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朱衡-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我们已经看到了答案：又一次是地图，而不是人，使得东方和西方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正是地理使得西方人比东方人更容易到达美洲（图8.10）。

　　欧洲人最显而易见的地理优势是自然地理：盛行风、岛屿的位置，以及大西洋和太平洋的绝对大小使得欧洲人做事情容易得多。如果有时间，东亚的探险家最终一定会横渡太平洋，但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维京人或葡萄牙人的水手总会比中国人或日本人更容易到达新大陆。

图8.10 看世界的第三个方式：自然地理是如何对西欧有利的，它使得欧洲距离美洲仅三千英里（约四千八百公里），而中国不幸地离新大陆是这两倍远的距离

　　当然，在现实中，其他条件很少会相同，而在十五世纪，经济和政治地理共同大大增加了自然地理给予西欧的优势。东方的社会发展远高于西方，并且由于马可·波罗那样的人们，西方人知道这一情况。这给予了西方人去东方的经济诱因并利用世界上最富裕的市场。相反，东方人没有多少动力前往西方。他们可以靠着所有别的人到他们这里来。

　　阿拉伯人地理位置便利，控制着丝绸之路和印度洋贸易路线的西段；而欧洲人位于这两条东西方要道的最远端，许多个世纪以来主要呆在家里，用威尼斯人从阿拉伯人那里得到的几个小钱凑合着。然而，十字军东征和蒙古人的征服开始改变政治版图，使得欧洲人更容易进入东方。贪婪击败了懒惰和恐惧，使商人（尤其是威尼斯人）由红海进入印度洋，或者象波罗家族那样越过大草原。

　　黑死病之后西方国家开始转化为高端国家，并且战争愈演愈烈，政治地理推动了经济拉动作用。大西洋边缘地带的统治者不顾一切地购买更多枪炮，耗尽了致富的常见方式（扩大官僚机构以便向臣民课税、抢劫犹太人、掠夺邻国等）。他们乐于和任何能提供新收入来源的人磋商，即使是那些在港口闲荡的可疑、贪婪的人。

　　大西洋各王国所处位置如同从红海和丝绸之路获益一样极其遥远；然而五花八门的船长对于他们杰出的新式船只充满信心，为了换取礼物、贷款和贸易垄断权，提议将之前不利的孤立地理隔绝状态转化为优势。他们会发现通向东方的一条大西洋路线。一些人许诺绕过非洲南端进入印度洋，从而避开和威尼斯人与穆斯林人打交道的棘手问题。其他一些人坚称只要向西航行直至环绕地球，就会出现在东方。（第三个办法，穿过北极，显然不那么有吸引力。）

　　大多数欧洲人喜好往南航行，而不是向西，因为他们——正确地——计算出，向西将不得不航行非常远才能到达东方。如果在这段历史中有傻瓜的位置，显然应该属于哥伦布：他因为严重低估了环球航行的距离而开辟了到达特诺奇提特兰城的道路，而且不相信自己搞错了数字。相反地，如果有伟人的位置，必定应该属于明朝皇帝们很实际的顾问们：他们在计算了成本和效益之后，在1430年代停止了郑和堂吉诃德式的旅行，并在1470年代“遗失”了他们的记录。

　　有时候少许笨拙是件好事，但是实际上，无论笨拙或明智都没有多大区别，因为除了让人们做了曾经做过的事情之外，地图并没有给人们留有多少余地。当永乐帝在1403年登基时，他需要修复他的国家在南亚的地位。派遣郑和的宝船队到卡利卡特（Calicut，印度西南部港市科泽科德[Kozhikode]的旧称）和霍尔木兹是做到这一点的昂贵方式，不过确实奏效了；然而，派遣郑和向东进入空无一物的海洋是完全不可能的，无论那里可能有多少长生不老的药草。十五世纪中国的管理者们总是可能最终停止到印度洋的昂贵航行，而且永远不可能派舰队进入太平洋。经济地理使探险变得不合理性。

　　同时，很难理解只要欧洲的水手出发越过大西洋，他们为何不能很快意外发现美洲。哥伦布和他的手下需要勇敢、坚强才能投入探险之旅，顺着一场风航行，而且不能保证找到把他们带回家的别的风；但是，如果他们畏缩，欧洲的港口有许多勇敢的人们会再次尝试。而且，如果伊莎贝拉女王在1492年拒绝了哥伦布的第三次提议，欧洲人也不会停止向西的航行。或者哥伦布会找到另一个支持者，或者我们就会记住成为伟大发现者的另一个水手——可能是卡伯特，或者葡萄牙人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Pedro Alvares Cabral），后者在1500年发现巴西挡住了他去印度的道路。

　　就如同例如农人取代狩猎采集者，或者国家取代村庄一样不可避免，地图也使得这一情况象现状一样不可避免，即大西洋边缘地带的蛮勇之人会早日发现美洲，而且无疑会早于南中国海同样胆大妄为的水手。

　　而一旦那种情况发生，后果也大致预先决定。欧洲的病菌、武器和组织机构远较美洲土著居民的强大，因此土著人口和国家完全崩溃。如果蒙提祖马（Montezuma）和科尔特斯作出了不同的决定，第一批征服者很可能会死在了特诺奇提特兰城沾满鲜血的祭坛上，他们的心脏被从尖叫的身体里劈出来献给神；然而，就在他们的身后，会有更多的征服者，带来更多的天花、大炮和种植园。就象七千或八千年前欧洲的土著狩猎采集者无法抵抗农人一样，美洲土著居民也无法抵抗欧洲的帝国主义者。

　　当欧洲人绕过南非进入印度洋的时候，地理也同样要紧，不过方式不同。在这里，欧洲人进入了一个具有更高社会发展的世界，拥有古老的王国、历史悠久的商行，以及自有的致命疾病。距离和成本——自然和经济地理——使得欧洲人的入侵和对美洲的入侵同样微小。1498年葡萄牙第一次绕过非洲航向印度的任务仅有四艘船。其指挥官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是个无名之辈，选择他是因为预期他会失败。

　　达·伽马是一个伟大的船长，航行了六千英里（约九千六百公里）的大海从而赶上把他带到了非洲南端的风，不过他不是政治家。他做了几乎所有可能的事情，证明了人们对他的不信任是有理由的。他绑架并鞭打当地引航员的习性甚至在他离开非洲之前就几乎引发大祸，而当被虐待的向导把他带到了印度，他因为假定卡利卡特的印度统治者是基督徒而冒犯了他们。他给予微不足道的礼物进一步侮辱了他们，而当他终于攫取了一船的香料和宝石的时候，他无视所有的建议逆风航行。在印度洋他的船员几乎死了一半，幸存者则因为坏血病而致残。

　　但是，因为亚洲香料的利润率超过百分之一百，尽管他犯了所有这些错误，达·伽马仍然给自己和他的国王发了财。数十艘葡萄牙船只随着达·伽马而来，利用了他们确实具有的优势：火力。如形势所需，葡萄牙人在贸易、恐吓威胁和枪杀之间变换，他们发现没什么能象一支枪那样促成交易。他们沿着印度洋海岸占据了港口当作贸易飞地（或是海盗巢穴，取决于谁在谈论），并把胡椒运回葡萄牙。

　　他们人数极少，这意味着葡萄牙船只与其说是征服者，还不如说是围着印度洋周围伟大王国的苍蝇；然而，在经受了它们几乎十年的叮咬之后，土耳其、埃及、古吉拉特（Gujarat）和卡利卡特的苏丹和国王们——在威尼斯的怂恿下——决定要适可而止。1509年他们集结了一百多艘船只，将十八艘葡萄牙军舰困在印度洋海岸，迫近撞击并强行登船。葡萄牙人把它们炸成了碎片。

　　和一个世纪前进入巴尔干各国的奥斯曼土耳其人一样，印度洋周围的统治者们也急忙仿造欧洲的枪炮，结果却认识到为了超越葡萄牙人，仅有枪炮是不够的。他们需要进口整套军事系统，并转变社会秩序，以便给新式战士让出地方：结果是，在十六世纪的南亚，和三千年前西方核心的统治者竭力使军队适应双轮战车一样困难。行动过于迟缓的统治者不得不向好斗的入侵者开放一个又一个港口，而且在1510年，葡萄牙人威胁马六甲的苏丹们给予贸易权利，这些苏丹控制着通向香料群岛的海峡。当苏丹重新发现了骨气并将葡萄牙人撵走的时候，后者占领了他的整座城市。“无论谁是马六甲的主人，”该城的首任葡萄牙总督皮雷（Tomé Pires，或译皮雷斯、皮莱资，澳门译为道咩卑利士）说道，“谁就扼住了威尼斯的喉咙。”

1521年

　　而且并非仅限于威尼斯。“中国”，皮雷写道，

是一个重要、出色、非常富有的国家，而且马六甲总督并不需要他们所说的那么多武力就可以将它置于我们的统治之下，因为人们十分懦弱，很容易征服。并且，经常到那里的主要人员证实，攻取了马六甲的印度总督用十艘船就能够攻占整个中国海岸。

　　在1500年之后令人眼花缭乱的年份里，对于那些横渡了大西洋并绕过非洲的冒险家们而言，几乎任何事情看起来都是可能的。既然他们已经到了那里，为何现在不干脆接管东方？因此，1517年葡萄牙国王决定验证皮雷的理论，派遣他到了广州同天朝提议和平与贸易。不幸的是，皮雷差不多和达·伽马一样擅长外交，出现了三年的对峙，皮雷要求面见皇帝，而地方官员予以拖延。皮雷最终在1521年自主行事，正是科尔特斯进入特诺奇提特兰城的那一年。

　　然而，皮雷的经历和科尔特斯的结局迥然不同。到了北京后，皮雷为了找到听众不得不等待更长时间，却只是等到了形势灾难性地出了错。皮雷正在谈判的时候，马六甲苏丹送来了一封信，指责葡萄牙人窃取了他的王位。皮雷在广州冒犯的官员将更多的书信潮涌般寄来，指控他吃人肉和间谍行为。随后，在最可能的糟糕时刻，中国的皇帝倒毙了。在纷繁的控告和反控告之中，皮雷一方被投入了监狱。

　　无从知晓皮雷发生了什么事情。和他一同关押的一个水手写的一封信说他死于狱中，但是另一种说法是他被流放到一个村子，二十年之后一个葡萄牙神父见到了他的女儿。这个神职人员坚持说这个姑娘通过用葡萄牙语朗诵主祷文（Lord's Prayer，the，亦译天主经）证实了她的身份，还告诉他皮雷和一个富有的中国妻子活到了老年，只是最近才亡故。但总的来说，极有可能皮雷和使团的其余成员是相同的命运。在被示众和公开嘲弄之后，他们被处决并支解。每个男性的阴茎被剁下并塞到嘴里，身上的器官随后被钉在了广州周围的大钉子上展出。

　　无论皮雷的命运如何，他从惨痛的经验中了解到，尽管欧洲人有枪炮，然而在这里，世界的真正中心，他们仍然没多少价值。他们已经击溃了阿兹特克人，并用武力达到了进入印度洋市场的目的；但是，为了给“天下”的管门人留下深刻印象，那还不够。东方的社会发展远在西方之前，而且尽管欧洲有文艺复兴、水手和枪炮，在1521年仍然几乎无可表明西方能够显著缩小这个差距。再过三个世纪才会清楚科尔特斯，而非郑和，焚烧了特诺奇提特兰城的事实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