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12日，各大网站都转载了一篇来源《新京报》的文章《兰考大火记者手记：发布会前官员调侃女干部》，并配有文章的《核心提示》：“兰考孤儿收养家庭相关报道近日引起热议。据媒体披露，1月5日，就在兰考官方的新闻发布会前，记者和兰考县里官员同乘一个电梯，据记者描述，他们没有见到官员因为7个孩子的死而面带悲哀神色，反倒一直调侃同行的女干部”。

        生怕有人看不到，我特地把这篇文章的全文转发如下：

        1月4日，元旦假期后第一天。将近中午12点，我的电话响了。

“兰考出事了，烧死了7个孩子。赶紧去。”电话那一端，部门副主编的语速比往常快了许多。他说，孩子是一名叫袁厉害的兰考妇女收养的，都是有疾病或残疾的弃婴。

大火、弃婴、收养、病残。我不禁心头一震，出大事了。

当天中午2点多，我和摄影记者侯少卿，坐上了最近一列赶往郑州的高铁。我的同事孔璞，恰好在郑州采访。得知消息后，她已赶赴现场。

随着时断时续的信号，我开始不断刷新最新新闻进展，搜罗关于袁厉害的一切信息。

说实话，兰考当时给我的印象，只有一个电视剧里的焦裕禄，是个好官。

1、袁厉害是谁

开三轮车的、开商店的、甚至是政府里的人，没有一个人说袁厉害坏。一名上海的同行说，袁厉害一个邻居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知道吗？没有这场火灾，她肯定能‘感动中国’”。

1月6日上午，我第一次见到了袁厉害。她有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在接受调查时突然发病，被家人连夜送进了医院。

躺在病床上的袁厉害身形胖大，穿着宽大的深色棉布衣服、像个农村的邻家大婶。

家人说，她一直昏睡，中间醒来过，不是号啕大哭，喊着死去孩子的名字，就是狠劲撕扯自己的头发。接着，又睡去。

看到网络上对袁厉害的描述，有人说她借孩子骗低保，还有人说她卖过孩子。看到眼前的袁厉害，我心里多少还是有些疑问：她和孩子们的感情真这么深吗？她有网上说的那么坏吗？

袁厉害始终昏睡，采访无法进行。我走出兰考县医院，准备再采访一下她的邻居，也多少想印证一下自己的想法。

我刚走出医院，见到一名身穿围裙，黑瘦的妇女走到门口，一把就拉住了袁厉害的儿子杜鹏，接着就泪流不止，当着十几个媒体记者哭出了声，嘴里重复着一句话“咋会这样呢”。

杜鹏也哭了。

在袁厉害的家门口，一名老人家正对着镜头大声质问记者：“谁说她不好，凭啥这样说？我和他对证”。为了养别人的孩子，小儿子杜鸣被送到奶奶家，12岁才被接回来，母子关系始终不怎么好。

旁边的人说，不光兰考弃婴，外地的家长也往她家送。没有袁厉害，这些孩子早就死了。

郭海洋说，他的岳父多少有点异议。他劝说袁厉害，不要再多收养孩子了。袁厉害不听。

因为收养弃婴，袁厉害的名声越来越大，送来的孩子越来越多。

郭海洋说，他岳父担心，在自己还能抚养这些孩子的时候，这些孩子还有人管，等他们老了，这些收养的孩子会是自己子女一辈子的拖累。

第二次见到袁厉害，是在7日上午。一家媒体开车想拉着袁厉害去福利院。这时一个与袁厉害熟识的人冲过来，伸手塞给她几十块钱，她眼泪直流，又哭起来。

采访结束后，我和几名同行坐在一起，讨论袁厉害究竟是啥样的人。大家各自聊起采访经历，开三轮车的、开商店的、甚至是政府里的人，没有一个人说她坏。

一名上海的同行说，袁厉害一个邻居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知道吗？没有这场火灾，她肯定能‘感动中国’”。

2、孩子们有多苦

袁厉害的儿子杜鹏说，孩子们治不了的病，要不没钱看病，没过多久就死了。带到地里，挖个坑就埋了，连个坟头都没有。

8日晚上，我终于和袁厉害建立了联系。此时的她，已经受到了两名“保安”的特殊照顾，一批批记者被拦在了外面，也包括我。

无奈之下，我打通了袁厉害小儿子杜鸣的电话，再由他把手机转交给袁厉害。

从出事至今，袁家人几乎从没拒绝过我的当面采访或是电话采访，只是感觉袁家人都不善于表达，甚至为表达不出心里话，有些焦急。

电话那头的袁厉害声音很低，很客气。虽然没见过面，但总是以“弟弟”称呼。她开口就是，“他们为什么不让我见你，我想见你们呀，弟弟，你们在哪”。

当我提出采访时，她仍然是“你说吧，弟弟，我听着”。电话那头，她有些激动，言语有些混乱。她说，她给孩子们办过残疾证、办过孤儿证，但是没一个能办成的。

袁厉害说，她写过申请，县残联没给她一分钱。说到民政局，特意压低了声音，“他们根本就不管我”。说着说着，一提到孩子，电话中的袁厉害号啕大哭。

郭海洋的记忆里，他的岳父母都很疼爱这些孩子。一个白化病孩子白妮，每天睡觉都搂着袁厉害睡，嘴里还叼着袁厉害的衣角。她从不打骂孩子，也不允许别人打骂。

听到这里，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来安慰她，在电话里沉默了好一会。

这些孩子，大部分生来就是残疾，或重病，被家人抛弃，吃着变馊的饭菜、穿着别人捐的旧衣服。虽然是残疾人，办不下残疾证。是实质的孤儿，法律却不认可。唯一留在这个世界上的身份，还是袁厉害“非法”办来的。而他们的命，是袁厉害给的。

我同事侯少卿在福利院陪了孩子们一整天。             

1月6日，他说，他拍到一张照片让他非常震撼。“你看这孩子穿着什么”。顺手递过了相机。

在他的回放显示屏上，一名15岁的男孩子，穿着一件带花的半透明女装。

袁厉害的儿子杜鹏的话，让我感受颇深。他说，孩子们治不了的病，要不没钱看病，没过多久就死了。带到地里，挖个坑就埋了，连个坟头都没有。

3、兰考有些官员好冷漠

兰考县新修的行政事务大厅，宽敞明亮，甚至顶楼一层的房间未被利用。采访期间，有媒体报道，兰考县财政局花2000万建办公楼，却没钱修福利院。

我从事记者职业，至今有五年多，接触过多种风格的地方官员，兰考的官员们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个，5日是兰考官方的新闻发布会，也是火灾后唯一一次发布会。

我和南方都市报记者到达时，恰好和兰考县里官员同乘一个电梯。

在这间电梯里，我们并没有见到他们因为7个孩子的死而面带悲哀神色，反倒在电梯打开的一刻前，他们还一直说笑着，还调侃起一名女干部“看你像省里来的”。

我和南都记者不由低头，各自叹了口气。

发布会上，副县长念完了稿子，和民政局长、宣传部副部长转头冲出侧门，一句话不说，跑到楼下，钻进车里，司机一脚油门，冲出了记者的“包围圈”。

随后的几天里，我们再也没有见到这名副县长和宣传部副部长，甚至无法拨通他们的电话。

此前，兰考县民政局副局长李美姣，在被媒体追问时，连连面露难色。最后，干脆拎起皮包，转身就走，头也不回。

一位同行发出感叹，“兰考有些官员啊”。

到达兰考第一天，我住在了火车站旁边的一家酒店。第二天，为了争取点采访机会，转到了县里的温泉宾馆，这里也是专案组驻地。

我的同事孔璞，住在另一家酒店。事发第二天，因为另有采访，她匆匆赶回郑州。此前，当地宣传部门多次盛情邀请，希望安排吃住，我们均婉言拒之。

一名同行事后说，宣传部安排了几家宾馆作为媒体接待，全包吃住，标桌至少600元起。在另一家酒店里，还专门为记者留出了几个包厢，供就餐，不限标准。

但这些，也遭到一些媒体的拒绝。

一名上海同行说，他见到满桌的酒菜，想想袁厉害和死去的孩子，心里很不舒服，没有动筷子。临走，他在桌上留了100块钱。

采访期间，有媒体报道，兰考县财政局花2000万建办公楼，却没钱修福利院。

1月8日，我和几名同行来到该县新修的行政事务大楼“阳光大厦”，这里宽敞明亮，甚至顶楼一层的房间未被利用。一位最高不过科级的领导办公室，就有30多平米。

在这座楼的旁边，是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的在建新楼，高14层，建筑面积18380平米。这样的楼，在兰考显得异常突出。这也是该县2011年确定的“80项重点工作之一”。

这座大楼的标志牌上，赫然写着造价5000万，在它旁边，还有至少4家大楼在建或刚入驻，大部分气势恢宏，都是机关办公楼。财政局大楼也在之列。

兰考有数不清的三轮车。每每有穿着破旧的三轮车夫从楼前走过，显得有些不搭调。

日前，有媒体刊登了兰考县一机关办公楼的效果图。我的朋友特意打电话问我“你看那楼像个啥？”我说，不知。

“那不是个太师椅嘛！”朋友说。

     读着读着，我已经泪水盈眶、泣不成声。

     我恍恍然灵魂出窍，思想飘到了好远好远。

      28年前，我看了一部法国电影《国家利益》。电影讲的是法国高官将武器售给非洲国家“汤戈”，同时又秘密将另一批武器卖给“扎南”地区的反叛者，以此两边逐利。不料反叛武装用法国秘售的武器击落了国际红十字会飞机，举世大哗。法国高层担心售武秘密泄露，惶惶不可终日。在紧急商量对策的时候，一个法国高官地大声喊到：“最要命的是，死的还有儿童！”

       26年前，我知道了戴高乐和小女儿安妮的故事。安妮先天智障，有人建议戴高乐将安妮送往残疾儿童养育院，戴高乐却对安妮备受疼爱。他常带着小安妮跳快步舞，还为她表演哑剧、唱民歌。在安妮的一生中，父亲是惟一能逗她开心大笑的人。1948年，将满20岁的安妮不幸死于肺炎。对于小女儿的早逝，戴高乐十分痛心，迟暮之年他仅靠稿费度日，却仍把自己的大部分积蓄捐作儿童保健基金以纪念安妮。

    50天前，美国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发生后，我看到奥巴马总统发表的全国电视讲话：“今天死去的大多是儿童，都是5到10岁漂亮的小孩，他们原本有前面有着长远的人生：生日、毕业、结婚、生儿育女”，“因此，今天我们的心都破碎了，为这些死去的孩子的父母、祖父母、兄弟姊妹以及成年死者的家属悲伤”。讲话时他虽极力抑制自己的情绪，但仍数度哽咽，无法止住眼泪。

     从这些回忆回到现实，回到人命危浅的祖国，回到兰考，回到当年任凭自己的骨肉流浪、失踪、神经、自戕，今天任凭别人的孩子被践踏、被蹂躏、被侮辱、被灭绝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乐园。如同梦游一样的，我经历了一场从天道人道到饿鬼道、地狱道的时空穿越。黄粱枕畔，泪水未残，犹自挂满我的双颊。梦醒时分，我形无可遁，只有面对这片我宁愿背对、宁愿像陈天华一样用死亡来拒绝的邪恶空间。

      佛教因缘生法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六道轮回，信仰佛教第一步就是深信六道轮回和因果相续、因缘生法，从而产生怖畏心和出离心。这是促进学佛的善士修行的最基本的动力。可惜，共产党是不信这一套的，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他们是永远不肯相信业报的。

       2012年底，网上评出本年中国“十大人品最差奖”和“百名人渣奖”，外交官沙祖康成为其中之一。沙祖康获此殊耻的原因是声称“中国的人权比美国至少强5倍”。沙祖康这类权贵当然不存在人权问题，他在中国享受的人权比希拉里在美国享受的人权大上5倍是没有任何疑义的。然而，那些终日流落街头无人问津、夜晚靠藏进垃圾桶取暖、最终没有活到成年的陶氏儿童们的人权在哪里？那些“生来就是残疾，或重病，被家人抛弃，吃着变馊的饭菜、穿着别人捐的旧衣服”、15岁男孩却“穿着一件带花的半透明女装”的儿童们的人权又在哪里？

       共产党有两句危言耸听、喊了近三十年、自以为是通吃天下、“天佑中国”、打遍天下的名言：“每个民族都有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权力”、“人权首先是生存权、发展权”。可是，那些“没钱看病，没过多久就死了，带到地里，挖个坑就埋了，连个坟头都没有”的孩子们的“生存权”在哪里？那些生前被残忍冷漠的官员拒绝给予一纸生存许可、拒绝给予一分钱救助、拒绝给予一丝人性关注，死后仍然得不到怜悯同情的兰考孤儿们的“生存权”又在哪里？

       所以，今天我要向全中国、全世界大声地戳穿这个骗人的鬼话：“没有人权，就绝不会有‘生存权’，更遑论‘发展权’！中华民族要选择的发展道路，绝不是你们人吃人的道路，绝不是兰考的道路，绝不是吞噬和碾压着无数弱者的生命与尸体前进的道路，绝不是喧嚣掩盖了悲泣、璀璨笼罩了血腥和光鲜隐蔽了野蛮的道路，一句话，绝不是你们为他们选择的道路。

       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都不约而同地宣称“人人生而平等”。共产党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坚决否定和彻底批判“人人平等”的观念。共产党的经典语录是：“人人平等是资产阶级的虚伪学说，世界上不可能有绝对的平等”。随着阅历的增加，我越来越不得不承认，现实、功利、阴险、残忍的共产党的许多观念是更现实和实际的——至少在强盗和狼的世界里。贵州毕节在垃圾箱里过夜毙命的流浪儿、河南兰考在窝棚大火中丧生的病残弃婴，和美国、法国的儿童又怎么可能平等呢？

古人说“离乱之世，人不如犬”，民谚说“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其实，人不如狗的，又岂止是乱世！在一个烂政府治下，人同样不如狗。多少年来，共产党用种种危言耸听来吓唬怕为乱世人的中国大众，以维持建立在斑斑血泪和累累尸骨上的“稳定”。可是，我们牺牲了人格、丧失了尊严、毁灭了廉耻换来的“稳定”，又给毕节的、兰考的、全国到处的陶家弟兄、五孩、扎根、傻妮、小哑巴们带来人一样的生存状态了吗？事实告诉我们，在一个烂政权下，稳不稳定，对普通人民来说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冯小刚2012年底的贺岁片《温故1942》没有实现预期的票房，其中有各种各样的因素，但最重要的原因是选对了内容、选对了地点，却选错了时代。冯小刚不应该拍《温故1942》，他应该拍《知新1962》，他应该去追究：为什么为了杜绝1942，中国人民又付出了几个三百万之后，得到的却是一个1962？为什么在没有战争、没有外敌、没有军阀割据、没有土匪作乱的情形下，又会有一个1962？

      我只能在心里默默地祈祷，祈祷这些苦难不幸、夭折早逝的孩子们下一世永远不要再来这个充满血和肮脏的土地，来世生活在天国——不，天国是虚妄的，祈祷他们来世生活在天国是伪善的，我该祈祷他们来世生在美国。

      可是，美国就一定会有他们的生存空间吗？老子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秧”。但是我知道，“必有余秧”的其实终将还是袁厉害、陶氏弟兄和这一大群弃婴孤儿病残们，而那些怙恶不浚的始作俑者们，早已在此世就把子孙们送到了美国。这些屈死的幼小冤魂们，即使来世生在美国，也势必来晚一步，也势必要和应该进入畜牲道的官二代们为临为伍、与狼共处。未来如何，我真的不知道。

      至于我，会一直留在这块充斥鸱枭的惨笑、遍布漂移的荧光的白色坟场上，会始终守在这座猿伸长臂、蛇吐绿芒的阴暗丛林里，冷眼看那些曹操嘴里的“冢中枯骨”们肆无忌惮、变本加厉的丧心病狂，遗世独立，与桀共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