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位逝者的位置，由歲月和人格構成。
人走了，歷史的本質會漸顯露出，世態炎涼左右不了。
季羨林是值得追思的。

像《浮生六記》

2007年7月，秋涼初透。我到301醫院病房探望季羨林。
他毫無龍鍾之態，白衣凝神，端坐案前。
送上一套我編撰的《西南聯大人物訪談錄》，他講了幾句，說“這事很有意義”，靜默片刻，我倆有一段對話：
季：“你有沒有寫《北大回憶》？”
我：“沒有，只有零散的文字。”
季：“應該寫，值得回憶。”
我：“千頭萬緒，怎麼寫？”
季：“像《浮生六記》那樣寫。”
我頓時有些白雲深處的感覺。
我和他都一時沉靜了。
季羨林並不像世俗想象的，總生活在鬧熱紅火之中；也不是總在思索和講着格言式的話語。
有的老人羨慕季羨林入住301醫院，得到最精確的護理救治。然而先生自從入院，已經失去他最後的私人空間。
本來孤行於東方文化中的他，可以依託着北大校園之晨昏，寄寓於窗外荷塘；還有師生來訪之情趣，和他的貓兒；尚有着他生命最後提煉的內容。
他一直想回校園。
但人們告訴我，由於在301醫院無菌的病房裡住久了，他一回北大就會發燒。校醫院也不敢負其責。於是只有長住301了。
他突然對我提及的《浮生六記》，那一部是貴在心靈之自由的記錄，寫布衣寒窗的風月往事。
“浮生”，不只是說生命的短促，更是指這生命不繫於任何龐然重物。生命處於自在自為的狀態。自由的渺小，渺小的自由，卻昭示了生命本質上的尊嚴。
像《浮生六記》那樣寫，就是洗淨鉛華，我行我素；回到人本，回到來處；赤子之心，平民襟懷。
翌年夏天，遠在西南的我收到掛號郵件。展開是一宣紙，季羨林墨跡、印章赫然：《北大回憶》，是他為我的未竟之作題辭。
中國開放改革三十來年，風風雨雨，我有幸與北大結緣，聚而不散。散而又聚。知我者，先生也。
此囑有深意，有如託孤。用他自己在紀念鄧廣銘時的觀點，這是“後死者”對先死者必須完成的。
那天相見，季有一段話令我傷感。他說：“那年我去昆明，沒有找到你。”
當時楊銳秘書在旁問道：“你哪一年到昆明的？”
他說：“（一九）五七年。”
我與楊不禁相視宛爾。那時候我還在童年。
敏銳清晰的他，開始對歲月模糊了。然牽念之情油然。
他讓楊銳取紙，寫給我一幅字：“為善最樂，能忍為安”，令我感到他晚年的無奈。“忍”這個字，聽起來不是那麼舒暢。
寫的是“贈曼菱”。幾十年了，我的名字，先生從來不會寫錯，他心中有我。
今思《浮生六記》，表面寫的都是趣聞逸事，其實也蘊含着文人不能主宰自己命運的巨大悲哀。
季去世後，我專程訪問過原北大領導王學珍。他告訴我，季羨林從校園的一位默默學者，成為中央領導關注的對像，一舉推到社會頂峰，是北大應“上面”要求推薦的。
這就是那些“桂冠”的由來，這是中國政治的一貫的思路。
王老還告訴我，“北大從來沒有給季羨林派過秘書”。因北大不會給一個退休的副校長派秘書。當年馬寅初退休後也沒有秘書。
那次去301醫院，因我眼疾，行動不便，由在京念書的小侄陪同前往。我與他談過：看一個大事件，一定要放到大時代裡去看，而不是用小範圍小原則可以解釋的。將季奉為聖賢楷模的社會現象，我認為是當局“維穩”的一個舉措。而季羨林心知肚明，配合之。
小侄認同此見。他說，季見過中國的亂世，所以他也希望“維穩”。
我想，季羨林可以在青年一代身上得到理解了。

身後謗議

在季過世後，有兩方面的評論令我關注。
一是來自海外學者余英時先生的指責。
余英時最不滿意的原因是季羨林被大陸稱為“大師”一說。
關於“季羨林是不是大師”，在大陸的知識界從來都不是值得討論的話題。那只是大眾與媒體吸引眼球的勾當，不足為知識界認真說道。
當代中國，“大師”滿天飛舞，定義早已混淆。
余先生有一段關於“大師”的評議與慨嘆：

“所以過去的‘大師’至少可以發揮中國學術界對政府一種監督的力量，或者說是一種批判的力量。正因為這種監督和批判力量，才長久地獲得學術界的尊敬。而學術界也因為有這樣的‘大師’，也慢慢地得到一種應有的地位。”

此值得思考。
大陸現在有沒有如余英時說的那樣風範的大師呢？
學界文界，體制已改，時有“遺風”猶存。而遺風能夠演衍多久？要看今後的體制是否有利於其養成。

但余英時的更多指責內容，則基於政治方面的原因。他是連同任繼愈先生一起抨擊的。此不敢苟同。

余說說任繼愈：“很早就陷入權力、勢力範圍之內了。很早就變成毛很喜歡的一個私人顧問，常常讓他去講佛教。”

說季羨林：“溫家寶胡錦濤等人，對他敬禮有加”。“但就是沒有一種硬骨頭，能夠跟政府相爭，然後又是受到民族主義情緒的激盪，就一切不顧了，說起話來毫無根據。”

余所說：“沒有骨頭”；“後來沒寫什麼東西”；“歌功頌德”“民族主義”等等評論，是不公正的；是與季羨林、任繼愈的人品業績之事實相違的。

余英時先生自己還是沒有脫出那種以“國共”劃線的偏見。他在訪問大陸時拜訪任繼愈，在國外是曾將任先生接到家中住，這是學者的方式。為何在別人逝世之後，又出來這麼“政治”的方式了呢？這不是“二重人格”嗎？
有一位史學界的北大學友定居美國，他曾對我說：“那些海外的學者有什麼資格來指責國內學者？”這令我感動。
彼此的生存資源已經完全不同。國內學者所經歷的曲折與辛酸，是難以對外人道的。而國內學者所承負的責任，和那種“跌倒又爬起來”的弘毅精神，“雖九死而不悔”地推動着中國大地的艱難前進，這種奉獻與作用，則更是為海外人所難以取代的。
海外許多有識之士，並不都如余英時這樣，持一種“站在干岸上”的態度，來對待國內知識分子。
前些年李政道博士回來，在北戴河受到國家最高領導江澤民的接見。李博士當面進言，希望最高層更加重視國內科學家，因為“他們對國家的貢獻更大”。
近讀劉再復先生寫的《師友紀事》，他並不因易其地而變其情懷，而深情歷數國內學界前輩所付出的艱辛努力。雖飄泊流離，心繫母土。
此種立場與態度，涉及到人格修養，對歷史的理解與負責感，和對同類的敬重心。
說到國內昔日“運動”，我以為“反思”與“追究”是兩回事。
這些年我在做西南聯大的史料搶救一事，也時常有人對我講，某位老先生在某次“運動”中如何，總之是不允許人犯過失，連天真的過失也不允許。
當我面對這些耄耋之年猶未敢忘憂國的老人，見他們憶起少年壯志時的興奮與惆悵，對眼前國情的焦慮，不由自問：他們還有何罪？
我剛入北大時，曾邂逅一位忠厚的清史專家許大齡。閒談中，我提起在雲南時曾遭受迫害事。第二天他滿面愧色地對我陪罪，說他“原來是‘梁效’”。仿佛是他要對中國大地的這些苦難負責。我勸慰無效。許先生一直生活在沉痛中，終於早逝。
中國文界，罪莫大焉，莫過於當年“文化領袖”周揚了。可是他晚年的悲傷與自責，令人悲憫。
魯迅說，千年“吃人”，罪在禮教。而這數十年的“整人”，罪之根源又在何處呢？
古人有洞察之言： “釣者負魚，魚何負於釣？”
今年紀念托爾斯泰百年誕辰。托翁最偉大的思想，就是損害人的與被損害者，都可以得到靈魂的“復活”。這是其他只是揭露罪惡的作家不可及的高度。
難道我們經歷漫長黑夜的中國知識界就不允許自己的同仁“復活”嗎？
如果沒有一點托爾斯泰精神，恐怕很難打理我們這片受到重創的精神世界和文化山河。我們成天說“普世價值”，就是要愛人類，為什麼連自己苦難的同仁也不愛呢？
近來我常思：經歷改革開放後多年的努力、啟蒙，那些開創局面的，殫精竭慮的前輩們一個個地走了，而中國國情屢屢進而復退，文化垃圾瀰漫。令我們這代人在“將退”之際有一種挫敗感。
季逝世後，我在京城聽到一些小圈子裡的評說。
大眾認識的只是媒體上的季羨林。本以為小圈子裡的人才真正切近季羨林的來龍去脈。所以我很關注。
但令人失望的是，文人小圈子往往充滿太多的相妒與相輕之情，少憐憫心。
一種說道，是拿季羨林與錢鍾書先生相比較。
我讀“大一”的時候，曾經寫信給錢先生，談《管錐篇》。此書一出，我們都在“熱讀”。正當人們指責我“冒昧”時，卻意外地收到了錢先生的親筆信。信中說“你已大悟大徹”，並邀請我到三里河他的家中談談。
錢先生的學問名氣太大了，令我不敢草率。面對他的過獎，我得拿出一篇有關《管錐篇》的文章來，才敢上門。這樣與錢先生失之交臂。
越到後來，越知道他那封給我的信之珍貴。我浪費了先生給我的這個機會，和為我打開的這扇門。後來聞錢先生走的消息，我曾遙向上香。
季羨林與錢鍾書在人生與人格的形成上面，有極大的不同和反差。季的起點、家學、家境、以及成才過程，皆不能與錢先生相提並論。一個是貧寒人家，孤兒寄養，另一個是名門望族，世家才子。
在中國也沒有幾個人能與錢先生的優越家境與才華相比擬。
這個起點和成長過程的巨大反差，也決定了季的眼界、魄力、和自由度，從學問到生活，季羨林由於先天的單薄，容易被人利用驅使；遠不如錢鍾書的成熟，理智，謀略、善於成就與保全自己。
文人學者之比，是為了增進學術，砥礪人品；豈能去比俗鬧和排場？
我來京為季先生和任先生送行時，兩度八寶山，景況各異，感觸良多。
季羨林的告別儀式人潮洶湧，如趕廟會，幾無肅穆。
任繼愈的靈前告別那天，早晨大雨，人們神態黯然。來人都是學院、研究所、圖書館這幾個圈子的。規模得體。
就個人命運而言，季羨林比錢先生和任先生都要悽慘得多，應令人有兔死狐悲之嘆。
那一代知識分子都各有抱負，也各有醒悟的機緣。他們各有千秋，各有完成自己的途徑。正如我們這一代和下一代都是這樣。

相識

季常用戲謔的口吻說：“近年季羨林走俏”。
我認識季，是在他沒“走俏”，我也頗不合時宜的年月。
此去三十載，相識風雨中。
1980年，北大爆發了轟轟烈烈的民主競選運動。
現在是小學生都知道競選了。可那時，“民主”的意識甚至在北大也很可憐，人們可以忍受一個不認識的官方提名之人，卻不能忍受自己熟悉的人成為“候選人”。
作為當時第一個女競選者，我受到強烈關注。加之我個性自由，平時口出狂言，愛唱愛跳，剪了一個男孩子的“寸頭”，為當時一些同學所不容，不是傳統中的“代表”形象。
中文系78屆，我的同班人以“大多數革命群眾”的名義，貼出大字報，把我的戀愛和宿舍夜話甚至上課早退等“劣跡”公諸於眾；正在社科院讀研的男友，也與我分手了。
時任北大副校長的季羨林看了那些大字報，矛頭一時都指向一個女生，擔心我承受不住壓力發生意外。他曾叫人暗中跟着我夜行。
我被帶到季的家中，受到他的撫慰。
看我大大咧咧的樣子，“已摒憂患尋常事”，他就與我談開了人生與學問。頗為融洽。
81年初春之夜，世界盃亞洲區預選賽上，中國男排頑強拼搏，逆轉制勝，衝出亞洲。在北大學子的遊行隊伍中，我被推舉了出來，站在一輛自行車的坐墊上作指揮。熊熊的火把燃燒到我的衣服。在那天夜裡，我們喊出了：“團結起來，振興中華”的時代最強音。
那時的北大，是我們創造自己，創造歷史的舞台。
北大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初所爆發的這一次民主競選，湧現出來的人物後來各行道。而那一次競選中吸引社會各界的各類觀點、思想、其豐富、激進、開放和全方位思索的內容，直接影響和介入了中國後來的改革進程。
畢業離校時，季羨林將剛剛出版的一批書贈我，是印度史詩的譯著。文字清明，有東方素樸之風。記得有我喜愛的《莎恭達羅》。
86年歲末，電影《青春祭》在美國舉辦“中國電影首屆新片展”，作為原著和編劇，我應邀訪問好萊塢。
飛機起飛後，我突然收到季羨林派人送來的信。
原來，他擔心我第一次到美國，萬一錢不夠花，或有難處，特意將我介紹給他的幾位朋友。
這封信是通過同機的中國民航的一位工程師，以一種非常特殊的方式送到我手上的。當機上人們進入睡眠時，客艙的喇叭忽然呼喚我的名字。我和代表團的成員莫不驚訝。
回國後，與他相對，他卻隻字不提此事。
季羨林有着激越坦蕩的情懷，但一生中輕易不露。
老秘書李玉潔說，季像老和尚似的，秉性活潑的我卻能與他一坐幾個時辰。而每知我到京，先生都會興奮地等待。
季非常細膩和敏銳，談話直指人的一種精神需求。
他總是對我最狂妄的思想與作為給予明白的肯定。他和我共同思索着，此乃“忘年”也。
八六年我訪美歸來，正值海南特區初建，促成我心高氣大，當時在島上籌劃一所國際性的“職業大學”，面向中國沿海、港台地區和東南亞。
我對季羨林說，現實社會急需一批具有理想的務實型學子。中國文化也到了向外放射的時機。季表示支持。一天，李玉潔打電話給我，說先生已經籌到六十萬韓幣，讓我用發票向北大東語系領取。
職業大學事，最終因申報未果而息。籌款豈敢動用？分文未取。
季羨林交人，肝膽相見。但這種君子一諾便許千金的方式，不適用於當今社會。其實季在校園內也常發生錢財方面受騙之事，而他依然容忍姑息那些騙過他的人，不知是否系佛教的影響。
後來，他的圈子變化了，而行事依然如此，不以把握控制，所以很多非夷所思的事情就發生了。
有一次季羨林要我“代表他”去陪來訪問北大的聶華苓女士。記得正是“瓊瑤小說“風靡大陸的時光，我曾請教聶的看法。她對我講，有一次瓊瑤在機場與她相遇，曾說，知道自己的作品不及聶，可是為什麼這樣走紅，自己也有點慚愧云云。
當時國內文化界有這種憂心：為什麼大陸總是流行外頭的二路貨色？
還有一次韓素音來訪。季羨林急着找我，要把我介紹給她。我正在新疆。未竟。
季羨林在最後的時光里曾說，他沒有給我提供機會，感到遺憾。
人之相交，貴在相知。校園師生，北大傳統，這數十年來一清如水的感情，正是他留下給我的一筆財富。

護犢

89年，我是在“五四”這一天到北大去的。原意是為校慶。
一進校門，就碰上中文系教授在暢春園給出發去天安門的學生餞行。白幅黑墨的“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懸掛在南校門口。
我歇腳勺園，即去看望季羨林。
風滿高樓時，學者們有的迴避，有的閉門。而季羨林平日清靜的住宅卻門庭若市，學生們來來往往。
北大是第一個為自己的學生向廣場運送去簡易床和被褥的，此後，其他大學效仿。
北大教師是第一批到達廣場去看望自己的孩子的。當時絕食數日的孩子們躺倒在廣場上，發出微弱的歡呼。
季羨林是那些北大師長們中的一個。
季羨林去廣場，與別人不同一格。
在一輛三輪車上放上椅子，他坐上去，學生蹬車前行。在車上高揚一條白幅，上書“一級教授季羨林”。
兩去天安門，季羨林張幟前往。
季沒有因其老邁因其地位而退縮幕後。也許，他也要為自己五十多年來以及“牛棚”中的屈辱討一個公道；他和那些比他的孫子還要年幼的學生們站在了一起。

多年以後，當他站在胡適墓前的時候，他無愧於他的先師。

他那山東人的耿性，憂國憂民之心，和長期奉獻給校園學子的慈愛情懷，在一個特殊殘酷的歷史時刻，令他迸發出“衝冠一怒為青年”的驚人之舉。

那天，我到季羨林家，他正要派人去找我。
他說，榮毅仁決定捐三百萬為廣場學子滋補身體。榮先生說，這些孩子都是國家英才，現在長身體的時候絕食，對他們今後有很大的影響。要盡力讓他們休養恢復。
季要我來負責此事。我以為，首先要清查出那些昏迷後由救護車拉走，復送回學校的學生。
我在校園和宿舍了解情況，原來，學生們天真活潑，有的剛從醫院被送回來，就跑去打籃球。令人心疼。當務之急，要為他們準備營養食品，要監督他們休息。

父母不在孩子們身邊，榮毅仁與季羨林聯手，為父母護犢，為我斯民惜健兒。

槍聲響後，我與先生隔海茫茫，音訊全斷。
八九年之後，很長時間我都在海南島。
後來我才知道，季羨林曾在國內國外尋找過我。一次他在美國聽說與我名字相似之人，就要人專門去落實。
在這段日子裡，北大師長們繼續着對學生的保護。
八九年的“風波”，在那時是被定性為：“反革命暴亂”的。
季羨林不改其道。任何會議不發言，一發言就是：“別問我，問我就是愛國民主運動。”
他惦念着那些囹圄中的孩子，難以自安於書齋。
有一天季突然從校園失蹤了。原來，他一個人走到校門口，坐上出租車，到海淀公安局去自首投案去了。
他說，“我是北大教授季羨林，我兩到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是受我指使。把我和他們關到一起吧，我已經七十多歲，也不想活了。”
公安局不知就裡，打電話到北大。北大去人把他硬接了回來。
八九年“風波”，起始於一場學生們發動的以“反腐敗”為主題的請願活動，由於得不到政府的接見，而發生“絕食”，這是一場無奈的訴求。後來所發生的諸多群眾遊行，主要宗旨仍是“護犢”，為了保護廣場上那些赤誠的孩子們。
護犢之情，原是牛馬的本能，何況人乎？何況我傳脈五千年的中華民族乎？何況我北大教師乎？
待到91年，我們又在他簡潔的書桌前相見；真是人生如夢，恍若隔世。
聽完我講述自己後來的經歷，他欣慰地說：
“你沒有出國，這就對了。你還下了海，這就更對了。”
季羨林青年時代嘗盡離國之悲，所以他一生深刻地明白和堅信，不能離開祖國。
風暴陡起，我沒有去國，這令他無限欣慰，從此他對我倍加器重。
92年我接到通知，到人民大會堂去領取莊重文文學獎。先生知道後，當晚就一直盯着電視，看晚間新聞，最後一個鏡頭才是我。他舒了一口氣，說：“曼菱從此可以無礙了”。
自從這次生死闊別，我與季羨林之間有了一種跨越滄桑的牽掛之情。看到先生如此孤直，我由衷欽佩。那種孤零於歷史之途的蒼涼辛酸，不是走過來的人，是很難體味的。
再度相逢後，我開始每年給他寄些小東西，實而不華；大都是雲南特產，從藥材到小菜。先生尤愛吃雲南的雞樅菌、火腿。
先生曾經喜悅道：“曼菱跟男孩子似的，還知道這個。”
暮年之人，每喝粥時嘗到小菜，知道我惦念着他。
每至中秋前，我從雲南寄上火腿月餅。一直到他逝世的當年，季晟告訴我，他已經不能咀嚼。
我等待和害怕的，停止的一天，終於來了。

寫“文革”

季羨林的聲望達到極頂，應始於北大“百年校慶”。
99年，我專程從雲南赴北大。一進校門，迎面擺開的紀念品攤上，幾無例外，皆是季羨林題辭與簽名。
雖然驚喜意外，卻也暗自在思量：既為百年慶，而北大百年之名師，多如繁星，如此只署一人，是否妥當？別人又會怎麼看先生？此必伏下隱患。
而既到朗潤園，還想敲門就進屋，卻見李玉潔出來正告之：先生是推掉一家海外電視台，才贏出時間見你的。你不要久坐，下面還有某家報紙。云云。
將久盼的興致勃勃的敘晤，頓時強加上一點“朝聖”的味道。
從此，我要見到季羨林，不再是隨意的事情，有了壓力。每經過秘書的許可和限制時，仿佛有點“被賞面子”似的。
那天他在一本筆記上為我題字：“天行健，君子當自強不息。與曼菱共勉”。
見到先生誠待依然，想我來去一瞬，遙遙萬里，也無須去計較秘書“故設門檻“之舉了。
季後來門庭如市，三教九流，而學界人士漸寂然無蹤。我明白，人家也受不了這種“自設門檻”。就這樣他的生態環境改變了。
在北大百年校慶的宏大舞台上，季羨林有壯觀的表演，沒有辜負觀眾與時機。在這個舉世注目的場所和時段，他推出了重要著作《牛棚雜憶》。

季羨林的《牛棚雜憶》，憶文革，論視野和深度，不及巴金的《隨想錄》和韋君宜的《思痛錄》。然而，他對人性的看透，對自己的看透，卻力透紙背，令我敬服。

其中一個細節，他寫自己在被工宣隊監視，連上廁所都被跟着，他卻坦陳，竟然為發現地上的一枚硬幣，沒機會去拾而沮喪不已。

知恥近乎勇。還沒有人在反思文革的時候，對自己的剖析達到季羨林這樣真摯與痛心的程度。令人想到魯迅的《一件小事》。

季其實完全可以只寫自己“如何在看大門的時候偷偷地進行翻譯巨著的工作”，給自己留下一個知識分子的“面子”。可是他不放過自己精神史上這最丟人的一筆。

他把文革的源頭直接追思到了中國人的國民性，與魯迅的鞭韃相銜接；這或許是比政治更加深刻的原因。
季羨林從一個孤兒自幼奮發，至清華深造，留德時期倍嘗家國辛酸，他追隨大師陳寅恪、胡適等，從不放棄學業精進和人格修養。
可是那連戰火與貧寒都不能改變的風骨，在“文革”中卻有此頹唐的淪落。
季把文革稱為“人類悲劇”。
他繼承了魯迅的那種自我剖析精神，通過對自己委靡精神狀態的暴露，指出了國民性的貧弱，是由於體制的精神剝奪。
《牛棚雜憶》說：“我們既不研究（指‘文革史’研究），‘禮失而求諸野’，外國人就來研究，其中有善意的，抱着科學的實事求是的態度，說一些真話，不管是否說到點子上，反正說真話比說謊話強。”

季羨林疾呼“研究文革史”。這使他與巴金、韋君宜殊途同歸，具為中華民族覺醒之良知代表。
在國內對“文革”回憶停止出版的局勢下，季羨林利用他的名人造勢之高台，用北大百年校慶的勁風，大聲吶喊與疾呼：“建立文革史，研究文革”。在別人不能出“文革”書的時候，季羨林《牛棚雜憶》以轟動式的效應大批推出。
古雲“居高聲自遠，非是借秋風”。季羨林此舉居高而借風，可謂謀劃已久的大舉動。
對此他是有意為之，有志為之。絕非偶然。看他的書中講到：現在國外人在研究文革，而中國無。就已經證明他打破禁錮的明確意識和決心。
尊榮之際，他並沒有迷失，而是立刻履行自己的反思，他說自己
“是一個作家之外的票友”。他是一個樸素行文的學者，的確並非文采飛揚之人。而這風格恰恰適合“文革回憶”這一嚴肅沉痛的話題。
    那些瞧不起季羨林的人，他們有如季羨林這樣嚴肅地回憶過“文革”、剖析過自己嗎？反之，有的人雖身受其害，而寫起“文革”來，避重就輕，風花雪月，淡如遊戲，愚下媚上，還自鳴得意。這是新的犯罪。
中國需要有擔當的人。
人總得扛住一點什麼，才對得起自己的一生，和校園、家國。
我帶回家的《牛棚雜憶》，立即被父母親輪流爭讀。
母親說，她喜歡季的清淡文字，如同與朋友面談。同為大學校園知識分子，她回味着浩劫時代自己身同所感的遭遇。
父親則沉思道，此為有膽識之文字，應該收藏。於是放在他為數不多的案頭書中。
因為這本書的坦誠風格，父親向我詳細詢問了季羨林的生活現狀。時日正值中秋，我說，季先生喜歡吃雲南的火腿月餅，每略加品嘗後，在月色之下，走到門前的湖前看荷花。
父親鄭重交代我：“以後每年中秋都要給他寄去。記住。”
通過《牛棚雜憶》，父親已經把季羨林惦記心頭，置若親友。
次年來京，我直奔朗潤園，向季先生哭訴父親逝世的哀痛。他為我寫下了：“曼菱  無名有品  無位有尊 ”。這贈辭收入了我記述父親的作品《中國布衣》一書中。
送書時，李玉潔說：“季老也是一個布衣”。
如今中秋之月，留下我獨自守望。古人云“人生代代無窮已”。倘若沒有了這些人間的情節，那一輪滿月之輝亦無意思。
望月，乃是望人生，望別離，望期冀。

本色

我所認識的季羨林，執著於記憶中的每一樁珍貴往事。他曾對我講過魯迅，講過胡適，講過他的恩師陳寅恪。其神情謙恭無比，如師長猶在前。他說，他們都非常愛護年青人。
北大郝斌曾跟我講過，他陪季老去台灣的事。
他說，當時邀請一來，季老馬上就答應了。說明他心裡有事，想去。到了台灣，季就提出要去謁胡適墓。
那天，郝斌跟在他後頭。季老上前就恭敬地朝着胡先生的墓地三鞠躬，然後回頭對跟在後面的郝斌說：“鞠躬！”，語氣很嚴厲，容不得半點商量。這在季是很少有的。郝斌於是也鞠躬完畢。
後來郝斌跟我說：“他不叫，我也是要鞠躬的。因為他在我前頭，我意思得等他行禮退下，我再上前行禮。不料季老那麼性急。他怕我不行禮。”
回來之後，季寫了《站在胡適墓前》的文章。
這埋藏在他心中已久的感情終於宣泄。可見，季是一個有心靈底線的人。大陸多少年來對胡適的謾罵，季只能沉默不語。但該守望的東西，他沒有丟掉。
季羨林是認真的人。學者的嚴謹個性體現於平素的處世中。
我在拍攝《西南聯大啟示錄》時，提出要採訪他。季先是拒絕，以為不合適。因為他本人不是西南聯大的，抗戰時期他正留學德國。
我說，我採訪他是因為這部片子需要談當年陳寅恪。季才答應了。
他着重地給我講了陳寅恪一家“三世愛國”的傳統。他說：“愛國，也是遺傳”。他們是唯一的三代人進入《辭海》的世家。
我由此想到，自司馬遷以來就以“世家”來命名的那些重要家族，他們對中國歷史的影響是不可泯滅與取代的。當代將家族的傳統幾乎取諦，其實這才是成了真正的“一盤散沙”。
採訪時，也請他談西南聯大，他談得非常審愼。自己的身份擺得很恰當。
他說，讀書需要靜，可西南聯大在戰爭中，讀書有成就，民主運動也有成就。值得研究。
我想，他大概是想說，一所學校能夠容納異端，所以學術也發展。至於戰爭只是外部的因素。他在思索校園民主的今昔。
畢業離校後，二十多年的光陰，幾乎每度來京都到朗潤園去探訪季羨林，話題無論巨細。他的本色強烈地吸引着我。
我曾經專程請教過季：我能不能做西南聯大這件事？
他凝視我片刻，說，“你行。你是北大學子，又是雲南人，你做很合適。”
在那以後，他對我說得最多的是：一個民族最需要的是創造文化和傳播文化的人。
他希望我做這樣的人。每一次見面，他都要求我坐下來寫作，“要坐冷板凳”。他曾說，“曼菱要能坐下來，必能成正果”。
關於名譽，他曾在電話里對我說過一句話：“實至名歸。”
“坐冷板凳”，其實正是季羨林的本分，本色。
由於校園反覆動盪，季羨林直到七十歲後才有了“坐冷板凳”的權益。每天他黎明即起，萬籟寂靜中，在燈下寫作迎接早晨。
當他還在朗潤園家中時，有時一天不斷地來人，這樣持續着，到了晚上他就會生悶氣，一句話不說，因為他沒有了“坐冷凳”的時間。
他最多的文章最重要的著作，都是在七十歲後寫成的。就這樣幹活，直到八十八歲，“米壽”之期，他完成了二十七卷的《季羨林全集》。
季羨林一生致力於東方文化的研究，以印度為主。這在他的《學海泛槎》一書中一一作了交代。而後來人們瞎給他稱號，有損他的學者風範。
“什麼‘一代宗師’，好像聽着不入耳。”季羨林這樣反應。
再問他：“如果給您下一個定義，應該是什麼？”
他說“我是北大教授，東方學者。足夠了。”
他還說：“對一個人，要給他名符其實的定義，他自己心安理得。如果不名符其實，他自己也吃睡不安。好多事情不是這麼出來的。什麼是‘國學大師’？先得把‘國學’這概念搞清楚。”
在他認為，大概王國維夠稱作“國學大師”。
在他半臥床時，我曾到他的臥室與他聊天。他對我說，“夠本了”。還指着塌下的鞋說，“這鞋可能明天就不穿了”。
趕上了，我也陪他一起吃飯。小米粥，窩窩頭，炒火腿腸，鹹菜。他的午餐不過是別人早點的份量。
這樣的溫馨時刻，從他離開朗潤園的家後，再也不復有。

以後在301醫院見面，談話時旁邊都有人，季羨林變得字斟句酌，極為簡潔。人到晚年離開了自己的家園，總是不會自在的。他的內心再沒有了鬆弛、隨意和悠然。
尤其令我駭然的是，在這位暮年學者身上，那種由清華的嚴謹和北大的清高所打造出來的校園風格，竟蕩然無存。
報上出現了一些題詞，一些不清醒的不合乎身份的話。季羨林被一些有術無學的人包圍着。
有一次我從雲南來，也被拒之門外了。李玉潔要我到路旁的“肯德雞”去見面，遞給我一本季的書。其實這書以前已經給過我了。
我不以為是他不想見我。我有一種季羨林被“綁架”的感覺。
季羨林已經不屬於校園，他遠離了校園的人群。
在季逝世前後，我在北大校園看見有大字報。學生們抗議：“對一個老人的不人道”。孩子們的直感是對的。由於財產糾葛，校方表示難以介入。
人皆有老。老去的親人，和自己的老境。
社會應該如何對待老人？
人到衰老，是否還應該承擔社會公共角色？
當老年人在生活料理和與外界交流上都必須依賴於他人的時候，會產生一種趨從心理，一種恐懼感。也有相反傾向。
老年性心理的蛻變，就是偉人也難以避免。
老年人是需要監護的，公平正義與仁愛的監護。如何維護老人的獨立與尊嚴、安寧與健康？這是一個倫理與人性關懷問題。
無論出於公益還是私利，季羨林這位孤獨老邁的北大教授都被人使用得太過分。
先是作為一個學者被使用得過分，後又作為一個老人被使用得過分。
季羨林現象，是一次新的“造神”運動。然而造神的時代已經結束，所以崩潰來得很快。
其結果是“壽則辱”。所有的垃圾又都倒在了季羨林的頭上。
最後一次見季羨林，是2009年4月。
我告訴他，我將去台灣。我要去尋訪蔣夢麟、梅貽琦、胡適的蹤跡，為他們掃墓。季對我說，梅校長當年在清華的口頭禪：“大概”、“如果”、“也許是”。他重複地講，神態茫然。突然間他提出：“還有傅斯年”。他的這位山東老鄉，是以風骨耿直和保護青年聞名的。
季羨林最後的最深厚的感情聯繫依然放不下校園，清華和北大。
有的東西，看似柔弱，卻連廣宇透光陰，是為民族的文化血脈。
昔季羨林米壽，父親曾為我書寫賀幅為：“溫不增華  寒不改枼”。
先生一走兩年了。請受曼菱一柱心香吧。

2011年8月2日定稿於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