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先生杜撰了“大历史”一词（macro-history）并把其睿智的观点归功于早期西方的历史学家。如果我们翻开一本西方的历史学著作，（比如斯塔弗里阿诺斯的《世界通史》，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威尔斯的《世界史纲》）往往都会有同感。西方人叙述历史的视野，为何如此宏大的来由，都归功于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对人文学科的影响。比如我们总结西方近代哲学无论是康德还是尼采，你都能看到受到牛顿力学、电磁学的影响而产生的世界观，如果我们把受到这样的自然科学影响的哲学看作是物理哲学，我们马上能推演出一个结论说无论古典的希腊（柏拉图也好，亚里士多德也好）还是先秦的孔子及老子的哲学都来自从生活中提炼出的睿智，因而我们也就很容易地把它们都称之为生活哲学。（请参考《现代世界史》第六章：科学的世界观 美帕尔默等著A History of Modern World 第十版）

       人类不断扩大自己视野的发展到了20世纪的中期，涌现出了一大批的具有远见卓识的生物学家侵入了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的范围；出版了《自私的基因》、《枪炮、病菌和钢铁》、《裸猿三部曲》等可以做为代表的新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观念。这些以达尔文的演化论为基础的新的思想观念和对人类本身的深刻洞察力，统统被爱德华奥斯本威尔逊归纳入了社会生物学，并称之为一种新的综合。在新的哲学系统阐述中，他出版的《契合与统一---知识的联合》英文名《Consilience --- the Unity of Knowledge》，对新的生物哲学的世界观，给以了开拓性的描述。无论我们送给威尔逊的敬佩的称号显得有多么的溢美之意，昆虫学家也好，社会生物学家也好，哲学家也好，这位二十世纪的伟人都是当之无愧的。社会生物学的观点无论经过何种剧烈的论战，我们都无法不承认如今的认知心理学、演化心理学、人类学都更注重了对相应生理学和生物学的研究；都更注重了“历史事件是基因的演化实验”的观念。历史学、政治学、文学等等做为生物科学的一门分支，必须对生物学、地质历史和人类演化史有足够的了解和应用。人类社会，无论如何脱离不开生态学的基本规律调控和限制。人类政治，无论如何都脱离不开动物行为的影子和分类学上把人类单独做为一个物种的特殊性。（参见《黑猩猩的政治---猿类社会中的权力与性》）

       哲学的发展从国家这种社会组织形式趋于成熟开始，历经生活哲学，物理哲学到如今的生物哲学观点，做为这种大历史观下的中国史学，我们具体能借鉴到些什么呢？

既然人是自然演化出来的一种动物；那么作为人的集合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的演化也同样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不但蚂蚁、蜜蜂、狼群、狮群、黑猩猩的社会如此，我们人类的社会也是如此。（持社会生物学反方观点的人们说对这样的结论应该采取审慎的态度。）世界历史是如此的样子，我们中国的史学也自然离不开世界历史的发生和发展所给以的冲击和影响。即使中国的地理位置相对隔绝，被无际的大海，耸入天际的高山，死样荒凉连绵的沙漠，寒风凛冽的冻土包围，物质文化的交流比较中东所处地理位置来讲，稍嫌费时费事，但这种交流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任何一项技术的进步，对我们现代具有语言这样有效交流工具的智人来讲，不会超过几个百年或者千年，就会产生相互渗透作用。（直立猿和直立人、尼安德特人没有这么迅速的交流，乃是因为他们物种本身的通讯交流手段不足而造成。在地质历史和人类演化历史的视野下，百年、千年都是可以被忽略的时间段。）造纸印刷技术是这样传出去，金属铜、青铜和铁器的冶炼技术传播也一定如此。

原始世界的历史和其发生、发展的规律是以旧石器及新石器做为社会技术水平的标志。技术水平既然决定了人类的生活方式，那么生活方式自然也带动了文化和行为、以及对世界认识水平的变迁；随文化相应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也就必然紧接着发生变迁。即使地理的因素对其有修饰作用（社会生物学上所谓的系统发育惯性），但比较起来，同一技术水平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有其许许多多相应的共同特征。新石器的发生始于铜石并用并促成了农业的诞生（农业的起源并非仅是单一原因，但主要却是由气候转暖和工具改革造成的结果）和酋邦制度生活的崛起、青铜的初级冶炼到成熟造就了国家制度的建立和完整，比如还处在青铜器初期的印加社会也刚刚处于国家的初创时期，中国的二里头青铜器还处于冶炼的初期而正是夏的早期，龙山文化的末期。以后又有冷兵器时代（铁器时代）、钢铁时代（工业化）和电子时代（知识大爆炸的知识经济 ）。世界的历史乃至中国的历史，对应于这样的每一个技术时代，都产生了随这种技术水平的发展而相异的社会形态和组织结构。而当今世界由于传播技术的发达进而出现了几种技术并存于同一社会的现象，这就造成了社会结构的复杂和各种社会意识与价值观的缠绕并存现象。比如农业社会的价值观与工业社会的价值观同时存在于一个社会人群；在非洲表现复杂的是采集狩猎的价值观和农业社会的价值观与工业社会的价值观同时并存等（注释1）。铜石并用预示着新石器时代的开始，亦即农业的萌芽和开始。青铜对应于国家这种最高级别的社会组织形式的产生从松散走向紧密，比如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到二里岗文化的青铜冶炼技术的进步。这也正好在新石器的早、中、晚分野中，对应了一个社会的农业萌芽、繁荣和成熟的发展时期。文明的出现显然是农业经济的产物，所以关于文明一词的定义，我们完全可以依赖农业的出现做为文明的标致。而不必用混乱的所谓大型建筑、城市、文字等三大标志。在农业的繁荣期（仰韶文化到河姆渡文化）本就在部落时期由萨满、巫师创立并有所发展的大量文化、神话与信仰等意识形态的积累，使得膨胀而人心散乱的人口形成更大的社会凝聚力，因而国家得以形成。到了铁器时代，随着农业技术的成熟，中国也完成了从封建制度到秦、汉以来的中央集权制度的过渡。用于凝聚力的文化和精神也就必须对之前的文化加以提炼和萃取；社会意识也就由万物有灵论过度到多神论，最后是一神论。这种过渡历程既是铁器代替青铜器的转换时期，又是泛自然力演化到超自然力，进一步又演化入独裁神的过程。社会组织结构也最终分别经由旧石器时代的氏族制度（早旧石器），过度向村落制度（中旧石器的无亲缘关系的聚落），通过形成凝聚文化的仪式到达部落制度（晚旧石器），接着才进入国家的形成期。(请参考Elman Service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本文作者并不完全同意Elman的描述，所以在这里引入了灵长类动物社会结构的野外观察成果，即灵长类动物普遍存在的几个家庭组成一个家族clan;几个家族形成一个队bands；几个队组成一个群troops。灵长类的动物们是以这样的一个旧石器早期的社会组织方式，那么我们人类的早旧石器时代，自然也是同样的组织方式，所以部落制度在旧石器末期已经完成，比如美洲印第安人的各个部落。中国的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红山文化统统可以归结为由铜石并用而造就的酋邦时代)。国家的形成才开始经历从初级到高级的最后阶段。

       这种由技术的演化而带来的社会制度变迁，用生态学的术语来描述，就是随K值的提升而提高的社会人口水平。也即是说，社会制度的变迁是人口过剩的结果。如下列方程，

（d为死亡率；t为观察时间；N为人口总数；r为人口增长率；K为环境所能容纳的人口总数）。当技术提升时，K值增加，人口明显开始增长。新增加的人口增加了区域密度。当人口总数趋近K值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摩擦增加。资源争夺开始由生态学概念上的分摊竞争趋于更加残酷的争夺竞争（scramble competition vs. contest competition）。在这种争夺中，战争又促进了文化和精神的发展。这一点，在我国的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时期，表现尤为突出。而文化与精神的发展，是否能提高K值，表现的却是一个浑沌理论问题。蝴蝶效应的发生，是多重效应不断积累的结果；而不断积累的多重效应又源自细胞形态发生的自组织现象。这种自组织现象，在自然界中又有一种鲍里斯-别洛乌索夫混合物的震荡化学反应现象来诠释。在大自然中，这种物种演化和社会形态结构的演化的“震荡”动力，来自于地震、火山爆发、奇寒或奇暖的天气和大自然的这些震荡动力，对所处的地理位置的作用和影响。用植物界的演化来说明K值提高的生态学，就是植物从草本植物对水分、养分和光源的争夺，争取向高层发展而演化出灌木、小乔木、和木本植物的过程。植物界这种提高K值的演化动力源于大自然的震荡力量；而人类社会的演进，也同样是这个道理。而地理位置对这种作用力的承受和适应，却也是至关重要的因子。（参考《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第三章：社会进化的原动力）

春秋战国的社会剧烈转型，很明显的是由于铁器时代的来临。铁在商末周初就有记载和考古发现，到东周冶炼技术成熟并促成了社会的转型和发展。这种转型的发生从春秋开始，直到秦代画上了句点。鉴于秦的存在时间太短，这种转型的成熟果实，转接给了汉代的种种文化与思想继承。从汉代开始，中国算是真正进入了农业社会的成熟期。

全世界的农业社会都有一个同样的特点，就是对人性的极端禁锢。这是社会发展必须把由人口增多后产生的争夺竞争归于平静和协作的方法。亦即个体的人凝固在具有神圣权力的个体下边所必须具备的意识形态。亦即金字塔的组织形式和意识形态。蚂蚁、蜜蜂的社会在发展到极大虫口的时候用以协作的社会组织方法是生理形态的分化，比如工蚁坚实粗大的下颚，切叶蚁专门分化出小体形以驱赶苍蝇不在其它工蚁身上产卵的驱虫蚁，而人类不同与他们的是精神方面的分化。在中国是开始了礼教普及；在欧洲开始了宗教和君主专制的中世纪黑暗时代，以霍布斯的哲学为标志；在中东穆斯林的礼教更加严格。在南美洲和古埃及，做为太阳之子的皇权更是享有至高无上的神的权力。

农业社会这种精神层面的分化，也雷同于早期部落制度时萨满巫师的职业分化对部落信仰与精神的影响；在中国，它强势了中国文化对行为的影响。多子多福的生物学R策略是所有农业占据日常生活高百分比的社会共同享有的特点。它使得社会人口迅速膨胀。在接近K值点的时候，社会塔尖的智者也会有所感觉，有所触动。虽然做过几次努力，比如王莽的新政与王安石的变法，但最终都归于失败。原因就在于铁器之后，中国还没有发展出一种新的技术来提高K值。中国社会人为地重农轻商，不可能造就古希腊和近代西方的广大产品需求市场；也就不可能造成对产品需求而刺激产品生产效率的工业化革命。加上中国农业社会的本质，追求多子多福，世代同堂，而人力已经能够满足中国初级的对产品生产效率的时候，更是不可能刺激机器化的革命，如后来西欧促进工业化开始的情形，由于市场需求而对产品制作效率的紧迫感而利用当时已经科学化了的文艺复兴后的精神。甚至可以说连一些明显的马镫效应（注）都没有出现过。技术的无以为继，不但不能促进社会的变革，反而对R-策略下的“改朝换代”的无奈，诱发了精神与文化的萎靡和病态发育（比如吃喝嫖赌、斗鸡走狗、恋足狎童、断袖之癖），以为普天之道，不过就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社会形态永远保持同一状态。如果更进一步仔细地、审慎地检查今天西方何以在技术上领先我们的原因，我们所发现的最根本的、终极的因素还是如青铜时代的古希腊何以领先世界的同样原因，那就是我们对商业的蔑视和他们继承自采集渔猎时代的冒险猎奇的商业精神。农业社会的影响在西欧的持续时间不长，而他们的文化却一直都是采集、渔猎、和农业的混合文化。他们仍然具备着采集狩猎人群的生活习性。而中国和中东的农业从1万多年前就开始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采集狩猎人群的文化和习性到汉唐过后基本已经肃清；而西欧，采集渔猎生活和文化的影响一直到今天仍然历历在目；比如对犬马的喜爱，对处女和妇女贞洁的态度。

我们知道，采集渔猎社会，一直沿袭几百万年人类演化中发生的母系社会形态。女性是两性关系的选择者。性交权力完全取决于女性的选择。比如大象或黑猩猩的母系社会。而女性选择性交的对象，被生物学上一种叫花粉效应的现象决定。即女性接受的精液越多（群体效应），来自的不同个体越多（直感效应），将来生下的孩子越健康。所以今天有女性打出“我可以骚，你不可以扰”的口号，实际是女权进入工业社会后的价值观念的回归。我们中国和中东国家，进入农业社会时间很长，直到汉唐以后，男性才肃清女权观念。比如在姓氏继承上，把女子的姓和男子的氏混为一谈。而西欧进入农业社会就很晚，所以西欧人，贞洁观念就非常淡薄。至于处女效应，依据现代科学的研究，凡是男性，都有处女情结，不但人类，其它动物也不例外。就目前动物学家的研究，有几十种动物都这样。而且这个列表，正如对同性恋动物的研究一样，一直在不断扩大着。因而具有采集狩猎文化的西欧，根本就不在乎女性是否处女。只要稍稍有一点社会生物学知识，就不难理解这种猎食动物（渔猎文化）与草食动物（农业文化）的行为之大不同。中西方根本的不同，还在于商业的文化和商业的精神所造就的人格与思维方式。过去我们说的蓝色文明针对内陆文明，我个人觉得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用商业精神和商业品格，更能区分两种文化的性质。在中国是如此，在东欧与中欧对西欧的关系中，看到的也是如此。

今日西方的文化的源泉---古希腊的富足促进的文化发展，显然得益于希腊文化圈内（沿着地中海的海岸一周）殖民地的数量和商业交换市场的庞大。暴利的商业促进了古希腊的富裕并带动文化繁荣。近代无论老牌帝国主义也好，还是新生的帝国主义，促进工业化和工业革命的火种，都还肇因于新发现的美洲及太平洋岛屿上对铁器制品的庞大市场需求结合了采集狩猎社会的精神。猎食动物与草食动物的不同，随便举例，可以使我们理解，比如猎食动物狼吞虎咽和长距离奔跑，并对自己的粪便会本能地精心处理（由于食物蛋白质含量多，排便而易传染疾病）；草食动物的食物却可随手可得，游走和迁徙频繁，所以根本不需要精细的智慧也不需要花心思处理自己的排泄物。正是这种草食文化与猎食文化的差别，造就了中西方世界观的不同。

我们回味与评析胡温政府任期内中国做过的最光辉的一件事是什么，一般民众可能会认为是举办奥运或是进入世贸。其实不然，对一个演化生物学家来讲，最光辉的一件事就是取消农业税收。在大历史的观点下，其意义非凡，标志着中国从此由一个农业国转型跨入了工业国家的门槛。在这之前的1万年，从广东阳春独石仔、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一期等遗址开始的从采集渔猎社会转型为农业社会，历经萌芽、繁荣和成熟的五六千年，历经了部落社会的频繁战争和对文化生成的刺激，到最后的一步步统一国家，再从夏商时期国家制度的初创到周的国家体制的成熟，从春秋战国国家架构的转型到汉代中央体制的建立，都伴随了道德价值观念的改变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更新。其在意识形态方面，也经历了神话学研究所指出的轨迹，即儿童幻想与泛灵的旧石器早中期采集渔猎社会、到通灵与萨满的晚旧石器部落社会；部落社会频繁的战争，制造了历史传说并成熟了图腾观念，以后青铜社会国家的建立，需要对历史传说进行加工以制造社会凝聚力的神话。与西方社会不同的是，中国社会在神话的初创时期被生态学的K值限制引发社会崩溃而改朝换代，因而神话无法进步并走向成熟（参考《中国历史风云录》）人心和社会意识无法经历从泛灵到半人半神，全人形的神，人性化的神这样一个步骤。社会变革的要求常常被拦腰斩断（K值无法突破），或是无疾而终。待进入铁器社会，中央集权社会的意识形态，继续沿着神话学昭示的路径，在全人形的神话阶段，不断神化历史上的英雄个人，使得社会学上的社会形象对人文、文化、艺术、宗教和信仰等的影响，离开真实的人性，相差深远。一直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同治中兴时期，中国开始向钢铁时代转型，虽历经近200年的艰苦历程，但毕竟比起社会演化夏商青铜时期和春秋战国的铁器时期，时间上还是不算很长。

在此我们必须感激美国这样一个让我们爱恨交加的国家。象帮助日本、亚洲四小龙一样，在资金、技术、制造和市场开放上帮助我们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必须明白和回顾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在当时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泛滥的时代背景下（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争斗下）和由其造成的民族矛盾和适者生存思想意识如此强烈的驱动下，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如德国、日本，为工业产品的市场销路而进行一场毁灭性的厮杀。今天的美国自身创出一条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模式而把自己的市场和资金拱手投资给那些想要工业化的国家，做为大历史观下的现代人们，必须认清这个特点，承认这个特点和适应这个特点。

大历史的中国如此昭示我们，我们看到的未来是什么？后工业化的中国如何走向并完成它必经的历程。摆在面前的艰巨任务，首先是如何完成工业产品的商业化提升，全民进入一个商业社会和商业精神，也就是使工业化的社会更加成熟，进而才能象美国一样迈入知识创新为主的知识经济时代。所谓中华民族的复兴，也不过此。

这种大历史的布局下的其它工业国的未来走向，仍然扑朔迷离。也许美国永远成为科技创新的国家，其它国家只做些边角工作、或者修修补补、充其量如日本只在模仿的道路上更加去粗取精，如美国发明汽车、飞机、家电产品，电脑和互联网等的时候，日本人把汽车做得更好，家电做得更小巧方便，台湾和中国可以做为生产工厂销往美日等和其它地区。如果我们甘于这样的布局呢？也许可以，也许危险更深。

过去赫鲁晓夫曾夸口说到80年代，苏联就能赶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工业大国。可是我们看到一个集权的政府，可以把一个国家从农业国转向工业国，可以打败另外一个独裁者，可以集中全国的力量搞最顶尖的太空工业，但在优化工业结构、合理配置企业，优化产品组合的社会商业化转型中，苏联一败涂地而导致80年代的社会崩溃。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与苏联何其相似。我们如何走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商业时代并获取商业时代的人们所必须具备的人格与精神？与苏联不同的是，我们中国人口众多 ，假如发生苏联那样的社会崩溃，其结果不言自明就是人口的再一次杀戮和减少。此一现实，不得不严谨对待。

工业化的社会结构必然带来人们的生活意识更新，价值观念的更新。当新来美国旅游的中国人对美国的城市嗤之以鼻，只因没有看到高楼建筑，只有低矮破败的老旧房屋，根本不像是一个超级大国的时候，我们就看清楚了农业意识和价值观念在人们头脑中如何根深蒂固，如何不能适应和理解工业社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意识。他们无法认清许多城市的建筑法规，不允许起第二层楼房以保护生态和道路不至于拥挤的知识时代的人们才密切注意到的各个学科的综合研究成果。这样的现象也发生在马克思的《资本论》里，马克思做为一个刚从农业社会出来的“学者”，在资本论里透漏出了许多类似的落伍的观念。所以他的理论也只有农业社会价值观念的人才报以理解，而不知已经工业化的社会，会把其理论看做是另外一种不合时宜的价值观念。所以接受共产主义理念的国家都是还未进入工业化的国家。

工业化的国家只需要一个农民种地，其它原来的9个人做什么去？这就是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亦即社会的商业优化转型时期。社会必须创造出机会由9个人中的一个人从事工业生产，一个人从事服务行业，一个人从事娱乐工业，这样的社会分工不断精细，一个人可以从事保险、另几个人从事科研，再一个人可以从事律师。工业社会迈进商业社会不得不走的一步就是必须有这样一个政府，用法律把人们的行为规范起来，把工业化的产品竞争规范起来，把各个行业规范起来，使他们不可以制造毒害百姓的产品，使他们不可以言不由衷、夸大产品功能。这种社会的分工与精细，靠的是进一步的大脑的知识与精神分化，正如同蚂蚁、蜜蜂社会的身体分化来完成各自的职能和职业需求。而这种知识与精神如何分化，需要知识的创新和思想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即使从事自然科学，也不可能掌握创新科技所需要的世界观和方法。所以民主的社会，是工业化以后无论如何跨不过去的门槛。

胡锦涛泰州行，也不忘向我们嘱托这种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分配，也的确是英雄所见略同。但愿我们的习总，能走好这步商业化的好棋，不致于象前苏联一样，致使社会崩溃而国家分裂。

注释1：如何理解非洲社会的多种价值观并存现象，即采集狩猎文化、农业文化与工业文化多重叠合缠绕。有一个重要判断标准就是这个文化的人群是否就是这种文化的制作者。如工业产品的制造者还是接受者，狩猎的人群自然完全接受铁制的刀具，但其自己不去制造或无意制造，这就造成即使杂居的文化缠绕，但可以互不干扰同时并存。农业人口与工业人口的杂居及文化交流也是如此。

注释2：马蹬效应在人类学上指两种文化发生冲突，有马蹬的文化因为有了马蹬可以任意踩着马蹬站起来击中敌人而赢得战争胜利进而传播自己的文化，如让原来没有马蹬的敌人学会使用马蹬。其演化历程是从使用光肚子马匹对付不骑马的文化赢得战争胜利而传播马文化、从骑光肚子马到使用马鞍，从有马鞍无马蹬，从有马蹬到使用马刺这样一个技术的微小进步进而传播文化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