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中国慷慨捐助，日本“慷慨回报” 

 现代版农夫与蛇 日本关东大地震启示录
1923年9月1日，以神奈川县为中心，日本关东地区南部发生7.9级大地震，史称关东大地震。地震、海啸、暴雨、火灾波及1府8县，日本死亡10余万人，灾民百余万。尽管当时中日关系因一战后日军强占青岛、“五四运动”爆发而异常紧张，但出于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中国仍然给予了慷慨援助。
据记载，地震后，孙中山很快向日本摄政太子裕仁发出慰问电，北洋政府也迅速做出反应。《申报》、《民国日报》、《晨报》、《大公报》均于首要位置刊登日本震灾消息，表达同情。9月3日，《晨报》发表社论呼吁：“我国国民宜速组急赈会，募集巨款，特派大规模之救护团，驰往赈济……”

当时中国非常落后，北洋政府决定对日本进行救助。号召百姓忘却战争前嫌，不再抵制日货，以减轻日本人民负担，利于恢复。北平、天津、成都等城市成立救灾团体，演艺界筹款筹物，梅兰芳还进行了义演。景山公园卖票助赈，连中学生也把零用钱捐出，赈济日灾，红十字会救护队赴日救灾，表现出纯洁的道德感和国际主义、人道主义精神。

当时的北洋政府，为救济日本此次“奇灾”，内阁3日召开特别会议，在巴黎和会上反对日本侵占青岛的外交总长顾维钧摒弃前嫌，提出：“我国本救灾恤邻之义，不容袖手旁观，应由政府下令，劝国民共同筹款赈恤。”外交部电令驻日代理公使张元节调查实情，并向日本政府表示慰问。

同时，各阁员表决通过援助日本决议，发布大总统令，由财政部筹银20万元(当时1元钱能买40斤大米)汇交日本政府，用于救灾。还下令暂免食品、服装、药品、卫生材料等出口日本的关税，并由地方长官劝谕绅商，广募捐款。当局还决定派遣商船运送粮食、药品及红十字队赴日救灾等，同时解除粮食输出禁令。海军李鼎新总长调派军舰两艘，载运粮食紧急驶往横滨。6日，政府又决定，凡由华运日之赈品，由财政部给照，均免出口税。

9月8日，外交部成立了临时救济日灾委员会，系统协调相关事宜。时任直鲁豫巡阅使曹锟捐款5万元，其中3万元赈济日本人，2万元赈济旅日华侨、留学生。9月9日，两湖巡阅使吴佩孚通电全国，号召对日本进行捐助。电文声情并茂，夹叙夹议，用华丽的词汇表达对日本地震的痛心和关爱之情。他给中国所有重要政府部门均去电号召援日。

关东大地震发生时，东北军阀张作霖正在扩大奉天兵工厂，开办东北大学，手头因此有些紧，但他仍于9月3日决定向日本赠送面粉2万袋、牛100头。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社会各界踊跃参与

除政府层面外，中国各地各界也迅速做出反应。在北京，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致电“日本京师帝国大学及各学校”，谓“电传奇灾，实深震恸，同人谨致慰问。”北京银行公会筹拨10万元，购办米面3万石，即行赴日救济。北京中国画学研究会经过联络、筹备，在中央公园，也就是现在的北京中山公园，召开书画助赈会，并征得当代名流大家所作书画多幅。9月28日，助赈会第一天即售出书画数百件。北京还举办游园会、游艺会、展览会，募集赈款。

行动最为迅速和热烈的是上海。9月2日，上海20余个慈善团体“相约讨论”，前往日本驻沪领事馆及日本居留民会探问情况。4日，上海总商会成立“中国救济日灾义赈会”，公推朱葆三为主席，盛竹书、王一亭为副会长，由王一亭负责具体事务。8日上午，轮船招商局的“新铭轮”从上海起航，船上悬挂白十字蓝旗（中国救济日灾义赈会会旗），12日抵达神户港。据称，“新铭轮”是关东大地震发生后，日本收到的首批国外救灾物资。与此同时，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组成的24人赴日救护队，也于8日启程前往神户。这是中国红十字会自1905年成立以来，头一次派出援外医护队。

各界名人也纷纷捐款，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还组织了赈灾义演。在上海、北京、江苏、浙江等一些地方也都有自发的募捐活动。9月6日，上海总商会、红十字会等团体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国协济日灾义赈会，到9月27日，该会共捐助钱粮、药品计14万元。中国佛教界也组织了赈灾活动，各大寺院道场组织各种法会，吊祭日本地震的罹难者。

大地震却使东京、横滨等地各种谣言开始在灾民间传播。据日本警视厅的记录，谣言包括“还要爆发大地震、还有大海啸来袭、富士山将大喷发”等。在这种有关自然灾害将进一步加剧的谣言迅速传播的同时，从9月1日傍晚开始，出现了与政治相关的各种谣言，在市民中引起了更大的恐慌。谣言包括“日本社会受虐待的朝鲜人要趁震灾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反击日本人”、“地震中从监狱逃出来的罪犯要发起暴动、对现实不满的社会主义者趁乱进行暗中活动”等。在这些谣言中，与朝鲜人有关的谣言尤其为人们所深信。而且谣言越传越玄，开始时说“朝鲜人要趁地震的混乱放火”，过了一夜就说“朝鲜人抢劫、强奸、杀人、朝水井投毒”等，后来甚至出现了“朝鲜人在伊豆大岛装了炸弹而引起了地震”等说法。很多人开始相信朝鲜人要趁机发生暴动，并以为火灾的扩大也是由于朝鲜人的暗中活动造成的。

当时的日本人会相信这些谣言，与当时他们对朝鲜人的认知不无关系。日本1910年正式吞并了朝鲜，并在朝鲜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利用“土地调查”等手段掠夺朝鲜土地。很多流离失所的朝鲜人被迫到日本做工，受到日本人的歧视。在日本的朝鲜人也成立了一些组织，参加日本工人运动，1921年至1922年，先后成立了东京朝鲜劳动同盟会及大阪朝鲜劳动同盟会，1922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也有在日朝鲜人参加。日本当局也据此认为他们有一定的社会主义倾向。日本媒体的宣传也极力丑化朝鲜人，认为他们是潜在的危险分子。因此很多日本人对谣言深信不疑。

那么，这些谣言是从哪里来的呢？有日本学者怀疑，是日本政府为转移民众对政府救灾不力的愤怒而制造的，并任其散布；也有学者主张是在民间自然形成，一部分官员相信了这些谣言，并以此为依据加强了戒备。

朝鲜人和华工成屠杀对象

9月2日下午，日本政府通过紧急敕令发布了戒严令，出动军队维持社会秩序。同一天，日本内务省警保局长发电报给各地方长官，电文如下：“利用东京附近发生震灾之机，朝鲜人在各地放火，……现已在东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令，各地要严密巡查，严格取缔朝鲜人的活动。”3日上午，又向全国发送了“朝鲜人在各地放火，欲达到其不逞之目的……”的电报。同时戒严地区扩大到整个东京府和神奈川县。颁布戒严令意味着进入非常时期，由军队掌控一切，一般情况下是在战争和内乱爆发时颁布。这次颁布的主要目的是“针对不逞之举，保护罹灾者”。据此，军队和警察开始大肆逮捕、屠杀在日朝鲜人和中国人。与此同时，他们还号召市民提高警惕，各地也组织了以在乡军人会(退伍)或青年团(地方青年组织)为主体的所谓“自卫团”，用日本刀及竹枪等武装起来，四处奔走“猎捕朝鲜人”，一旦发现，或将其杀害，或在施暴后将其交给警察或军队，手段极其残忍。虽然不久后人们开始知道有关朝鲜人暴动等只是谣言，警察厅也制定了自卫团规则，要求停止对朝鲜人的迫害，但这时被军队、警察、自卫团所杀死的朝鲜人已达数千。有史料称，当时有6000多名朝鲜人在屠杀中丧生。

在屠杀朝鲜人的同时，他们还把屠刀伸向了在日华工(有一说称他们被误以为朝鲜人)。据不完全统计，有700多名中国人(90%是温州人)遇害。东京大岛町8丁目是华工的一个聚居地，9月3日就有近200名华工在这里惨遭杀害。据当时住在8丁目146号的木户四郎(当时27岁)回忆：“五六名士兵和多名警官及很多民众，包围了约200名支那人(中国人)，民众都手持斧头、铁钩、竹枪、日本刀等，从一侧屠杀支那人，中川水上署的巡查等也和民众一起，像疯了一样实施屠杀，其间还有两声枪响，可能是射杀逃亡者吧。我当时都不敢正视自己同胞的残虐行为。”此外，横滨等华人聚居区，都发生了屠杀事件。在日本的中国工人领袖王希天9日上午前往大岛町去了解和慰问受难华工，途中也被军警秘密拘捕，12日凌晨被秘密杀害。之后此事一直被封锁，直到1975年8月28日，日本《每日新闻》发表了《久保野茂次日记》，人们才了解真相。

华工领袖被害引发更大“地震”

关东大地震，华侨与华人的境遇怎么样？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才有正义的日本人揭开了令人遗憾的一角——就在《中国红十字会赴日救护队》赶到东京的时候，中国华侨领袖王希天，没死于地震，却遭到野蛮的暗杀。

王希天是长春人，1914年11月考取留日官费生东渡日本。1917年，王希天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在1918年的进步留学生运动中，与周恩来成为战友，参加促成了2000多中国留日学生罢学回国向北京政府请愿；他慷慨激昂的演讲，曾经感动了时在天津读书的邓颖超。

王希天很快成为华侨、华工的朋友和志愿者，为改善华工的处境奔走，终于在东京华工最集中的地方设立了事务所，成立了维护华工利益的《侨日中华劳动同胞共济会》，在名古屋、大阪、京都、横滨等地建立了支部，发展会员4000余人。成立教育部，举办华工夜校……成立华工慰问部，为维护华工的合法权益而斗争。《共济会》成了华工的娘家，王希天成了华工的娘家人，也成了日本资本家与恶势力的眼中钉，当然也成了日本反动当局的监视对象。

日本明治维新，走向国家神道。1923年，正是大正天皇最后两年、昭和天皇接班的前夜，“关东大地震”后谣言满天飞，反动当局不但趁机镇压进步人士，还借 “朝鲜人放火”谣言镇压无辜的朝鲜人，把矛头对准了可怜的华工。地震才过10天，日本宪兵非法抓捕了王希天，并野蛮地暗杀了他，王希天牺牲时年仅27岁，而真相又被隐瞒了半个世纪！

王希天遇难后，中国国内爆发了更大“地震”，国人掀起了抗议暴行、清查原因并严惩凶手的怒潮，但“弱国无外交”，真相还是被尘封起来。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一直记着王希天、寻找他的家人，在1962年接见了王希天儿子。1974年，王希天被追认为革命烈士。1975年，真相终于被正义的日本友人揭开。

在残酷杀害朝中劳工的同时，日本军国主义者也不放过本国进步人士。当时，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日本工人运动已蓬勃发展。1920年12月9日，日本社会主义同盟创立，吸纳了全国3000多名会员。1922年7月15日，日本共产党成立并于同年11月取得了共产国际的承认。共产党的活跃引起了当局的不安。地震后，日本当局最担忧共产党鼓动群众发难，于是，在地震后第三天，从9月3日开始，军队和警察就对日本国内的社会主义者及工人运动领袖等进行镇压。下令逮捕进步人士，并将工人运动领袖平泽计七等8人处死。这样，朝中劳工和社会主义者就成了东京大地震的无辜牺牲品。地震后，竟没有人去追究屠杀肇事者的责任，而更多日本人开始思考防震能力。他们将9月1日定为日本地震纪念日（或称防灾日），每年的这一天要进行全民的防震演习。政府还进一步鼓励科技创新能力，提高地震预报的准确度，要求与建筑有关的科学技术都要有高标准的防震指标。这种转型使日本后来的历次地震损失都远远低于此次地震。可以说，1923年东京大地震成为日本历史上的科技和建筑发展的新起点，同时，也因为无端杀害中朝劳工，迫害进步人士而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大污点。

地震后产生的谣言之一就是“社会主义者借机暗中行动”，日本当局最担忧他们鼓动群众发难。日本宪兵队正好借此机会拔掉“眼中钉”。9月16日，宪兵大尉甘粕正彦等冲入了无政府主义运动核心人物大杉荣的家，强行将大杉荣夫妇及其外甥带到宪兵队，掐死了他们，并将尸体投入井中以毁灭证据。这件事在9月20日被《时事新报》与《读卖新闻》发现，12月甘粕正彦被军事法庭判刑10年，但1926年10月即获得释放，并由陆军出资送往法国留学。

关东大地震后外国强烈谴责日本大批屠杀朝鲜人，对此日本官方避重就轻，百般辩解，不承认屠杀罪行。日本屠杀中国劳工的消息很快传回中国，引起中国国内民众的极大愤怒，各地群众纷纷集会抗议。王希天被害后，北洋政府也曾派出调查组赴日调查。但由于日本当局竭力掩盖真相以及当时北洋政府的无能，最终无果而终。

关东大地震给日本社会带来巨大影响。一战时日本经济获得迅速发展，但战后发展经济的各种有利条件消失，经济发展减慢。关东大地震引发了震灾经济危机，自此日本经济长期陷入危机和慢性萧条状态。在政治上，关东大地震后日本政府加大了对社会主义运动、工人运动的打击力度，再加上当年12月27日发生了无政府主义者难波大助刺杀摄政的裕仁亲王未遂的事件(虎门事件)，更加重了市民对社会主义者的恐惧心理。与此同时，日本国内极端民族主义的倾向进一步增强。

在中国，1924年归国的温州留学生，集资在温州华盖山上建起了王希天纪念碑。抗战期间，此碑在温州沦陷后，被日寇拆除，这一事件也逐渐被人们淡忘。日本宋庆龄基金会副理事长仁木富美子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中国和日本进行了详细调查，先后撰写并出版了《关东大地震中国人民遭虐杀》、《大地震时对中国人民大屠杀——中国工人和王希天为何被杀》等书，使人们能通过史实了解事件真相。

中国人总是幻想着每个人都是有道德的，自己帮助了他人，他人就会感恩。

经过几千年的被人欺辱，居然还有这种思想，真是古怪。

事实就是你就是帮助了他们，他们也不会感恩，农夫与蛇的故事此刻在上演着对于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诸如此类的问题，日本人很少去想，也很感到头疼。他们把这样的问题通常交给上级去想，交给天皇去考虑。只要上级说了什么是对的，那就是标准。只要强者说了什么是善的，那么什么就是善的。日本人不习惯去考虑这些抽象的问题，他们主要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力量与力量之间的对比去判断对错，然后附和权威就可以了。

日本没有类似于基督教“十戒”这样的信条，也不像中国人那样相信正义的力量，日本人没有彼岸世界，不相信因果报应这样的概念，他们认为，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死后通通成佛升天，所以，生前作孽，与死后的成佛没有什么关系。良心这个概念，在中国人伦理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良心就是忠于自己内心的感受，使灵魂得到安宁。而日本人不理会这一套，什么心安理得，什么良心谴责，通通的没有。在他们看来，良心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只要不影响人际关系的秩序，良心是否安宁，并不重要。

一作家到日本采访一位侵华老兵。这位老兵是一位栽培盆景的行家，把所有的盆栽照顾得无微不至，家里也被拾掇得一尘不染。谈及他当年侵华的战争经历，他极其平静地说：我记不清在中国*过多少妇女，反正一有机会就*中国女人。他还坦率地介绍了在南京*一个１３岁的中国女孩的经过，如何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抓到那个受害的女孩，*完了又如何将其杀害等等。这位老兵在讲述这些暴行时非常平静，毫无羞愧和忏悔之意，也没有一点情感的波动。他的老伴在旁边听着，也没有丝毫的惊讶和不安，她和气地向客人打着招呼。这就是日本人的良心观.日本人总是很坦然地否认其发动的是罪恶的战争。因为他们对恶的认识也是相对的。在日本的佛教中，甚至还有视杀人为超度善举的观念。当日本武士杀人时候，拔出刀来的武士会郑重其事地默念：畜生，为你超度吧！如此诡谲的道德思想，焉能结出善的果实？

由于没有绝对的道德观念，也没信仰追求，所以也就没有道德负担，没有精神痛苦。前一天还在同敌人进行自杀性攻击，第二天就举着鲜花迎接敌人占领本土，这在世界上恐怕没有第二个民族干得出来，而日本人做得那么自然。因为在他们看来，道德标准已经被自己悄悄改变了。

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世界人民都很难理解，如岸信介之流，曾经是东条英机的副手，是甲级战犯，亲自参加过日本对华侵略决策和太平洋战争的阴谋，却奇迹般在二战后继续当选为首相，昔日的仇美派，一夜之间又变成了亲美分子，而日本人却习以为常。要是在德国，像岸信介这样的战犯，能够少坐几年牢就该谢天谢地了。

据美国的学者叶先扬记载：老上海人都知道“伊藤先生”这个称呼，伊藤是日本的大姓，就像中国的老张老李一样。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有很多日本人在经商，在那些日本店铺里，日本人对中国顾客真像对待上帝一样，热情、礼貌、周到细致，因此，老上海人说到“伊藤先生”，那心里感觉是暖烘烘的，就像我们提到雷锋叔叔一样。可是，“一?二八”事变日军攻入上海的第二天，这些“伊藤先生”却都变了脸，他们拿刀砍中国人的凶残，比日本军人还血腥

日本战败后，因为美国的庇护和国际上对其监督的放松，日本人很快就遗忘了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大家都觉得这没什么了，一风吹了，责任都被时间带走了，现在该是轻装上阵的时候了。如果没有外来的强大压力，让日本人深刻忏悔和反思，那将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著名日本人研究专家、美国的本尼迪克特在她的名著《菊与刀》一书中提出，日本人的行为模式属于“耻感文化”，而西方文化背景的人属于“罪感文化”。前者的行为要靠外部的约束力来监督，人们的行为是根据别人的态度来决定的。后者则主要依靠内省和反思，靠内心中的信仰原则来自我约束。

耻感文化发展到了极至，就是日本武士道拼命鼓吹的“死亡哲学”，即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一个人最体面的事情就是从容迎接死亡。日本武士的切腹仪式让世界震惊，这种切腹仪式要求武士先把肚子剖开再往里深挖，露出五脏六腑，待到血流干净才倒毙。通常的情况下，切腹者在三四个小时都不会死去，还得配备一个助手，在切腹者无法结束生命时，帮助他把头颅砍下来。所以，血淋淋的切腹仪式就是一种自我摧残的酷刑，它要表现的就是武士道倡导的武士“无畏”的精神。

在战争中，日本兵的军人手册上会有这样的指示：最后一颗子弹要留给自己。战争中的日军行列里没有设置一支正规的卫生救护部队，日军溃退时，常常开枪射杀伤员，或让伤员自杀。日本人确实是一个经常在寻找捐躯目标的民族，有时候为国家，有时候为天皇，有时候为公司，有时候为情人，总之，为了自己避免受耻辱，就去选择消灭自我。在日本，由于公司破产，老板自杀的不在少数。情人们如果姻缘难了，也喜欢选择手拉手蹈海。在日本的农村，农民一旦在约定的时间内还不了债务，也会选择自杀，以避免失去信用。

耻感文化把日本人的不投降主义推向了极端。在日本，过去只有战斗到死或者自杀才能保全名誉。万一被俘，就会名誉扫地，不仅如此，连整个家族就要蒙羞。被俘后的生命，就等同于死去，甚至比死去还糟糕，所以，一些日本伤兵在被俘后还会去自杀。美军攻占*时，4万多名日军覆灭，岛上还有万余名日本平民，日军则强迫这些平民自杀，母亲杀死孩子后自杀，老人们则相互他杀或自杀，数以千计的人选择了集体跳崖。

就是这样一个极端重视耻辱感和荣誉感的民族，却是曾经对世界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日本人的整体表现经常在国际关系中让其他国家的人民感到不安。因为他们的行为实在太难以捉摸了。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的副国务卿乔治?鲍尔曾以“谁也不知道日本人什么时候发疯”为理由，坚决反对日本人大规模重新武装。此话也许有点过激，但确实没有哪个国家的国民性，会像日本人这样使人难以捉摸和无法预测。

经济上崛起的日本人已经让美国人和欧洲人尝到了步步紧逼的苦头，而重新武装起来的日本自卫队，其装备水平已经达到世界一流，谁又能知道，这支日本“皇军”的后裔什么时候发飙呢？

如果不盯紧日本人的一举一动，谁也不知道日本人什么时候翻脸。许多中国人主张对日本人的劣迹既往不咎，对历史问题一笔带过，其实是对日本人本性的一种不了解。不彻底清算其历史罪行，对其重新武装的趋势不予警惕，最终要成为日本人的陪葬品，到那个时候，就追悔莫及了。

这些天对于日本发生的灾难，出现了两种态度。一些人言语有些极端。另一些人认为这些人没有人性，应放下历史恩怨，以德报怨伸出援手帮助日本，应该对日本祈福！对于这两种声音，笔者无法说谁对谁错。但对于那些偏激者，对于一个在历史上杀害了你上千万同胞，而至今不肯道歉，侵占你的岛屿而恬不知耻的国家。任何偏激的言语都可以理解！任何人也没有权利指责他们，至少笔者没有这个权利。而对日本的援助，出于人道主义精神，是应该给予的、应该支持的。早在1923年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死亡14万人，当时中国十分贫弱。北洋政府号召百姓忘却战争前嫌，放弃抵制日货救援日本。中国民众捐款捐物赈济日灾，北洋政府调派两艘军舰，载运粮食运往横滨拯救灾民。可仅仅5年之后，就发生济南惨案，日军将交涉员蔡公时割去耳鼻枪杀，并肆意焚掠屠杀17000余人，1931年9。18事变占领了东北。 1937年7。7事变，随后攻陷南京城屠城30万人。至抗日战争结束伤亡我国人3500万人，日本人当时就是这么报达我们的援助！这么回应我们的‘以德报怨’。

如果要说祈福的话，中国善良的人们，早在88年前就已经说过了。可他们换来的是冰冷的刺刀，换来的是抛撒自己的鲜血和头颅，换来的是自己的妻子和女儿，被强奸后像生畜一样宰杀！望着那张头颅堆得像小山一样的照片，笔者真是张不开嘴，能做到的只能是沉默！有人说‘那场战争已经过去了，那些发动战争的人已经死了，让我们忘记过去面向未来’。听到这些话真让人感到毛骨竦然，那些战争魔鬼的肉身虽然灭亡了，可他们的灵魂还在靖国神社里游荡。时至今日，日本政府对侵略战争仍拒不道歉，妄图篡改历史粉饰罪恶。更重要的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原因仍然存在，那就是日本狭小的国土，那就是匮乏的资源，和越来越恶劣的生存条件。如果这些没有改变，那么靖国神社里的灵魂，还会有附在他人身上复活的那一天！如果有一天日本列岛不在适合人类居住，那么向外扩张就是日本人生存的唯一出路。纵使日本人绝大部分都是善良的，但在关乎日本种族存亡的生死关头，善良与生存你认为他会选哪个？凡是有正常思考能力的人，都会得出答案！不错，人类应该追求爱与和睦，可人类还继承着动物的本性。狮子于羚羊一起嬉戏，那只能出现在动画片里！为了能活下去，什么爱与和睦都可以丢弃！只要他能活下去，你的死活他无所谓！这就是日本人的宿命。你们今天对他们讲仁爱，对他们放松警惕充满天真的幻想。那么他早晚一天还得让你血流成河！

《论语? 宪问》：“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看看1923年关东地震中国援助日本后，日本对中国的所做所为
　　　　　五．卅惨案(仅仅是中国救助日本地震后第二年)　一九二五年于上海的日本纱厂厂主虐待中国工人，鞭毙工人。于工人代表与厂主交涉时，厂主发枪击毙工人一名。导致上海各大学学生三千余人，罢课游行。至英租界巡捕房前，为英巡捕开枪射杀，死伤数十人。
　　
　　济南惨案（五．三惨案）（中国救助地震后第五年）　北伐进行期间，日本恐怕中国一旦统一，必不能任其肆意侵略，是以竭力阻挠北伐之进行。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名，派兵进驻济南、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一九二八年，国民革命军于五月一日克复济南，日军遂于五月三日派兵侵入中国政府所设的山东交涉署，将交涉员蔡公时割去耳鼻，然后枪杀，将交涉署职员全部杀害，并肆意焚掠屠杀。此案中中国官民被焚杀死亡者，达一万七千余人，受伤者二千余人，被俘者五千余人。
　　　　
　　　九一八事变（中国救助日本地震后第八年）　日本早就有侵略中国，变中国为它的独占殖民地的野心。一九三一年，由于日本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危机，日本乃发动对东北三省的侵略。先于七月二日，日警开枪击毙三十多名中国万山农民，拘捕数十人，制造万宝山事件。继于九月十八日，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下令进攻，炮轰沈阳城外北大营，再进攻东大营，后占沈阳城，继续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一九三二年，日本人迫诱满清退位的皇帝溥仪，组织「伪满州国」，成为日本人的傀儡。　　　
　　　一二八事变（淞沪战争）　日本夺得东三省，欲为永久占据计，乃扰乱中国沿海，转移中国上下视线。一九三二年，借口上海排斥日货，于一月二十八日夜，突然发动战争，向中国上海驻军进攻。中国十九路军及第五路军全力抵抗，坚守了一个月零四日。　
　　　　
　　　日本侵夺山海关、热河及组织伪「冀东自治政府」　一九三三年一月，日军进攻山海关。二月进攻热河，继攻打长城各关口。五月中，北平、天津濒于危急。中国政府不得已签订「塘沽协议」，承认冀东为非武装区，使中国失去河北十九县及两个自治区的主权。　
　　
　　　　七七芦沟桥事变　一九三七年六月，日本集结大军于北平近郊丰台一带。七月七日，故意于宛平县芦沟桥附近，进行演习，袭击宛平县城。引起中国上下，莫大义愤，掀起全面抗战。
　　　　
　　　 八．一三淞沪战役　一九三七年，日本突然攻击上海，开辟第二战场，全面侵华。
　　
　　　南京大屠杀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南京失陷。日军进城后进行大屠杀，共杀害中国军民三十万人，是近代史上一场空前残酷的屠杀。
　　
　　　　　　自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开始，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止，中间经历无数大小战役，中国人的生命的损失，据不完全的统计，军队死亡一百三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八人，伤一百七十六万一千二百三十五人，失踪十三万零一百二十六人。人民的伤亡，估计约为军队的一倍，统计八年的战争中国死亡约一千万人。财产的损失，根据《中国对日战争损失之估计》的计算，抗战八年我国全部损失至少相当于庚子赔款（本金四亿五千万两，折合银元七亿零八十六万元）的一百二十八倍，已接近天文数字了！
　　
　　可以说：日本的每一点繁荣，都渗透着我们祖先的鲜血和泪水！

所谓对本次地震：在人性面前我选择默哀，在国家利益面前我选择日本永远沉没！

在这里我再说明一点，关于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之前的1894年，中日已经有过甲午海战，历史已经给予我们血的教训，当年我们抛却甲午海战之痛恨，为日本人默哀，祈福。给予了日本以人道主义救助，那会的中国，可谓国内时局动荡，民不聊生，华夏民众是从牙缝里挤出的救助款曲帮助日本人，那日本给我们中国人的回报呢，是短短两三年养精蓄锐之后对中国接踵而至的侵略，进而是九一八后的全面侵华！！！

同样的，今天日本地震海啸后，我们给予他人道主义帮助，谁能保证他过几年元气恢复后不再重演历史？？？？

有些人习惯于把这些罪状归罪于日本右派军国主义份子头上，用大脑思考一下，如果没有浓厚的群众基础，军国主义怎能如此之猖獗？？？国民党反动派当年几百万军备，不照样被推翻，最重要的，就是他丧失了民心！！！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敢问之，如果不是日本绝大多数民众支持，日本军国主义为何至今依然敢和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叫板！！！

同胞们，觉醒吧，对于日本这种民族，根本就不值得去怜悯同情，你可以去学习他的长处，学习他的优点，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是，同情之心，万万不可有，自明朝之后，小日本亡我中华根本就从未消失过，一个个活生生的历史实证，难道还不足以让你觉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