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評論-朱衡-萬維博客-萬維讀者網（電腦版）

　　我們已經看到了答案：又一次是地圖，而不是人，使得東方和西方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正是地理使得西方人比東方人更容易到達美洲（圖8.10）。

　　歐洲人最顯而易見的地理優勢是自然地理：盛行風、島嶼的位置，以及大西洋和太平洋的絕對大小使得歐洲人做事情容易得多。如果有時間，東亞的探險家最終一定會橫渡太平洋，但是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維京人或葡萄牙人的水手總會比中國人或日本人更容易到達新大陸。

圖8.10 看世界的第三個方式：自然地理是如何對西歐有利的，它使得歐洲距離美洲僅三千英里（約四千八百公里），而中國不幸地離新大陸是這兩倍遠的距離

　　當然，在現實中，其他條件很少會相同，而在十五世紀，經濟和政治地理共同大大增加了自然地理給予西歐的優勢。東方的社會發展遠高於西方，並且由於馬可·波羅那樣的人們，西方人知道這一情況。這給予了西方人去東方的經濟誘因並利用世界上最富裕的市場。相反，東方人沒有多少動力前往西方。他們可以靠着所有別的人到他們這裡來。

　　阿拉伯人地理位置便利，控制着絲綢之路和印度洋貿易路線的西段；而歐洲人位於這兩條東西方要道的最遠端，許多個世紀以來主要呆在家裡，用威尼斯人從阿拉伯人那裡得到的幾個小錢湊合着。然而，十字軍東征和蒙古人的征服開始改變政治版圖，使得歐洲人更容易進入東方。貪婪擊敗了懶惰和恐懼，使商人（尤其是威尼斯人）由紅海進入印度洋，或者象波羅家族那樣越過大草原。

　　黑死病之後西方國家開始轉化為高端國家，並且戰爭愈演愈烈，政治地理推動了經濟拉動作用。大西洋邊緣地帶的統治者不顧一切地購買更多槍炮，耗盡了致富的常見方式（擴大官僚機構以便向臣民課稅、搶劫猶太人、掠奪鄰國等）。他們樂於和任何能提供新收入來源的人磋商，即使是那些在港口閒蕩的可疑、貪婪的人。

　　大西洋各王國所處位置如同從紅海和絲綢之路獲益一樣極其遙遠；然而五花八門的船長對於他們傑出的新式船隻充滿信心，為了換取禮物、貸款和貿易壟斷權，提議將之前不利的孤立地理隔絕狀態轉化為優勢。他們會發現通向東方的一條大西洋路線。一些人許諾繞過非洲南端進入印度洋，從而避開和威尼斯人與穆斯林人打交道的棘手問題。其他一些人堅稱只要向西航行直至環繞地球，就會出現在東方。（第三個辦法，穿過北極，顯然不那麼有吸引力。）

　　大多數歐洲人喜好往南航行，而不是向西，因為他們——正確地——計算出，向西將不得不航行非常遠才能到達東方。如果在這段歷史中有傻瓜的位置，顯然應該屬於哥倫布：他因為嚴重低估了環球航行的距離而開闢了到達特諾奇提特蘭城的道路，而且不相信自己搞錯了數字。相反地，如果有偉人的位置，必定應該屬於明朝皇帝們很實際的顧問們：他們在計算了成本和效益之後，在1430年代停止了鄭和堂吉訶德式的旅行，並在1470年代“遺失”了他們的記錄。

　　有時候少許笨拙是件好事，但是實際上，無論笨拙或明智都沒有多大區別，因為除了讓人們做了曾經做過的事情之外，地圖並沒有給人們留有多少餘地。當永樂帝在1403年登基時，他需要修復他的國家在南亞的地位。派遣鄭和的寶船隊到卡利卡特（Calicut，印度西南部港市科澤科德[Kozhikode]的舊稱）和霍爾木茲是做到這一點的昂貴方式，不過確實奏效了；然而，派遣鄭和向東進入空無一物的海洋是完全不可能的，無論那裡可能有多少長生不老的藥草。十五世紀中國的管理者們總是可能最終停止到印度洋的昂貴航行，而且永遠不可能派艦隊進入太平洋。經濟地理使探險變得不合理性。

　　同時，很難理解只要歐洲的水手出發越過大西洋，他們為何不能很快意外發現美洲。哥倫布和他的手下需要勇敢、堅強才能投入探險之旅，順着一場風航行，而且不能保證找到把他們帶回家的別的風；但是，如果他們畏縮，歐洲的港口有許多勇敢的人們會再次嘗試。而且，如果伊莎貝拉女王在1492年拒絕了哥倫布的第三次提議，歐洲人也不會停止向西的航行。或者哥倫布會找到另一個支持者，或者我們就會記住成為偉大發現者的另一個水手——可能是卡伯特，或者葡萄牙人佩德羅·阿爾瓦雷斯·卡布拉爾（Pedro Alvares Cabral），後者在1500年發現巴西擋住了他去印度的道路。

　　就如同例如農人取代狩獵採集者，或者國家取代村莊一樣不可避免，地圖也使得這一情況象現狀一樣不可避免，即大西洋邊緣地帶的蠻勇之人會早日發現美洲，而且無疑會早於南中國海同樣膽大妄為的水手。

　　而一旦那種情況發生，後果也大致預先決定。歐洲的病菌、武器和組織機構遠較美洲土著居民的強大，因此土著人口和國家完全崩潰。如果蒙提祖馬（Montezuma）和科爾特斯作出了不同的決定，第一批征服者很可能會死在了特諾奇提特蘭城沾滿鮮血的祭壇上，他們的心臟被從尖叫的身體裡劈出來獻給神；然而，就在他們的身後，會有更多的征服者，帶來更多的天花、大炮和種植園。就象七千或八千年前歐洲的土著狩獵採集者無法抵抗農人一樣，美洲土著居民也無法抵抗歐洲的帝國主義者。

　　當歐洲人繞過南非進入印度洋的時候，地理也同樣要緊，不過方式不同。在這裡，歐洲人進入了一個具有更高社會發展的世界，擁有古老的王國、歷史悠久的商行，以及自有的致命疾病。距離和成本——自然和經濟地理——使得歐洲人的入侵和對美洲的入侵同樣微小。1498年葡萄牙第一次繞過非洲航向印度的任務僅有四艘船。其指揮官瓦斯科·達·伽馬（Vasco da Gama）是個無名之輩，選擇他是因為預期他會失敗。

　　達·伽馬是一個偉大的船長，航行了六千英里（約九千六百公里）的大海從而趕上把他帶到了非洲南端的風，不過他不是政治家。他做了幾乎所有可能的事情，證明了人們對他的不信任是有理由的。他綁架並鞭打當地引航員的習性甚至在他離開非洲之前就幾乎引發大禍，而當被虐待的嚮導把他帶到了印度，他因為假定卡利卡特的印度統治者是基督徒而冒犯了他們。他給予微不足道的禮物進一步侮辱了他們，而當他終於攫取了一船的香料和寶石的時候，他無視所有的建議逆風航行。在印度洋他的船員幾乎死了一半，倖存者則因為壞血病而致殘。

　　但是，因為亞洲香料的利潤率超過百分之一百，儘管他犯了所有這些錯誤，達·伽馬仍然給自己和他的國王發了財。數十艘葡萄牙船隻隨着達·伽馬而來，利用了他們確實具有的優勢：火力。如形勢所需，葡萄牙人在貿易、恐嚇威脅和槍殺之間變換，他們發現沒什麼能象一支槍那樣促成交易。他們沿着印度洋海岸占據了港口當作貿易飛地（或是海盜巢穴，取決於誰在談論），並把胡椒運回葡萄牙。

　　他們人數極少，這意味着葡萄牙船隻與其說是征服者，還不如說是圍着印度洋周圍偉大王國的蒼蠅；然而，在經受了它們幾乎十年的叮咬之後，土耳其、埃及、古吉拉特（Gujarat）和卡利卡特的蘇丹和國王們——在威尼斯的慫恿下——決定要適可而止。1509年他們集結了一百多艘船隻，將十八艘葡萄牙軍艦困在印度洋海岸，迫近撞擊並強行登船。葡萄牙人把它們炸成了碎片。

　　和一個世紀前進入巴爾幹各國的奧斯曼土耳其人一樣，印度洋周圍的統治者們也急忙仿造歐洲的槍炮，結果卻認識到為了超越葡萄牙人，僅有槍炮是不夠的。他們需要進口整套軍事系統，並轉變社會秩序，以便給新式戰士讓出地方：結果是，在十六世紀的南亞，和三千年前西方核心的統治者竭力使軍隊適應雙輪戰車一樣困難。行動過於遲緩的統治者不得不向好鬥的入侵者開放一個又一個港口，而且在1510年，葡萄牙人威脅馬六甲的蘇丹們給予貿易權利，這些蘇丹控制着通向香料群島的海峽。當蘇丹重新發現了骨氣並將葡萄牙人攆走的時候，後者占領了他的整座城市。“無論誰是馬六甲的主人，”該城的首任葡萄牙總督皮雷（Tomé Pires，或譯皮雷斯、皮萊資，澳門譯為道咩卑利士）說道，“誰就扼住了威尼斯的喉嚨。”

1521年

　　而且並非僅限於威尼斯。“中國”，皮雷寫道，

是一個重要、出色、非常富有的國家，而且馬六甲總督並不需要他們所說的那麼多武力就可以將它置於我們的統治之下，因為人們十分懦弱，很容易征服。並且，經常到那裡的主要人員證實，攻取了馬六甲的印度總督用十艘船就能夠攻占整個中國海岸。

　　在1500年之後令人眼花繚亂的年份里，對於那些橫渡了大西洋並繞過非洲的冒險家們而言，幾乎任何事情看起來都是可能的。既然他們已經到了那裡，為何現在不乾脆接管東方？因此，1517年葡萄牙國王決定驗證皮雷的理論，派遣他到了廣州同天朝提議和平與貿易。不幸的是，皮雷差不多和達·伽馬一樣擅長外交，出現了三年的對峙，皮雷要求面見皇帝，而地方官員予以拖延。皮雷最終在1521年自主行事，正是科爾特斯進入特諾奇提特蘭城的那一年。

　　然而，皮雷的經歷和科爾特斯的結局迥然不同。到了北京後，皮雷為了找到聽眾不得不等待更長時間，卻只是等到了形勢災難性地出了錯。皮雷正在談判的時候，馬六甲蘇丹送來了一封信，指責葡萄牙人竊取了他的王位。皮雷在廣州冒犯的官員將更多的書信潮湧般寄來，指控他吃人肉和間諜行為。隨後，在最可能的糟糕時刻，中國的皇帝倒斃了。在紛繁的控告和反控告之中，皮雷一方被投入了監獄。

　　無從知曉皮雷發生了什麼事情。和他一同關押的一個水手寫的一封信說他死於獄中，但是另一種說法是他被流放到一個村子，二十年之後一個葡萄牙神父見到了他的女兒。這個神職人員堅持說這個姑娘通過用葡萄牙語朗誦主禱文（Lord's Prayer，the，亦譯天主經）證實了她的身份，還告訴他皮雷和一個富有的中國妻子活到了老年，只是最近才亡故。但總的來說，極有可能皮雷和使團的其餘成員是相同的命運。在被示眾和公開嘲弄之後，他們被處決並支解。每個男性的陰莖被剁下並塞到嘴裡，身上的器官隨後被釘在了廣州周圍的大釘子上展出。

　　無論皮雷的命運如何，他從慘痛的經驗中了解到，儘管歐洲人有槍炮，然而在這裡，世界的真正中心，他們仍然沒多少價值。他們已經擊潰了阿茲特克人，並用武力達到了進入印度洋市場的目的；但是，為了給“天下”的管門人留下深刻印象，那還不夠。東方的社會發展遠在西方之前，而且儘管歐洲有文藝復興、水手和槍炮，在1521年仍然幾乎無可表明西方能夠顯著縮小這個差距。再過三個世紀才會清楚科爾特斯，而非鄭和，焚燒了特諾奇提特蘭城的事實究竟會產生怎樣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