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后面2个月的研究方向 我们智库争取在两会前把关系到国家、社会、经济、金融、科技等等领域的重大发展内容的分析能够发布出来，因为这些内容原来都在脑子里，这边要根据现在中央的人事布局把这些都细化。 我们的目标是给政治局常委体系一把剑，通过这把剑可以控制和衡量国家经济整个体系的发展。很多专家给出的报告是几十页的，这个其实价值不大，对于政治局常委体系来说需要的是几个指标，然后告诉他们这几个指标在什么区间是合适的，向上超过这个区间是什么含义需要怎么做，向下超过这个区间是什么含义需要怎么做，另外这几个指标能够对于一些体系形成制衡。 说白了其实美国也在研究这些指标，但是中国和美国的国情不一样，美国是金融发展完善，而且是金融过度发达，所以美国的指标不适用中国，但是可以借鉴。美国基本上不大看M2指标的原因是金融过度发达后在通胀共识的基础上，M2对于通胀已经没有很大的意义，但是中国不一样，在金融发达国家GDP+CPI约等于M2的概念已经失效，因为他们需要加入国际需求这块，同时他们债券市场相当发达，资本体系是通过资产负债表的模式扩张的。中国还处于发展期，为了货币的稳定为了金融是为实体服务的模式，因此GDP+CPI约等于M2的概念还是需要的（经济危机时刻带有一定的货币拉动型也是可以的，因此M2可以略微高于GDP+CPI值2－4个点左右，主要是解决货币流速下降的问题，等到经济复苏后，货币流速起来，就要把M2降到约等于的状况），这个也是符合中国金融服务于实体的战略目标的。但是我们在研究金融体系的时候发现，中国的金融体系也已经进入了资产负债表扩张的发展模式，而这个里面两块很重要，一块是银行的盈利（盈利部分是可以放大40倍进入流通领域的），另外一块就是债券市场问题，这方面我们也正在研究，央行提出社会总融资的概念其实就是想把这块都控制住，这个是不利于国家利益的，因为这样银行系统就能够控制整个产业链，我们期望扶持证监会来平衡央行，让财政部、央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这几个机构能够形成制衡，现在是央行体系（包括银行）独大，他们之间形成了制衡，政治局常委体系的这把剑才能起到效果。另外国债收益率有两个，一个是现货一个是期货，关键是两点，一点是那边资金多，一点就是政治是否有强制力，这两点决定了到底是现货收益率还是期货收益率决定资金成本。国债收益率同时也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除了这个还有一个为纯投机资本服务的就是类似LIBOR，他决定了短期资本的资金成本，中国的央行体系想用SHIBOR或者回购利率来作为这个定价基准，这个是不合适的，因为这个离市场太远，几个大银行就控制了，建议国家要另外建一套体系，国家政治力量对于这个短期资本的资金成本能够有控制力，同时这个利率也必须更接近市场。美国的做法就是自己建一套同时打击另外一套（LIBOR）。 现在很多人还处在商品经济的思维模式，商品经济的价格是供需决定，价值是成本决定（典型的马克思经济学理论），资本经济的价格是资本决定，价值是资金成本决定（资本经济的核心价值就是资本的价值，资本的价值是由资金的成本决定）。其实这个世界要在资本市场玩，需要看懂两样，一样是政治，一样就是经济和金融模式，现代金融和经济已经从原来的商品经济进入了资本经济的模式，因此他的运行规律遵循的模式和模型架构就完全不一样了。 预计在两会前，我们能够把这整套体系研究的成果发布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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