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惠廷顿（Dick Whittington，即Richard Whittington，Dick为其诨名）的英国童话里（该故事和许多其他此类故事一样，都回溯到十六世纪），一个穷孩子和他的猫从乡下漂泊到伦敦，获得了成功。但是，现实世界里，在逃到城市的数百万人中，许多人只是跳出油锅又入火坑。图9.3描绘了1350年后城市实际工资（亦即消费者购买基本商品的能力，经过校正以补偿通货膨胀）是如何变化的。尽管数据有空白，且是一团交错的线，至少西方的趋势是明显的。大致说来，在我们有证据的所有地方，黑死病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工资大致翻番，然后当人口恢复时，工资大多回退到了黑死病之前的水平。1420年代拖运了大块石料并支起布鲁内莱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的大教堂穹顶的佛罗伦萨人享用的是肉、奶酪和橄榄；1504年将象米开朗琪罗的雕像《大卫》拖到指定位置的人们用面包勉强应付。一个世纪之后，他们的曾孙即使能得到那个就很高兴了。
图9.3 愈穷、愈富：六个西方城市和北京非熟练城市工人的实际工资，1350至1800年。每座城市和每个行业情况各异，但是在我们可以测量的几乎所有地方，工人的购买力在1350至1450年间大致翻番之后，到了1550或1600年购买力回退至1350年之前的水平。由于本章随后将阐明的原因，1600年之后欧洲西北部的城市越来越摆脱了其余城市。
到那时，从欧亚大陆的这一端到另一端，饥饿在蔓延。一场令人沮丧的收成、一个考虑欠周的决定、或者仅仅运气不好即可迫使贫穷家庭搜寻食物（在中国，是谷糠和豆荚、树皮和叶子；在欧洲是白菜根茬、叶子和草）。接二连三的灾难可以驱使成千上万的人流浪以寻找食物，以及使贫弱者挨饿。在欧洲最古老的民间传说的起初版本中（例如惠廷顿），农民说书人向往的不是金蛋和有魔力的豆茎，而是真实的蛋和豆子。他们向仙女要的所有东西仅仅是填饱肚子。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普通人对流浪者和乞丐越来越冷酷无情，把他们驱赶到济贫院和监狱，送到边疆地区，或者把他们卖掉成了奴隶。这当然很无情，但是那些境况稍好的人们显然感到不担心别人时，他们自己的麻烦也够多了。就象长江流域的一位绅士在1545年所说，时世艰难时，“逼难蠲账税”，然而“且促而产殖益贱”（王文禄《百陵学山》卷二《与长松魏侯书》）。对于过去的体面人来说，下行的社会流动性对他们的孩子是迫在眉睫。
在这个越来越艰难的世界，地位高的人的子孙找到了新的方式争夺财富和权力，他们对传统的蔑视让保守者震惊。“衣帽渐鲜”，一个中国官员忧虑地说道；“亦有为商贾者矣！”（明陈让《邵武府志》）。他的一个同事写道，更糟糕的是，即使以前的体面之家
然趋富贵……喜告讦，则借势以逞，曲直至于不分。奢繁华，则曳缟而游，良贱几于莫辩。（朱鏞《惠安政书》附《崇武所城志》）
在中国，行政部门越来越成为一个爆发点。富人逐渐增加，行政职位的数量却没有，而当令人苦恼的求学门径收窄之时，富人设法使财富变得比学识更要紧。一个县级官员抱怨，“希望（在考试中）觅得一个位置的穷学生被官员象灾民一样打发走”（明张涛《歙志》——译注）。
即使对于高高在上的国王们，那也是紧张的时期。理论上，人口增长对统治者有好处——更多的人可以课税，更多的士兵可以征募——然而实际上，事情没那么简单。陷入困境的饥饿农民可能造反，而不是缴税，而且难以驾驭的贵族经常持一致看法。（未通过文官考试的中国投考者产生了作为叛乱者重新露面的独特习惯。）
这个问题和王权自身一样古老，十六世纪的大多数国王们选择了旧时的解决办法：集权和扩张。日本可能是极端的事例。十五世纪里，行政管理机构在这里已经彻底崩溃，村庄、佛寺、甚至单独的城市集团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并雇用暴徒保护他们或抢劫邻居。在十六世纪，人口增长引发了对资源的激烈竞争，一些大领主逐渐从许多小领主中间兴起。1543年第一批葡萄牙枪炮到达日本（比葡萄牙人自己早一代人），到了1560年代日本工匠在制造自己的出众的火枪，刚好帮助足以武装追随者、业已强大的领主变得更加强大。1582年，丰臣秀吉（Toyotomi Hideyoshi）将自己变成了事实上统治整个群岛的将军。
丰臣秀吉说服喜欢争吵的的同胞交出武器，许诺把这些武器熔化成钉子和螺栓以建造世上最大的佛像，是自由女神像的两倍高。这会“不仅对今世的人有好处，对死后的人们也一样”，他解释道。（一个基督教传教士并未因此受到感动；丰臣秀吉“狡猾、诡诈，难以置信”，他说道，“以对宗教虔诚的借口剥夺了人们的武器。”
译注：此段引文出自明万历《歙志》3.9a。明万历《歙志》为歙县首部县志，歙县知县张涛主修，歙人谢陛主纂。万历三十七年（1609）修成，全志三十卷。南京中国第二档案馆有藏本，安徽省图书馆存有胶卷复制本，上海图书馆亦藏有歙志刊本。有资料称，2008年歙县党史地志办公室对明万历《歙志》开始点校，点校底本由安徽师范大学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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