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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引他評論傅高義的鄧小平傳記的文章，算是跟高伐林轉引的《亞洲周刊》的江迅評論打對台。江迅顯然還把“傅高義那位“中國老手” （Old China Hands）”當寶，但蘆笛卻是一針見血地點出了“中國老手”的早給歷史否認了的致命缺陷，輿本人在高博那裡的留言頗為吻合：“，，，傅高義花了那麼多精力去寫，還讓中共幫他修改成符合中共的意思，對西方一个版本，對中國人一个版本，傅基本成了中共愚民，欺騙，洗腦的工具。有點自尊的學者，絕不會容忍的。給中共當工具的學者已前很多，費正清本人就算一个，誤導了無數西方人，若不是像張戎那樣的學者揭穿毛共的真相，費正清的誤導還會繼續。傅高義若無誤導西方，至少他如此做是在誤導中國人了”。

2013年1月26日星期六

傅高義為何代中共鼓吹“屠民治國論”？

《新史記》蘆笛

中共鄧小平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

2011年，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出版了鄧小平傳記：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鄧小平與中國的變革》）。2012年4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以《鄧小平時代》之名翻譯出版了該書的中文版。傅高義在書中提出：“鄧小平是 20世紀最偉大的一個人，因為他改變了中國這麼一個大國的命摺！假如中國人要感謝某一個領導人改善了他們的日常生活，這個人就是鄧小平。在為改善如此多的人民的生活做出的貢獻方面，20世紀是否還有其他領袖能夠與他相比？ ”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確實出現了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經濟奇跡。然而把這奇跡完全視為鄧小平的個人貢獻，不但是對中國人民的矮化，而且反映了傅高義那位“中國老手”（Old China Hand）對中國國情民俗的隔膜。

中國人本是世界上最能苦吃苦做的民族，勤勞致富的本領天下無雙。這一優點早已為全球華人的表現證明。中國之所以在帝制時代沒能發起來，完全是因為民間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遭受了幾千年的制度性壓迫。

當這種制度性壓迫終於在晚清新政期間被解除之後，中國又不幸陷入無休止的戰亂，失去了和平發展資本主義的環境。等到戰亂結束，中國又更加不幸地落入毛澤東的極權統治，人民的創業自由被徹底剝奪，於是世上最勤勞的中國人民就只能在苦難、困頓與匱乏中掙扎。就這樣，中國被足足耽誤了將近80年的時間。必須對此承擔責任的，除了在中國發動代理戰爭、乃至直接入侵中國的蘇聯與日本兩家帝國主義外，就是事實上的內奸孫中山與毛澤東。作為毛澤東的心腹愛將，鄧小平也難逃罪責。

此後中國騰飛，鄧小平本人當然作出了巨大貢獻，但他最主要的貢獻也就只有兩個：第一，將人民被毛澤東無理剝奪的經濟自由極度有限地歸還給他們；第二，維持了中國的和平環境。第二點實際上是繼承了毛澤東的遺產，因此，他獨特的貢獻也就只有第一個。但這所謂“改革”，不過是“改錯”，亦即極為有限地糾正了中共此前犯下的巨大錯誤，部份恢復了某些“解放”前的作法而已。然而光是這些極度有限的改錯措施，就極大地解放了中國人民被束縛已久的創業能力，使得中國在短期內就一躍而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若真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人民能夠重獲在1949年後被剝奪的全部自由，不知道還要創造出何等奇跡來！

因此，鄧時代與毛時代的最主要的區別，就是人民是否擁有有限的經濟自由，而兩個時代人民生活水平的鮮明對照，也只能證明中國人民是何等善於利用那十分有限的經濟自由，反證了毛共剝奪人民自由的荒謬絕倫。

其實，用不著等到改革開放，這一結論早就60年代初中共短暫實行的“三自一包”的對照實驗證明過了。在大饑荒中後期，中共以適當放鬆國家對農民的控制來消極救災，立即就顯出了立竿見影的效果。在短短兩三年內，中國人民就從死亡邊緣掙扎回來，城市居民就基本能吃飽了。若沒有那短暫的政策鬆動，很難說我還能活下來。對劉鄧這一功績，歷史學家當然應予實事求是的肯定，但難道可以閉眼不看這災難的發生原因，以及劉鄧在“大躍進”中必須承擔的罪責，卻去歌頌他們是“生死人肉白骨”的大救星？這與被某些“右派分子”被中共無理迫害20多年，獲得“改正”後卻歌頌黨的偉大光榮正確有何區別？

當然，除了將被中共剝奪的經濟自由有限地歸還給人民外，鄧共也利用極權政體的“優勢”，人為壓低中國的人力物力資源價格，形成了具有強大吸引力的“資本黑洞”，把國際資本大量吸引到中國，使中國藉助外力迅速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短期內就為經濟起飛奠定了基礎。如果中國是民主國家，當然就不可能有這種無視民意的“優勢”，發展速度或許要慢一些。然而這種作法卻造出了一個為所欲為的龐大的權貴資產階級，導致貧富兩極分化，民族矛盾、官民矛盾以及其他社會矛盾空前加劇，而且在可預見的將來無望解決，只會越演越烈。遺憾的是，這一系列後患無窮的嚴重社會弊病，卻不在傅高義的視野中。

“六四”屠城不可避免？

在《鄧小平時代》出版後，傅高義接受了多家媒體採訪，多次為六四鎮壓辯護。在回答《亞洲週刊》專訪時，他說：

“鄧小平當時認為情況太亂了。1989年5月20日，他派軍隊去鎮壓學生邉樱敃r沒有開槍，也沒有打人。他覺得要是平靜下來了，就不需要再派軍隊去。但是，5月20日老百姓不讓軍隊進城，不讓軍隊到天安門，所以他為了全國安定團結，只能用軍隊去鎮壓，沒有其他辦法。”（注1）

而在回答《新史記》的採訪中，傅高義如是說：
“如今回顧‘六四’天安門事件，不少人認為鎮壓與死亡是應該而且能夠避免的，傅高義對《新史記》表示，是否可能透過對話的方式和平落幕，由於很難去判斷並未發生的事，因此他只願意用已經發生過的事去證明自己的推斷。”

“傅高義指出，鄧小平知道鎮壓會導致糟糕的結果，但不這麼做，國家可能分崩離析。‘很難因為中國之後的穩定和經濟成長，就說天安門鎮壓有其正當性，但確實採取行動後，鄧小平讓中國保持了穩定，過去20年，中國人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注2）

他的意思很清楚，借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六四”屠城“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不鎮壓，中國就會分崩離析，也就不會有後來的“穩定和經濟成長”。（《新史記》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