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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毛泽东思想的“三大来源” |
| | 毛泽东思想的“三大来源”
据说，伟人的思想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有其来源。比如，马克思主义就有三大来源：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我们援此来看毛泽东思想，也不难找出其三大来源。第一个来源是国货，那就是秦始皇。毛泽东对秦始皇素有好感：1973年9月23日，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批驳反右运动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非议时说，“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当郭沫若对始皇帝不敬时，毛泽东曾写诗申斥“劝君少骂秦始皇，焚书事业须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后返文王”。
从思想上看，毛泽东首先继承的是秦始皇的郡县制和相应的户籍制。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将天下分为郡、县两级。郡设守、尉、监（监御史）。郡守掌治其郡。郡尉辅佐郡守，并典兵事。郡监司监察。县，万户以上者设令，万户以下者设长。县令、长领有丞、尉及其他属员。郡、县主要官吏由中央任免。县以下有乡，乡设三老掌教化，啬夫掌诉讼和赋税，游徼掌治安。乡下有里，是最基层的行政单位。里有里典，后代称里正、里魁，以“豪帅”即强有力者为之。此外还有司治安、禁盗贼的专门机构，叫做亭，亭有长。两亭之间，相距大约十里。 在户籍方面，早在秦献公十年（前375年），秦国就建立了以“告奸”为目的的“户籍相伍”制度。后来商鞅规定，不论男女，出生后都要列名户籍，死后除名；还“令民为什伍”，有罪连坐。秦律载明迁徙者当谒吏转移户籍，叫做“更籍”。秦王政统治时期，户籍制度趋于完备。秦王政十六年（前231年）令男子申报年龄，叫做“书年”。据云梦秦简推定，秦制男年十五（另一推算是十七）载明户籍,以给公家徭役，叫做“傅籍”。书年、傅籍，是国家征发力役的依据。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实田”，即令百姓自己申报土地。土地载于户籍，使国家征发租税有了主要依据。户籍中有年纪、土地等项内容，户籍制度也就远远超过“告奸”的需要，成为国家统治人民的一项根本制度。秦置二十级爵，以赏军功。国家按人们的爵级赐给田宅,高爵者还可以得到食邑和其他特权(见爵制)。爵级载在户籍，所以户籍也是人们身份的凭证。
毛泽东时代，也将天下分为省、县和公社三级，其官职设立也与秦相似而更加细微。在户籍方面，也继承了秦始皇的做法而变本加厉。毛泽东时代，户籍非常严，严到你根本没有任何自主选择的余地。有个城镇户口，就意味着有粮票，你没有这个户口，你就寸步难行。那个时候没有出门做生意的事情，如果有人这样做，那就叫投机倒把，抓住就要批斗。也没有什么出门打工的事情，农民要想出门做手艺，要给生产队交钱，要大队里开证明，证明不是坏人。毛泽东时代的户籍制度彻底控制了农民的一切自由，所以那个时代的人特别听话，上面说一句，下面马上一片欢呼，上面开个党代会、人代会，或者毛主席发一个指示，人民群众马上连夜起来上街游行。人人都怕当落后分子，因为你一旦成了落后分子，你甚至可能会性命不保。 正是这一规定，剥夺了占总人口85%的农民——随后不久便是所有中国人——的迁徙自由权利。这部严重影响了20世纪后半期多数中国人生活乃至命运的基本制度，对社会生活与社会结构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毛泽东胜过秦始皇的地方是在户籍制的基础上，又发明了档案制，用黑箱操作的方式，将单位人变为他可以任意定义和处置就工具。
其次，在文化专制上，毛泽东思想也可追溯到秦始皇那里。秦始皇对思想言论自由深恶痛绝，原因是他们“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引证《诗》、《书》、百家语，以古非今。始皇三十四年，他同意丞相李斯请求焚毁《诗》、《书》，消灭私学，“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于是就发生了焚书事件。第二年，又将有不同意见的四百六十多“儒”坑死。从而实现了言论齐一。
毛泽东对此很是欣赏，积极效法且青出于蓝。其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的工程，更是是深谋远虑和无微不至。秦始皇只不过烧了一些诸子百家和方士的竹简，而毛不但焚书、以破四旧之名摧毁传统文化，还禁锢人民的思想“在思想领域实行全面无产阶级专政！”换言之，毛泽东并不在乎在肉体上消灭知识分子——因为那是秦始皇的做法，太小儿科，不足以体现自己超过对方一百倍。他要做的是在思想上改造知识分子，让其老老实实全心全意为新政权所用。也就是说，他不用焚书，而只要知识分子读他以为应该读的书；也不用“坑儒”，只需要知识分子照他的意愿改造自己思想，重新做人。
第二个来源则是斯大林的专政社会主义。不可否认，毛泽东与斯大林有过很多历史积怨，但在斯大林死后。毛泽东却高举斯大林的旗帜，甚至至死不渝地捍卫斯大林。原因就在于，他的思想体系与斯大林颇多接近，两人在取得江山后的统治策略和农民政策上，几乎是一脉相承的。
这首先表现在专政的残酷上。斯大林为了实现自己独裁，掌权后对党内持不同意见者大开杀戒。杀了几十万优秀共产党人，领导十月革命的2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15人被处决。基洛夫是被暗杀的，从今天披露的资料看，这个暗杀也是斯大林策划的，所以基洛夫也是大清洗的受害者。基洛夫死后，斯大林借口破案，反手把布哈林等党内元老送上了刑场，肃清了政敌。对于不愿意集体化的农民，斯大林镇压得更残酷，共计有230多万人劳改和监禁，76万人被判流放和强制迁居。
这方面毛泽东也心有灵犀。建国后，从“高饶事件”开始，他就开始了对自己同僚的整肃：十大元帅中，除罗荣桓外，其他都遭到过他的整肃。而他选定的两届接班人刘少奇和林彪更是死于非命。至于寻常百姓家，就更不在话下了，仅就几次大的运动而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约四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反右则打出“右派”五十五万，涉亲属数百万；“文革”处决13.5万多，非正常死亡172.8万，武斗死亡23.7万多，伤残700.3万，摧残家庭7.1万多，获平反的约300万，被关押过的有420多万，受株连者上亿人。
其次，在推行工业化方面毛对斯大林也多有继承。斯大林获得为了重工业高速发展所需的资金，就必然要提高积累。而提高积累率的一个重要办法就是靠剥夺农民，即靠农民的“贡税”来解决资金来源问题。斯大林在1926年党中央四种全会的报告中就专门谈到工业化资金来源问题。斯大林提出，苏联工业化的资本不能像英国靠数十年数百年掠夺殖民地收集“追加的”资本，也不能像德国在普法战争后靠索取赔偿来加速工业化，更不能走俄国接受奴役性的条件下获得外国贷款实现工业化的道路，而是要靠苏联国内积累解决资金问题。到了1928年工业化开始之际，大量资金来源已成为十分迫切的现实问题了。内部积累究竟靠什么，斯大林在1928年7月9日在《论工业化和粮食问题》的演说中回答说：这种内部积累的源泉是农民，明确提出了贡税论。斯大林通过贡税这种强制性的办法，使农民一半的收入交给国家。据估计，一五计划时期，从农业吸收的资金占用于发展工业所需资金的三分之一以上。
毛泽东为了快速实现国家工业化，也采取斯大林依靠中央“高度集权和高度计划体制”来剥夺农民——“内卷化”完成国家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工业化道路。农民在国家工业化中被迫完全丧失自主性，成为国家工业化的工具。在不长的时间内，“剪刀差”转化为中国国家工业化的巨大动力，中国建成了完整的、自主的工业体系、农业体系、国防体系、教育体系、文化和思想体系等等，并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国家自主性和自主权充分实现，被殖民的历史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但这种以牺牲农民自主性为代价而获得的国家自主性，按照毛泽东建国初期的想法，到60年代初期就应该结束，由“以农补工”转而实现“以工补农”，但直到毛泽东去世也没有改变剥夺农民的工业化战略，国家工业化最终遇到了农民的消极抵抗——出工不出力(创造性不足)和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人民公社体制失效，直接的后果是大量的城市工业品下乡不能获得等值的农产品，城乡交换不能有效进行，国家工业化陷入困境。
第三个来源则是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这主要体现在思想管制和宣传诱导上。
首先，毛借鉴希特勒的种族主义来宣扬阶级斗争。希特勒宣扬日耳曼民族优秀、亚利安人种高贵，对犹太人、吉卜赛人等“劣等”民族进行种族灭绝，杀戮600多万犹太人；罪恶滔天、令人发指。毛泽东倒是不搞种族主义，但他搞阶级路线，把自己的民族分裂成了两派势不两立的阶级敌人斗得你死我活。早在解放战争中，军队就开展阶级教育运动，通过忆苦思甜来煽动阶级仇恨。在夺取政权以后，又通过土改消灭地主、打击富农。从此，阶级斗争的弦始终没有放松过，阶级路线始终没有偏离过。1962年毛泽东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必然要和我们捣乱”变相地鼓励群众组织从肉体上消灭“阶级敌人”。于是，“斩尽杀绝黑四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的标语堂而皇之的出现在中华大地的大街小巷。在北京大兴县、湖南、广西、江西等地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对“四类分子”进行灭门屠杀的事件。
其次，则是借鉴希特勒的宣传策略。希特勒建立了宣传部， 对希特勒来说，宣传部是非常重要的部门，纳粹党起家主要依靠三大法宝，即：宣传、群众运动和制造恐怖。其中，宣传这个法宝起了最关键的作用。希特勒认为：历史上的大规模的宗教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是理智号召的结果，而是鼓动群众热忱的产物。如何鼓动群众的热忱呢？就是要靠宣传，那种能激起群众狂热的宣传。希特勒说：“狂热是唯一能吸引广大群众的巨大力量。”对于如何向群众宣传，希特勒直言不讳地说：“群众对抽象的思想只有一知半解，所以他们的反应较多地表现在情感领域。情感宣传需要摆脱科学和真相的束缚。”“如果撒谎，就撒弥天大谎。因为弥天大谎往往具有某种可信的力量。而且，民众在大谎和小谎之间更容易成为前者的俘虏。因为民众自己时常在小事情上说小谎，而不好意思编造大谎。他们从来没有设想编造大的谎言，因而认为别人也不可能厚颜无耻地歪曲事实……极其荒唐的谎言往往能产生效果，甚至在它已经被查明之后。”这方面毛泽东也多有借鉴，不仅建立了相应部门，而且对国民的思想实现了有效的控制。其手段主要是：重复式的宣传实现了对国民的思想强化教育。每天召开社员会议传达毛泽东思想，老百姓要早请示、晚汇报，全民皆背《毛主席语录》。如此一二十年的重复教育，毛泽东思想“深入民心”。经济上的全面控制。控制了经济，也就控制了整个国家。毛泽东时期没收一切私有财产，建立公共食堂，严格的实行食品和生活用品“配给制”。对于“四类分子”，只需扣其“口粮”，他们便无任何能力嚣张了。由于没有了“私有财产”的经济支柱，其它政治思想毫无立足之地，于是全民皆高呼“毛主席万岁！”残酷打压异端分子、异议者以及党内竞争者（如刘少奇）。通过批斗、关牛棚、断口粮等手段弄死了无数的“阶级敌人”。
综上可见，伟大领袖毛泽东实是秦始皇户籍保甲制，斯大林粮食供给制，希特勒工作档案制的集大成者，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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