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真理的人

    我说的是许良英先生。与他相熟是因为家父和他是大学同学，且都是当年相信共产主义并加入中共地下党；不过那时不在一起搞地下活动；许在浙江杭州的浙大，我父亲在上海中央研究院。家父和许伯伯都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父亲“态度”较好，被发配到安徽“改造思想”三年；许伯伯则称“我不认为我有错”。“组织”上让他去东北“改造思想”，他拒绝去，被“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返回浙江老家务农。

据父母讲，1957年前许伯伯是常常到我们家来做客的，当时他和家父都在中国科学院工作。许伯伯那时比晚年更“不管不顾”，属于“有话讲在当面”的人，十分率真，从不世故。不过那时我在孩提时代，对他没印象。

我认识他是在1970年代初。那时刚从“文革”的“揪斗”中缓一口气的许良英先生忽然发现，他与另一浙大校友范代年（当年也在中科院工作）翻译的《爱因斯坦文集》（“文革”前尚未出版）被上海中科院分院造反派盗版，以集体名义发表。他怒不可遏，只身来到北京告状。当时许伯伯五十出头，清瘦，一身很旧的中山装，浙江口音很重。一个星期日到我们住的大杂院来，进门就问“你父亲在不在”。我说刚刚出门；他马上道：“等他回来告诉他，我下午再来来找他。”说完转身就走，急匆匆。

对于那套《爱因斯坦》文集的版权，我父亲起初劝许良英先生不要那么着急，而况自己的处境，在当时去争这种事情，成功的希望太渺茫。许伯伯听到这话马上义正言辞，“是非曲直自有公论。”

“四人帮”倒台后，许良英在校友们的帮助下，从浙江老家到北京商务印书馆当临时工，在那里认识了也在当临时工的刘宾雁先生。此后，随着“右派平反”，许伯伯在中科院重新恢复工作，恢复党籍。他与原浙大校友们的联系和接触日益增多。记得那时家父经常在家中搞校友聚会，一帮老头儿老太太坐在一起高谈阔论，探讨国是，许良英在其中每每慷慨陈词，争论起来对谁都不客气。

记得那时许伯伯总是训我，说我脑子一盆浆子，很多东西不求甚解，还自以为是。有一次他问我“你的人生处世哲学是什么”，我随口答道“‘克己复礼’”。他当时气得脸都红了，“‘五四运动’都半个多世纪了，怎么你还孔夫子那套？！”我当时没有争辩，但觉得有点委屈，许伯伯可能误会了。因为我说的这个“礼”并非孔夫子宣扬的当时的社会秩序，而是泛指社会道德观念。许伯伯见我默不作声就连连摇头，“你要多读书，多思索，不要人云亦云。”呵呵，他就是这样一个干什么都急切的人，让你觉得他总是“不管不顾”。

至少到了1985年，许伯伯已经65岁，他还非常坦然地说自己基本还相信着马克思主义。不过他认为，中共在夺取政权后并没有按照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国家建设。他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尤其是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理论还是很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也很严密；但科学社会主义疑点太多。我只是听他如是说，当时我比较偏激，完全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但也不去认真研究和思索。可许伯伯却是时时刻刻都在认真学习研究的。

我不清楚许良英先生是从什么时候起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这是个渐进的过程。他通过大量的阅读和研究之后认为，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本人之后就没有很好的继承发展下去，到后来渐渐被曲解，尤其是被前苏联政权当权者利用，成为专制政权的诡辩术。这样说起来，到了现代，马克思主义充其量是个过时的，跟不上时代发展的理论。当然，完全否定之也是不对的，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其中还是有些精华的东西（指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与此同时，他明确反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中的牵强附会，说什么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精华原本是人本主义，但后来被其继承者们有意无意的抛弃了。他认为这种类似《红楼梦》研究的玩意儿在现实中有不了什么积极的现实意义。

其实我是有点怕许伯伯的，一见面他问些问题，我是一问三不知，让老人家恨铁不成钢；但我又知道他不会因此对我不友好。所以我们见面总是有说有笑。后来我出国，和他老人家联系越来越少。我感觉他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到现在一直在探求真理。近一些年他对人权的研究更多一些。他在研究中，只要认为实践中已被证明错误的认识，甭管从前自己是如何肯定的，马上就承认自己过去是错的。他绝不怕否定自己过去的一些认识。他说自己只要一息尚存，就要探求真理，对个人在社会上的荣辱毁誉看得很淡。这是因为他总是很有激情的人。

他不止一次地跟我讲过，当年在浙大读书时相信了共产主义，并加入了地下党。当时可以说是出生入死地和国民党政权作斗争。他总是觉得自己活不到中共夺取政权那一天就会被国民党当局抓住处决。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又是那样忘我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敢做敢言。当被打成“右派”他也一点没有动摇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文革”初期他自杀过一次，“那时造反派侮辱我的人格，我以死来抗争！”许伯伯说到这儿时也不乏幽默。他是喝农药“敌敌畏”自杀的，紧急送到医院抢救时，被灌了大量的水让他呕吐。他说许多苍蝇都死在他的呕吐物上，自己虽然没死成，却也杀死了不少苍蝇。

我感觉许伯伯虽然是个学者，但他非常重视理论在实践中的检验。我推测，中国自从“改革开放”经济有了发展后，种种官场的腐败和社会的腐败让他感到共产主义理论违背了人性。

2012年十二月份，许伯伯在家中不慎摔倒，造成颅内出血，现在一直在医院中抢救，时间已过去一个月；其间他一直没有恢复意识。我在难过之余，也在暗自称奇，他竟然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他已经是92岁的老先生了。我们大家都希望奇迹发生的。当然，我也知道人的生命总有生老病死……

我在这些日子里时常回忆我们相识的岁月，我和他相识竟有四十年了。他总是那样急切，甚至风风火火；他是个为了追求真理不顾一切的人。

后记：

2013年1月28日，我的许伯伯永远地离开了他所关注的世界。上述回忆是月初写的；没有贴到网上是因为我在等待着什么。我们知道，现代医疗技术可以让垂危的生命多少延续一段时间，但想让这样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恢复意识除非出现奇迹。这些天我每天都在看许伯伯的病情报告，也不知该如何描述自己的心情。一天天的过去，竟然是二十多天！多么顽强的生命力呀！或许许伯伯在冥冥之中想要告诉我们一些话；那就让我们回顾他寻求真理的历程，认真地想想吧。

他走了，留下了他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