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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左派和右派在一起论证“高速路入口路引（Ramp）需要设计多长才合理”这个问题。右派找来了物理学家、统计学家和工程师，估算路引长度和事故率的关系，最终找到了一个工程总体费用、路引长度（200m）和事故率（1/100万）均可接受的方案。方案一出，左派立刻找来了公路事故档案局和音乐家，开始播放血淋淋的发生在路引上的撞车场面，乐队涕泪交加地在一旁演奏“悲惨交响曲”。伴随着音乐，左派首领站起来，摸一把眼泪说：金钱比起人宝贵的生命来说，是微不足道的。每加长一米路引，或许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你们把金钱看得太重，我们为了最崇高的生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于是，左派提出了100英里长的安全路引设计方案。没有人敢于冒着道德和政治不正确的风险提出异议。

如果您认为飞云太夸张的话，让我们来少许回顾一下现任奥主席的几个个例。

最近，奥主席想要提名和他一样对美国传统盟友以色列不感冒的战友黑格（Hagel）担任美国国防部长。此举遭到共和党和民主党内支持以色列的两院议员反对。奥主席为黑格（Hagel）任职提出了他的理由（大意）：黑格为美国参加过战争，负过伤；他是个勇敢的战士，所以他有资格担任这个职务（顺便让我们回忆一下：面对讲授马尾巴功能的教授，领导说：手上的老茧就是进入农学院的资格，嘿嘿）。只不过我们不知道，符合这个条件的美国军人大概数以万计，为什么只有黑格能胜任？国防部长的任职条件不是理念、经验和智慧，难道是负伤吗？

前一段，康州惨案发生。问题最主要的症结本是美国信仰的式微，是拥枪者个体心理和思想出现了问题，是拥抢者家庭以及教育出现了问题。而我们的奥主席不仅把解决问题的目光盯住了枪，同时声称为了控枪，“哪怕只救一个孩子也要做”。这和飞云上面修100英里的路引的例子是不是很相似？如果让奥巴马担任小布什911时期的美国总统，以他的思路，大概会禁止所有的飞机飞行，那样不仅可以保证不再有飞机撞楼事件的再次发生，而且能因此救下许许多多鲜活的生命。

被左派媒体刻意隐瞒的一段录像中，奥主席对下面的听众说：富人为什么害怕暴力？因为暴力针对的对象正是他们自己。这一段毫无逻辑和事实依据的感性宣言，使我们想起了奥巴毛主席。

全民奥巴马医保，也是一个可以和上面100英里路引相媲美的例子。或许那医保得确不错就像100英里路引能够直接到目的地而不会出现路引事故一样，但是费用由谁来出？它的成本如何？是否可以持续？加拿大地广人稀资源丰富的个例是否适合美国？这些，就不在感性思维支配下的奥主席考虑的范围之内了。失业后失去保险有可能因病导致倾家荡产的问题是个别人的问题，为什么不能直接解决这个具体问题而要兴师动众强迫所有人接受政府的方案？

为了推销这个善心大发的方案，电视上，不出所料地出现了这样的画面，哭诉人抽泣着说：要是有全民医保，他的癌症就能得到医治（能不能治好，就不说了。但是给人的印象是，只要舍得花钱，什么病也能得到完全医治。推论，无论代价几许，只要全民医保，一定长生不老）。我们知道在美国，庞大的医疗支出，大约70%都花费在了人生的最后6个月。所以，这也是一个类似路引到底需要设多长的问题，我们需要理性决策还是感性定案？

最近的移民法案。民主党人对“非法入境”只字不提，反而说共和党人给合法入境的高学历人士绿卡相对于不识字的非法移民“不公平”。他们的招数依然是阿炳凄惨二胡伴奏下的非法移民家庭眼泪加鼻涕的惨状。搁过民主党人不惜损害美国长远利益，为了壮大自己票仓成为永久执政党的雕虫小技不提，我们有理由进一步质疑：民主党人为什么不干脆大开美国国门欢迎全世界生活更加凄惨的人民？这样才更显公平啊。

还有福利制度，在民主党人几十年的不懈努力下，美国已经出现了坐吃福利者收入相当于甚至高于低薪工人的状况。这样一来，这些非法移民入籍后马上就会放弃原来的低薪工作而成为美国新的吸血福利阶层。然后，低薪工作又需要新移民非法入境来代替，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只此一招，就可致美国于死地。

在飞云的其他文章中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这里不再赘述。由此促使我们思考，什么是智慧和真理；为什么说基督是教会的头，为什么上帝属意男人（理性）来做头？为什么“无知少女”和左派那么合拍；为什么共产主义运动的狂热产生了灾难性后果？为什么非理性支配之下的国家和民族迟早必生祸患？

最后，因飞云屡屡犯忌“冒犯”女士，故还是要再说几句废话：飞云感到，理性的女士有的是，感性的男人有许多。感性的人无论男女，擅长做辅佐，可以作诗，表演，也可以唱歌成为明星。但是国家和家庭的决策需要基于智慧、理性和逻辑（不是男人），如果理性的女士和感性的男士组合为家庭时，恐怕就需要女士来听政了。只不过，您听政时，垂帘虽然不必，垂块儿手帕还是很有意义的。那样，上帝对您满意，您也会由此得到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