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时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假如鲁迅能活到解放后，将会怎样？据说毛泽东在回答他的湖南老友罗稷南的提问时给出了两种可能：鲁迅要么闭嘴，要么进监狱。

有人否认老毛曾说过这样的话，甚至有人专门写书为老毛辩解。其实老毛是否说过这样的话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他是如何做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1949年后似乎有过一段说得过去的日子，但很快便不得不做出性命攸关的人生选择。随着“胡风集团”的覆灭，大多数学者文人选择了闭嘴，或者只唱赞歌。这类文人中有不少曾是当年的“民主人士”，包括周扬、郭小川、何其芳、丁玲、郭沫若、吴晗，等等，都很能与党保持一致。下面专门说说明史学家吴晗的遭遇。

吴晗的一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作为一名历史学家，耐不住书斋的孤独和寂寞，贸然闯入政坛，注定以悲剧收场。

上世纪40年代，在昆明西南联大， 吴晗和闻一多曾名噪一时。他们是国统区勇敢的持不同政见者，经常发表演讲，严厉批评国民党统治，呼唤民主政治。人们称他们为“一头愤怒的狮子和一只凶猛的老虎。” “一个鼓手，一个炮手。”

但二人的命运截然不同。闻一多死在国民党特务的枪口之下，吴晗则在1948年投奔“自由”，来到解放区。通过认真学习马列毛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逐步从明史专家向政客转变，并在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后当上了北京市副市长。在“反右”运动中，他冲锋陷阵，主动出击，导致许多民盟领导人被打成右派。后来又滥用权力，破坏北京市古建筑，甚至盲目挖掘十三陵。曾因此与梁思成、林徽因等专家发生很大冲突。

虽然吴晗千方百计迎合上意，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但仍无法摆脱文人的幼稚病，终因一曲《海瑞罢官》触怒毛泽东和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之初便被打倒。红卫兵把他绑在烈日下的树干上，任意凌辱毒打。有时又令他跪在粗沙粒上，满膝盖都是鲜血。在文革高潮的1967年，由于一场接一场的批斗使他应接不暇，吴晗只好整天站在阳台的一张凳子上，手举红宝书向楼下革命群众认罪。此时此刻， 当年的“爱国民主斗士”，那头“愤怒的狮子”已经变成了一只被打断脊梁骨的可怜的狮子，毫无半点尊严可言。

吴晗的厄运其实才刚刚开始。1968年3月他被公安部正式逮捕，饱受折磨，于1969年10月11日惨死狱中。他的妻子袁震也被关进“劳改队”，1969年3月18日去世。他们的女儿吴小彦在残酷的迫害下于1973年神经错乱，1975秋天，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被逮捕入狱，1976年9月23日自杀。

吴晗出身清贫，凭着勤奋努力，因《胡应麟年谱》一稿得到胡适的赏识，被推荐到清华大学读书。在胡适的建议下，专攻明史，终于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写出了《十六世纪前期的中国与南洋》、《皇权与神权》、《朱元璋传》等学术著作。假如吴晗专心致志在学术道路上继续走下去，肯定将成为明史研究的一代宗师。遗憾的是，吴晗不小心涉入了他并不擅长的政治，不仅毁了他的学术研究，而且最后弄得家破人亡。吴晗人生误区的起点是脱离了纯学术研究，专搞影射史学。他写《朱元璋传》本意是以朱元璋来影射现实政治中的蒋介石堕落，搞独裁。但解放后把蒋介石换成毛泽东也无不可，遭毛忌恨是难免的。

吴晗和闻一多一样，都是因生活陷入困顿而对国民党政权产生怨恨，转而支持共产党的。身为教授的闻一多居然不得不放下身段，靠为人刻印章赚钱补贴家用。而吴晗则不得不用掉工资的大部分为夫人袁震治病，一度穷得几乎揭不开锅。而此时中共地下党员及时来做工作，赢得了吴晗的好感。吴晗的夫人袁震是中共元老董必武的学生，二人曾去重庆拜访董必武，接受教导。1943年吴晗加入中共的外围组织民盟，接受中共领导。

政治上越来越激进的吴晗自然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以至于上了“剿总”的黑名单。同时，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新政协的号召，邀请一些民主人士去解放区，共商国是。吴晗也在被邀请人之列。

就在吴晗前往解放区前，民盟领导人张澜、黄炎培、罗隆基等人经过讨论，起草了一份给中共中央的信函，让吴晗面交中共领导人，该信的主要内容是：“民盟参加联合政府，要保持退出的权力，成为在野党。”这些天真的民盟领导人还以为中共真要搞民主呢。但吴晗并没有把这封信函转交给中共领袖。据他后来的说法，他认为这封信“违反新民主主义理论和联合政府原则。”令人不齿的是，在“反右”运动中他却把这封信拿出来，作为攻击民盟领导人的重磅炮弹。1957年7月7日，吴晗在全国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了《我愤恨，我控诉!》的长篇发言，猛烈攻击所谓的章罗联盟。因吴晗的“控诉”而深受伤害者众。罗隆基死于1965年，章伯钧死于1969年，储安平至今生死不明。由于吴晗在反右运动中的突出表现，他终于在当年被批准加入了共产党。

吴晗祸起《海瑞罢官》。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吴晗的学术研究就已经转向了古为今用，写出了讽刺蒋介石的《朱元璋传》。进入解放区后，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吴晗又搞起了唯物主义史学，前后多次修改《朱元璋传》，改得面目全非，仍不能让老毛满意。毛泽东在1959年4月上海会议上提倡学习海瑞精神，要求党内高级干部为了党的事业敢于讲话，要找人写一写海瑞，于是就找到了研究明史的吴晗。吴晗先后写出了《海瑞骂皇帝》，《清官海瑞》、《海瑞的故事》，《论海瑞》等。京剧演员马连良看了《论海瑞》后，就请吴晗帮他写一个海瑞的戏，于是就有了《海瑞罢官》。

吴晗引来杀身之祸的导火索可能是因为得罪了江青。有一次毛泽东和江青请吴晗吃狗肉，讨论历史，江青不懂历史，但也卖弄了几句。书生气的吴晗直率地指出了她的错误，惹得江青非常生气，但隐忍不发。随后便找碴整吴晗。从1962年到1964年，她先后在中宣部、文化部等部门试图组织人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没有得逞。但她并不死心，于1965年春到上海找张春桥，最后决定由姚文元执笔写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给该剧定性为“一株毒草。”

需要指出的是，此时江青的行动是得到毛泽东支持的，甚至很可能是毛亲自授意的。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谈话中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对夫妻一唱一和，无辜的吴晗死定了。写海瑞本来是毛授意的，为什么毛如此出尔反尔？应该说这和“反右”运动中老毛采取的“引蛇出洞”策略异曲同工，无知的吴晗上了老毛的大当了。

吴晗是一个悲剧，他的悲剧在于失去了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成了迎合政治的“御用文人”。其悲剧的人生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