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批判哈耶克的時候 ,注意到他對休謨的引用,不由得對作為經濟學家的休謨產生了好奇。不過,我還是同意馬克思的說法,休謨在政治經濟學裡,有一些代表那個時代的英國統治階級的評論opinion,但沒有創見knowledge ,怪不得休謨為了推廣他的《人性論》,要冒充亞當·斯密的名義。雖然休謨作為一個懷疑論哲學家提出了is(是什麼的陳述)與ought(應該怎樣的規定)的差異等重要問題,他的最重要著作《人性論》如果能夠刪掉大部分囉嗦的推衍、過時的“科學”,興許還值得一讀 ,但他關於人性方面的is“科學陳述”,掩蓋不了ought主觀動機和局限。 當然,英國人對人性的超越時代和地域的論述,是從舞台劇本中表述出來的,這就是莎士比亞的文學成就。如果沒有用英文表現出來的莎士比亞的劇作中的人性描寫, 大英帝國的艦炮不可能把英語普及為世界語言。想想看,埃及法老的帝國也是人類文明的奇蹟之一,但它沒有一部體現人性的作品、哪怕是一首短詩 或一個寓言故事流傳下來,結果連語言也死掉了!倒是一個被法老遺棄的私生子(摩西),帶着一幫奴隸逃出埃及,靠一本希奇的傳承(舊約前書),開創了一個新的文明。《聖經》之所以打動人心,也是因為其暴露了人性的罪與惡。 莎士比亞所塑造的哈姆雷特王子、戀人羅密歐與朱麗葉 、威尼斯商人等形象,大概只有《聖經》裡的著名人物可以與之齊名。其他的不那麼有名的劇作也刻畫出不同角色的人性悲喜劇。例如,《凱撒大帝》Julius Caesar的主人公布魯圖斯(不一定是歷史人物)在朋友/同夥(包括凱撒)、家庭(妻子)、敵人(安東尼)、國家(共和)、公眾(暴民)、榮譽等錯綜複雜的事件面前,因為最高尚的人格和動機(非此不足以號召同夥密謀)導致對國家和個人都最殘忍的悲劇(內戰)。羅馬從共和(實際上是貴族院小圈子的“集體領導制”)向獨裁/帝 國的轉變大概是必然的,但這個“社會轉型”代價巨大,而布魯圖斯違反本人的意願成為歷史的祭品,卻不意通過莎士比亞的文筆得到永生。這其實是人類社會的不 幸:為什麼我們必須為自己安裝各種“領袖”呢?他們的絕大多數都是惡棍、騙子,偶爾有一個好人被推上權位,卻扮演悲劇的角色。遺憾的是,儘管中國也目睹了 太多類似的政治現實(如“六四”悲劇),卻沒有中國的莎士比亞把人性的缺欠描寫、顯露出來。 有趣的是,在《無事生非》Much Ado About Nothing中,公正的阿拉貢王子Don Pedro(劇中最高長官)被自己的惡棍私生子弟兄輕易欺騙,差一點在自己部下的婚禮上害死新娘,倒是連話都講不清楚的下層私人偵探解救了上層社會的災難。劇中的單身女子Beatrice大概是因為財富上的獨立性,與寄人籬下的林黛玉不同,玩世不恭,需要好心人幫她發現她自己的“愛情”(有同等社會地位的婚姻 )。《麥克白》Macbeth 中描述的麥克白夫人為了當上女王,鼓勵勇士丈夫麥克白弒君稱王。在第1劇第5幕,Lady Macbeth: “O, never | Shall sun that morrow see! | Your face, my Thane, is as a book where men | May read strange matters. To beguile the time, …you shall put | This night’s great business into my dispatch;” “Only look up clear. | To alter favor ever is to fear. | Leave all the rest to ” 莎士比亞對人性的描寫超越了簡單的善惡分類,麥克白女王終於逃不脫懲罰,神經錯亂自斃。畢竟,再高貴權重的婦女(包括伊麗莎白女王)也是(女)人,洗不淨手上的殺人鮮血:“What’s done cannot be undone”。 我本來認為莎士比亞畢竟是御用文人(皇家劇團老闆,但畢竟有“創作自由”),不可能從他熟悉的社會圈子裡描繪出超越出上層社會的倫理規範,但《冬天的故事》The Winter's Tale中的保利娜Paulina讓我耳目一新。作為被送死的忠臣安蒂岡努斯的妻子,她為王后埃爾米奧娜的貞潔辯護,視死如歸,堅持譴責國王萊昂特斯。劇情在第二劇第三幕達到高潮:Leontes:“Away with that audacious lady! Antigonus, | I charged thee that she should not come about me; | I knew she would.”(萊昂特斯:“把這個大膽的婦人帶走!安蒂岡努斯,我命令你不要讓她來見我;我知道她會來找麻煩的。”) “I'll ha' thee burned.” (“我要燒死你。”)Paulina: “I care not; | It is an heretic that makes the fire, | Not she which burns in 't.(保利娜:“你燒吧;異教徒才燒死人,在烈火中的婦女不是異教徒”) I'll not call you tyrant; | But this most cruel usage of your queen, | (Not able to produce more accusation | Than your own weak-hinged [wobbly] fancy) something savors | Of tyranny, and will ignoble make you, | Yea, scandalous to the world.”連國王也怕她三分。她也極富人情,為下層的女傭和獄卒着想,不讓他們為了自己的反叛受牽連,大膽機智地安排王后的最終復活。如果我是莎士比亞,我甚至會安排早已看透人性的保利娜最終“不辭而別”,與把被遺棄的公主珀迪塔當作自己的女兒撫養長大的善良牧羊老頭一同到山裡安度晚年。後來的黑澤明為日本勇士samurai安排的結局(大家慶功赴宴之際,我們的英雄卻開始了新的單槍匹馬的漫遊),留有餘音,體現東方藝術的人性處理之高明。 最近中國人在技藝方面(體育、音樂表演等)取得了一些國際上的成就,但中國經歷了“六四”悲劇、文化大革命浩劫、反右“陽謀”、“消滅八百萬國民黨軍隊”的內戰等慘痛近代史,卻沒有產生莎士比亞劇作、《湯姆大叔的小屋》、《日瓦戈醫生》、《靜靜的頓河》那 樣的刻畫人性的文學作品。這種缺乏獨立精神的墮落,不限於文學而遍及整個中國人文、思想領域。這使我想到在介紹德國思想家蘭道爾時,注意到到他也是莎士比 亞的德語翻譯家,正是莎士比亞的人性描寫吸引了安那祺主義對社會秩序的基礎思考。那些把人性拉向倒退、違背人心精神自由的各種秩序、制度(如今天中國政府 的“維穩”),都不可能持久。 [趙京,2011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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