直選總統嗎？

     4、《網友投票》報道：“目前投票情況：參與人數 107982，肯定毛澤東的占80.53％，這還不包括家無電腦的廣大農民兄弟的民意。” 而據幹部群眾議論，他不僅幾乎從來不肯定毛澤東思想，而且在擔任黨和國家領導人後8次到湖南、2次到湘潭，竟然連一次也不到韶山毛主席故居。再說，對於醫療、住房、教育的市場化改革帶來的看病難、住房難、上學難，大多數平民百姓是不滿的，他卻一味大講在改革中要“堅持人言不足恤的勇氣”。這樣，怎麼能讓人民群眾相信他是尊重民心民意、堅持人民民主而反對資本精英民主的？

     5、他不僅一直違背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通過大講“停滯時期”、“封閉落後”、“崩潰邊緣”對新中國前30年的歷史功績特別是工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7.2％[比世界平均增長速度尤其是西方國家的速度快一倍以上]這一全世界公認的最高增速之一加以完全否定，而且通過由他的親信掌控的人民日報評論部於今年2月23日發表“寧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機” 的文章，宣揚“從改革開放之初的崩潰邊緣，到南方談話前的歷史徘徊” [這實質上是認為“八九風波”及其之前整個國家都到了崩潰邊緣，南方談話前江澤民和黨中央使歷史發生了大倒退]；甚至通過他的部下及追隨者在2006年的西山會議上大講“共產黨是非法組織”、“現在是以發展壓改革”，在最近大造“現階段是改革失落的十年”的輿論。這是不是對黨和共和國歷史的歪曲和醜化？

     6、他在今年兩會期間的記者會上說：“隨着經濟的發展，又產生了分配不公、誠信缺失、貪污腐敗等問題。我深知解決這些問題，不僅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而且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特別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分配不公、誠信缺失、貪污腐敗等問題明明和主張產權私有化、完全市場化、政府職能最小化的新自由主義影響有關，他卻根本迴避，相反卻說解決這些問題特別要進行“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這是不是暗含着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是上述問題的禍根的意思，暗含着把屎盆子扣到社會主義制度頭上從而加以推翻的企圖？

     7、越來越多的事實證明，美國推行轉基因計劃的目的之一，是“讓落後人種[包括中國人]餓死、夭折病死或失去生育能力”。轉基因作為一項科技是應當研究的，但是不能在其他國家都不搞的情況下，硬搞轉基因主糧商品化，把人民群眾當作試驗用的小白鼠。據多方面的信息，廣西已出現青年人精子50％不合格，山西、吉林等地老鼠基本絕跡之類現象。在這種情況下他不僅對美國科學雜誌主編說“我力主大力發展轉基因工程”、公開宣布“轉基因抗蟲水稻、轉基因玉米也已經獲得生產應用安全證書”，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8、吳邦國委員長提出要堅持“五不搞”，並公開講這是中央的決定，可是他卻公開推行否定公有制主體地位的私有化改革，公開推行否定共產黨領導地位的西化式政改。他公開提出改革的阻力是“封建殘餘”、“文革遺毒”，自然使人懷疑這含有對“紅二代”中的優秀人才接班也包括江澤民同志在黨內仍居高位不滿之意，含有對唱紅打黑不滿之意。

     9、在他任職期間，多方面的資料顯示，“三公消費”2009年便超過了9000多億元；官員人數每年增加一百多萬；每年新產生的犯罪分子達百萬左右；物價一再突破他承諾的底線；國務院部委高官接連腐敗落馬；毒奶粉、地溝油、因強拆導致的百姓自焚事件屢屢發生；汶川在有人預報卻在有關部門毫無防備的情況下發生特大地震給人民生命財產造成慘痛損失，事隔不久又在有關部門“近期不會有破壞性地震”的聲浪中發生了玉樹地震；基尼係數一路飆升，突破國際上公認的警戒線，貧富差距居於世界前列，等等。在大量客觀事實面前，他根據什麼在今年兩會期間的記者會上敢說自己“ 沒有因為不負責任而造成任何一件事情上的失誤”？

    10、民間傳說[包括網文]他的家人擁有27美元的巨額資產。他曾協助中國平安保險集團渡過難關，其親人獲得價值幾十億元的股權。他的兒子溫雲松是以英國滙豐銀行為後台的平安保險公司的後台，有資產70多億元，後來又變成特大型中央國有企業中國衛星通訊公司這一掌管北斗導航系統的極其重要企業的董事長；他的叔父溫世珍在日本占領時期曾任天津偽市長，是個被人民政權處以死刑的大漢奸；他的夫人張培莉曾任中國珠寶協會副主席和中國唯一的上市珠寶企業北京戴夢得寶石集團的總裁。在文革中，“大領導”先干“造反派”——參加了“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註：就是這個“東方紅”，文革中第一個衝擊地質部、砸搶檔案庫、四次揪斗部長何長工、1967年元旦綁架毆打揪斗薄一波，首開衝擊國家機關的記錄，打響了全國衝擊政府機關打砸搶狂潮的第一槍]，他和季羨林參加的北大“井岡山”都屬於當時北京最激進、最有名的兩大“造反派”之一的“地派”。他如今反文革、鬧改革有多來勁，當年鬧文革就有多來勁，一切服從劇情的需要 —— 影帝爐火純青的精湛表演技藝哪兒來的？文革起就當變色龍兩面派、幾十年的見風使舵歷煉出來的。面對這些民間傳說，他在今年兩會期間的記者會上大講“在我擔任總理期間，確實謠諑不斷，我雖然不為所動，但是心裡也不免感到有些痛苦。這種痛苦不是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的痛苦，而是我獨立的人格不為人們所理解，我對社會感到有點憂慮。我將堅持人言不足恤的勇氣，義無反顧地繼續奮鬥”。這或明或暗地表示，民間傳說都是“謠諑”即謠言、誹謗，而他雖然“信而見疑、忠而被謗”但也不感到痛苦，痛苦的是人民不理解他的獨立人格、社會對他的不公。並且，他發誓“將堅持人言不足恤的勇氣，義無反顧地繼續奮鬥”，就是說，人民群眾這些議論都是屁話，他想怎麼幹還怎麼幹。更令人震驚的是，他竟敢表白：“為國家服務整整45年，我為國家、人民傾注了我全部的熱情、心血和精力，沒有謀過私利。我敢於面對人民、面對歷史。” 這是不是囂張、頑固的表現呢？

不難看出，搞清他的問題，該追究時敢於追究他的責任，給全國人民一個應有的交代，對於反腐除奸，整黨正本等等，都將是一個重要突破口。打好這一仗，對於樹立黨的威信，取信於民，都具有特殊意義。否則，它將是一塊特大絆腳石，攔住我們前進之路。何去何從，人們正拭目以待。

第九，真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區別是什麼？

十八大報告強調：“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 習近平總書記今年11月29日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黨同志必須牢記，道路決定命運，找到一條正確的道路多麼不容易，我們必須堅定不移走下去。……每個人的前途命運都與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緊密相連。國家好，民族好，大家才會好。”既然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所以能發展中國的，只能是真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要搞這種社會主義，首先必須區分真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那麼，區分真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標準是什麼呢？黨的文獻一直公開講並得到社會公認的主要是以下三條：經濟上堅持以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為主體；政治上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和共產黨的領導；思想文化上堅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歸結到一點，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如果否定或者口頭上承認但實質上背棄了這三條，從而造成了兩極分化；產生了新的資產階級；社會風氣特別是黨風長期地持續壞下去，就是搞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顯然，這個標準實質上就是道路實踐標準。

用這個標準來檢驗，現在的制度實質上已基本變成中國特色資本主義制度。因為鐵的亊實證明，私有制已取代公有制居於主體地位，按資分配已取代按勞分配居於主體地位；人民群眾已由主人公變成弱勢群體，共產黨已由工人階級政黨基本上變成了全民黨、民族黨。

中國特色資本主義的“特色”表現在什麼地方呢？最基本的是在於它的附庸性。對於資本主義復辟後中國社會的性質，毛主席早有定論。他不僅一直講資本主義道路以前走不通，現在也走不通，並且在1965年非常明確地強調：“我們這樣的條件搞資本主義，只能是別人的附庸。帝國主義在能源、資金等許多方面都有優勢。美國對西歐資本主義國家還既合作又排擠，怎麼可能讓落後的中國獨立發展，後來居上？”[《前奏》，第16頁]。中國28個主要產業中的21個被西方國家控制；明明知道美帝國主義等西方國家不會償還卻仍然堅持將3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絕大部分都買了它們的債券；“幾乎中國所有的國內或國外政策都深受美國影響，基本上所有的政策都要考慮美國的反應，這是我國決策的一條隱形線索”[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喬良，烏有之鄉網，2009年7月18日]；美國公開宣稱，已出現的“中美國”就是“依附於美國的中國經濟體”[華盛頓郵報，2008年9月21日]；他們極力推行的“中美共治”，則要使中國在經濟附庸的基礎上進一步變成政治上的附庸等等客觀事實，都證明毛主席的論斷是完全正確的。只是這種附庸資本主義，由於依然打着社會主義的招牌，因而應當象毛主席當年把蘇聯叫做社會帝國主義那樣，把當前的中國叫做社會附庸資本主義。也就是說，它是半殖民地[新型殖民地]、半修正主義並帶有封建因素的資本主義。

這一觀點，已得到越來越多同志的贊同。劉日新同志認為，中國“實際上變成了畸型的附庸化的殖民地經濟”[東方紅文粹，2012年9月]。原中流雜誌社常務副社長孫瑞林同志說：“所謂世界經濟一體化，已經把中國帶進了附庸化的牢籠，連領土和主權都保不住了。”[東方紅文粹，1012年8月]原化工部長秦仲達同志指出，中國經濟已經變成了“殖民地經濟”[同上]。不少西方國家的有識之士，也承認這一點。例如法國總統經濟顧問阿塔利最近在《國家的破產》一書中指出：“月收入不足1000歐元的中國人，卻將省吃儉用的血汗錢供養着收入10倍於己的美國人。”[轉引自東方紅文粹，2012年9月] 今年1月中信出版社中譯出版的英國著名人士吉迪恩《世界30年》揶揄道：“阿富汗戰爭的開支刷的是中國的信用卡，2008年中國認購了將近3000億美元的美國國債，而五角大摟的年度預算也只有6000億美元多一點”。甚至官方喉舌對此也直言不諱，例如《中國青年報》發表文章說，中國已“銳變為以美國為首資本主義新世界體系裡可以呼風喚雨的第二大經濟體”。

用這個標準來檢驗，當前所走的道路實質上也已基本上變成中國特色資本主義道路。前面所列舉的社會已出現兩極分化；產生了新的資產階級；社會風氣特別是黨風長期地持續惡化的大量事實，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用這個標準來檢驗，當前的“中國特色資本主義理論”實質上是右傾機會主義理論。十八報告說：“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依據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演變成中國特色資本主義甚至附庸資本主義，之所以能夠得逞，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就在於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實質上變成了 “補資本主義課階段論”。這種理論在幹部和知識分子中為什麼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這是因為他們把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社會發展一般要經過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的論斷絕對化，當作僵化的教條生搬硬套，認為既然中國沒有經歷過資本主義完整發展的階段，既然資本主義有利於生產力快速發展，既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國家政權穩定的基礎，那末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旗幟實質上搞點補課也是有利的。正因為這樣，時任中共中央農村研究室主任的杜潤生才敢於公開宣揚：“為了保持政策口號的延續性，迴避極左派的‘文革’式攻擊，我們可以採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旗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等等過渡性口號，但是必須清醒地看到我國在現階段是新民主主義社會，也就是新式資本主義社會”。

歷史事實證明，經濟文化落後國家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後，決不應當補資本主義這一課。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這個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階段，決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社會”。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他又作出進一步的論證：“大工業、大銀行、大商業，不管是不是官僚資本，……只要一沒收，它們就屬於社會主義部分。我們國家銀行的資本，是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民在土地改革後搞合作社，要看在誰的領導之下，在資產階級領導之下，就是資本主義的；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就是社會主義的。”據此，他認為，說我們的社會經濟是“新式資本主義”，是不妥當的。建國初期毛主席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標誌着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基本結束和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開始”。“資本主義道路，也可以增產，但時間要長，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們不搞資本主義，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會主義，那就要兩頭落空”。毛主席這個主張完全符合中國的實際，因為近代以來的歷史表明，資本主義工業化的道路在中國是走不通的。毛主席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不斷革命論與革命發展階段論相統一的革命辯證法，建國後不失時機地將新民主主義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領導我們黨開闢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在人口眾多，經濟落後，情況複雜的國家，實現從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到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偉大變革，不但社會秩序沒有發生動盪，而且生產還持續增長，市場繁榮，物價穩定，人民生活顯著改善。可見，這場社會主義革命是完全正確的。

實際上，正是馬克思非常明確地指出像俄羅斯這類國家是可以跨越“卡夫丁狹谷”即資本主義充分發展階段的。並且，美國這類囯家，則是沒有經歷封建社會階段而直接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的。在蘇聯建國初期，列寧徹底批駁了伯恩斯坦、考茨基等老修正主義者的“庸俗生產力論”，在《論俄國革命——評尼•蘇哈諾夫的札記》一文中對俄國十月革命奪取政權後走向一條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道路作了論述。他說：“既然建設社會主義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雖然誰也說不出這個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麼樣的，因為這在各個西歐國家都是不同的），我們為什麼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後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趕上別國人民呢？”他指出：“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形式順序上表現出來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這開創了一條避免走向資本主義而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道路，從而為東方和亞洲以及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樹立了榜樣。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道路、制度”都是站不住腳的。既然道路決定命運，找到一條正確的道路非常不容易；既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是真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然每個人的前途命運都與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緊密相連，國家好，民族好，大家才會好，那麼，我們就一定要下定決心，排除萬難，通過一場以共富改革為核心的新的科學改革，革除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回歸真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第十，“24字方針”為什麼得到越來越多人的贊同？

烏有之鄉近年提出的抗美救國，轉型備戰，反腐除奸，整黨正本，大眾民主，共同富裕“24字方針”，是在幾年前提出的“反帝反修反腐敗，救黨保國為人民”方針基礎上，經過廣泛徵求意見和討論修改逐步形成的。

之所以把“抗美救國，轉型備戰”放在前面，是在於如毛主席所說：“半殖民地的國家如中國，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關係呈現着複雜的情況”。今天的中國社會附庸資本主義，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關係的情況也相當複雜。它當然具備一般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特徵，其中包括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這一點。但是，在一定時期內和特殊情況下，它的附庸特色也會表現得比較突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內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矛盾地位，中國人民和以美國為首的國際金融壟斷資產階級的矛盾的地位，也會上升。民族資產階級則由於具有兩面性，決定我們要像毛主席指出的那樣在一定階段把他們作為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爭取使其參加反帝保國統一戰線。同時，現階段戰爭的形式也更加多樣化。蘇東劇變，當然內因是根據，但外因則是條件。就外因來說，我們不僅要看到蘇聯不是在軍事入侵中而是在沒有硝煙的冷戰中被美國等西方國家打敗的，而且要看到轉基因主糧化實質上是美帝國主義發動的一場生化戰，同時美國公開宣布網絡攻擊是一種戰爭行為。並且，要看到美國1999年公然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2001年用偵察機在中國周邊撞落解放軍戰鬥機；2008年策動藏區騷亂；2009年不僅在新疆煽動大規模屠殺事件，而且隨後在背後支持日本占領我國的釣魚島，支持多國侵占我國的南沙諸島，顯然實質上都是一種軍事侵略行為。可見，美帝國主義不僅對我國人民剝削、掠奪最重，而且對我國主權和安全的威脅最大。同時，它還是中國極右派即西化賣國續集團的最大後台老板。魏巍同志說：“修正主義集團與極右派的主要區別是，他們還戴着共產黨的帽子，穿着共產黨的外衣，有時還做些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而極右派如果上台，那就會撕去一切偽裝，對共產黨就會是血腥兇殘地鎮壓。”不難看出，他認為西化賣國集團是國內當前最兇惡的敵人。這就要求我們必然充分重視抗美救國，轉型備戰。

之所以主張“反腐除奸，整黨正本”，是在於反腐本身是包含着反對政治上、思想上的腐敗即修正主義的；除奸則是要清除西化派、補課派。正如毛主席所說，修正主義者都是親美派，在這個意義上說他們往往都是內奸。整黨正本本身主要是指清除黨內的官僚資產階級特別是買辦資產階級，使黨重新回到真共產黨軌道上來。這就決定馬列毛派共產黨人和假共產黨員之間必然有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幻想不經過鬥爭他們便會和平過渡回來，那是貨真價實的改良主義即右傾機會主義，必然葬送革命亊業。並且，在今後10年這個關鍵時期里，鑑於蘇聯解體時雖然82％的人民群眾不贊成搞垮社會主義祖國，但由於76％的高級幹部傾向資本主義，便利用手中的權力使悲劇得以發生，因而我們要戰勝黨內的官僚資產階級，必須批判資本精英主義，揭露它的實質是維護極少數人的私利，損害絕大多數人的利益；指出精英民主，實質上是精英專政；高級幹部是個特別容易變質的集團，而人民大眾尤其是工人階級，則是最堅定地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群體。所以，我們要特別強調兵民是勝利之本，把發動人民群眾作為重中之重。

之所以把“大眾民主”這個概念吸納進“24字方針”，是在於毛主席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論述，一直強調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新民主主義文化，也是人民大眾的文化。毛主席說：“真正人民大眾的東西，現在一定是無產階級領導的。” 這裡所說的“大眾”，便是“人民大眾” 的縮語。同時，這也有針對西化派以普世價值為指導推行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即實質上1％剝削、壓迫99％的“精英民主”的。並且，毛主席所說的大民主，實質上就是人民大眾的民主運動，是人民群眾直接行使民主管理國家和社會權力的運動。我們正是在這種特定意義上，贊成使用“大眾民主”這一概念的。現在已有一些同志提出還是“人民民主”這個概括好，我也覺得有道理。但還要在聽取更多人的意見後，再進行修改。

之所以將“共同富裕”列入，是在於儘管這個概念近30多年作為改革的一個根本目標任務講得不少，但實際上以產權私有化、完全市場化、政府職能最小化這種新自由主義為指導的改革，恰恰是造成兩極分化的根源。正因為這樣，我們以毛主席關於共同富裕的論斷為武器，利用這個口號揭露、批判私有化造成兩極分化的罪惡，便使賣國主義者、修正主義者都受到沉重打擊。當然更根本的是在於，共同富裕是人民群眾的普遍願望和根本利益的要求。

根據現階段的現實需要提出的“24字方針”，屬於實現復興社會主義多個階段中的第一階段的主張。而復興社會主義，本身就是一場社會主義革命，就是說，我們是把現階段的鬥爭作為這場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一步的。這種主張，顯然不屬於改良主義。相反，不認清當前中國的附庸資本主義性質，忘記毛主席關於中國搞資本主義只能變成西方國家附庸的論斷，把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當作教條，硬套當前的附庸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特殊革命，則是受到教條主義思想影響的表現，不加以糾正，是不利於革命事業的。當然，在以後的歷史階段里，我們要依據毛澤東思想和新的實踐，全面推進復興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這就是說，我們既要堅持新中國前30年的基本制度，又不可照搬過去的一切；既要批判邪路派，又不能全盤否定近30多年裡人民群眾的勞動創造；既要繼承、發揚革命傳統，又要勇於進行社會主義的改革創新。

“24字方針”這一最低綱領的理論基礎，是新民本主義論。毛主席關於為人民服務是黨的宗旨；合乎人民利益、得到群眾擁護是衡量我們工作的最高標準；人民民主是我們避免陷入政權興亡周期律的新路；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兵民是勝利之本的論斷，實質上是提出了並要求我們堅持革命民本主義觀。確實，我國古代就有人提出過民為邦本，但和我們今天所說的以民為本，顯然有本質上的不同點。所以，應當像毛主席當年把我們黨領導的民主主義革命叫做新民主主義革命那樣，把我們今天堅持的民本主義叫做新民本主義或革命民本主義。這指的是不同於歷史上的民本主義的屬於社會主義革命性質和階段的民本主義。概括地說，就是要堅持民有、民生、民主、民力、民族。

這裡所說的民生，就是要把為人民服務作為黨和政府的根本宗旨，把為人民謀幸福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應提出和堅持以下基本觀點和指導思想：民生是發展的目的；不以民生為導向的發展是歪道理，為極少數剝削者謀私利的發展是壞道理；民生是發展的硬道理，以民生為導向的發展才是真正的硬道理。

這裡所說的民有，就是要實行生產資料全民所有制。它是實行按勞分配、避免兩極分化的基礎和保證。而私有制及其所決定的按資分配，則是產生兩極分化、腐敗現象等等的根源。因此，真正防止兩極分化、反對腐敗變質，最根本的是要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由於現在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已被私有製取代，當前的任務是儘快恢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並根據條件逐步向全面的全民所有制過渡。

這裡所說的民主，最基本的就是要推進社會主義大眾民主，抵制和反對否定大眾民主的“精英民主”。在當前推進大眾民主，重點應包括擴大人民管理國家[例如使本身是普通工農兵學商的人大代表，恢復到建國前30年在各級人大特別是全國人大代表中占60％以上的比例，並確保多數代表不僅有直接選舉而且有直接罷免國家領導人之權]的權力；在國家主流媒體上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特別是西化賣國集團的權力；利用網絡和大嗚、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批評和監督各級幹部的權力，等等。堅持人民民主專政，本身就要求一方面在人民內部實行民主，一方面對階級敵人實行專政。

這裡所說的民力，就是真正把人民作為創造歷史的動力。邪路派之所以堅持精英民主而不搞大眾民主，之所以用私有製取代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實質上認為剝削階級的精英才是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人民群眾只不過是阿斗式的群氓。把科技當作第一生產力而不講人民群眾在生產力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與此有關。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在生產力中也是這樣。在這個意義上說，人民群眾是最基本、最強大的生產力。明確這一點，才能把社會歷史發展中人民的決定作用和生產力的決定作用真正統一起來。

這裡所說的民族，指的是堅持毛主席所說的革命民族主義。在當前堅持革命民族主義，就是要把打垮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即西化賣國集團作為打倒邪路派的突破口，防止和粉碎“顏色革命”，維護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捍衛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並進而通過打倒邪路派來救黨保國。

實踐已經證明並將會進一步證明，只有堅持革命民本主義，才能夠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戰勝西化派以及補課派，為復興社會主義創造條件。堅持革命民本主義，必須通過迅猛掀起一場新的思想解放運動，澄清大是大非；摸准多數群眾的思想脈搏，從而採取最有利的辦法和措施；骨幹分子要以自己敢於鬥爭、善於鬥爭的實際行動感動和帶領人民群眾；提出一些有利於動員群眾的口號，例如：“採取真正管用的辦法反腐敗，三年內讓群眾看到明顯的成果”、“堅決反對分配不公，儘快使人民群眾的收入增3倍”、“打倒不法開發商，確保人人有住房”，等等。堅持“兵民是勝利之本”，必須切實加強左派內部的團結尤其是軍民團結；必須建立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把自己人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

當前實行“24字方針”，要注意以下幾點：

[1]要把愛國主義的口號喊得最響。這一口號最得民心，最能吸引所有愛國者參加鬥爭，最有利於爭取多種政治派別加入統一戰線，因而能形成最強大的力量。這也就是說，它最有利於推進“抗美救國，轉型備戰”。

[2]要充分利用近年可能進行整黨的機遇，大造輿論，在思想理論對“補課式改革有利論”、“普世價值合理論”之類謬論進行一次更全面、系統、徹底的批判，以正本清源、撥亂反正；普遍喊響“懷念毛主席，純潔共產黨”的口號，使毛澤東熱持續地大幅度升溫；大力推動對邪路派特別是西化賣國分子的清除，儘可能地增強黨組織的純潔性；努力做到既不犯左傾幼稚病，又不得右傾依賴症，積極促成只要你說的對，我們就照你的意見辦，只要你做的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支持，只要是錯誤的東西，我們就堅決地糾正和批判，決不能讓它自由泛濫的氛圍。貫徹落實“反腐除奸，整黨正本”的方針，顯然需要我們更廣泛、深入地做艱苦細緻的工作，但利用好整黨這一機會，顯然有助於這一方針的落實。

[3]為了推進大眾民主即人民民主，我們應當不惜千方百計、不怕千辛萬苦地去給平民百姓辦實亊、做好事，象重慶的周老師說的那樣，做群眾信任的、有大事就找你商量的人；應當象甘肅的南飛雁網友說的那樣，極力推動網絡民主、基層民主和人民群眾維護正當權利的鬥爭，並大力發展既能給群眾帶來實惠又有利於使他們增強集體意識、愛國意識的合作經濟；應當充分認識到街頭民主運動，是馬列毛派和人民群眾、體制內外兩種力量、知識分子與工農大眾相結合的好途徑，因而是最有利、有力、有效的的鬥爭形式之一。我們有理由相信，象“9月愛國運動”那樣的街頭鬥爭，有成千萬人參加並堅持持久戰之日，便是復興社會主義事業取得重大勝利之時。

[4]為了切切實實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我們要大張旗鼓地宣傳和促進以進一步樹立共同富裕思想為重要內容的新一輪思想解放；以“共富改革”為重要內容的新一輪科學改革；以人民為本為核心理念的新一輪科學發展；以清除邪路派特別是其中的西化賣國分子為重點的新一期黨建偉大工程；以破除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回歸真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內容的新一輪撥亂反正。
這裡所列舉的民眾十問，只是我們了解到的部分群眾的提問。顯然，迫切需要讓更多的黨員幹部和人民群眾知道這件事，以聽取他們的意見，反映他們的願望和要求。這樣才能做到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對的，改正錯的，使我們的事業更加興旺發達。

本文第一部分:

十八大報告：民眾十問（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