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到1949年，是“中华民国在神州”的38年。这38年里，在全世界共和、民主潮流的笼罩下，在帝国主义殖民和治外法权的庇护下，在北洋军阀执政伦理和统治格调的宽容下，在蒋介石旧思想、旧道统的保守下，中国迎来了整个民族历史长河中文化上和思想上最辉煌、最灿烂、最绚丽、最壮阔的时代。这个时代，群星灿烂，光彩夺目，光芒万丈，辉映千秋，成为华夏层层黑云中的一道闪电，成为赤县漫漫黑夜里的一抹霞光，让我们永远仰望，永远惊羡，永远再不可攀和永远再难企及。

从1911年到1949年，仅仅38年。其中还经历了让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几乎停滞的日本8年侵华。严格来说，“中华民国在神州”的正常国祚，只有30年。30年是什么概念呢？从共产党开始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范围里祸国殃民到暂时歇一口气开始搞“改革开放”，就是30年。就在新中国的人们做了场噩梦一样的短短30年里，民国巨人辈出，有蔡元培、梁启超、胡适之那样的文化圣哲，有章太炎、蒋百里、陈寅恪那样的天纵奇才，有辜鸿铭、熊十力、黄侃那样的狂士大儒，有段祺瑞、吴佩孚、徐树铮那样的旷世人杰，有王国维、陈垣、梁漱溟那样的学界宗师，有金岳霖、傅斯年、梁思成那样的学术巨子，有李叔同、赵元任、苏曼殊那样的高士异人，有林语堂、梁实秋、周作人那样的学贯中西，有林徽因、陆小曼、谢冰心那样的名媛闺秀，有徐志摩、郁达夫、张恨水那样的诗圣才子。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巨人横空出世，群星璀璨争辉的伟大中国和伟大时代，在一瞬间就化为灰烬，在一刹那就变成沙漠。

     在人类历史的进程里，文明常常被野蛮所摧毁，进步常常被落后所击败，光明常常被黑暗所驱逐。创造了灿烂古希腊文明和伟大民主政体，诞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伟大的哲学家的雅典，曾被野蛮成性、侵略成瘾的斯巴达打败；造就了政治、法律、哲学、文学艺术、城市规划与建筑上巨大辉煌的罗马帝国曾被蛮族部落西哥特人摧毁；充满了人文光辉、法制精神、高度教养的俄罗斯在短短十几年回到了布尔什维克肆虐下的丛林世界。中国也是同样，茹毛饮血的黄帝部落吞并了农耕中的炎帝部落；残暴原始的蒙古铁骑征服、践踏了南宋的优雅、繁荣、精致、先进；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覆盖了38年的存在与精彩。

     近几年，不会写书、只会抄书的一批人发现了民国，抄上了民国，吃上了民国。他们把现成的民国时代书报和有关民国时代读物中的当时人物言行和事件记录原封不动或换种语句抄下来，就集合成了一本书。因为被抄版本太早或抄的太短、太杂，因此反倒没有版权问题。这些书之中，有代表性的，是三联书店出的、刘仰东抄的《去趟民国》和团结出版社出的、顾晓绿抄的《一言难尽：1912-1949民国映画》。看了这两本书，我觉得第二本比第一本要好：因为第二本是老老实实、原封不动地抄，不像第一本还加上自己一些不伦不类、狗屁不通的倾向性语言。由于抄书人读书范围和水准所限，这两本书抄的都让人感觉像口交后射精——怎么也不如真打炮痛快。比如唐德刚的《张学良口述历史》，薄薄的一本书里，有如宝藏，写了数不尽的当年民国各类名流的奇闻轶事、秘史野狐，真是妙不可言。可惜顾、刘孤陋寡闻，挂一漏万，居然双双失明，使民国的历史少了无穷色彩，使想了解民国的后人少了无数乐趣。

   虽然有诸多缺憾，但能把几十本书里的相关情节摘抄出来，汇编成集，顾刘还是做了一些功课的。用钱钟书的话说，我们即使不夸奖他们的脑袋，至少应该肯定他们的屁股。他们的屁股功夫也没有白费，无数厌倦了“万马齐喑“的共产党天下、向往”不拘一格“的民国时代的读者，看这两本书看得津津有味。但是，大多数人看书，是为了消遣，为了猎奇，为了解闷，为了花边，因为他们是寻常人。但我们是专门的读书家，我们读书，是要探幽发微，是要抛砖引玉，是要辨冤白谤，是要记录历史，是要“让历史告诉未来”。由是，所有人看了《去趟民国》、《一言难尽》也就完了，而我看了却没有完，却写出了洋洋数万言、真正原创、即延续民国故事又有亲身阅历的《民国不能白去，难尽就得再说——夹叙夹议<去趟民国>和<一言难尽>》。

《去趟民国——1、男女》原文：

   诗人杨骚和白薇约定，等他在新加坡嫖妓过百，真正懂得女人之后，两人再结合。杨是否嫖妓过百不得而知，但他却因此染上了一身性病。

  杨骚（1900年－1957年），名古锡，字维铨，福建漳州人，民盟成员。1918年东渡日本留学，1921年考进东京高师，1925年回国，1930年加入左联，1932年参与发起成立中国诗歌会。1928年结认鲁迅，和白薇一起屡遭鲁迅关照，成为上海文坛新星。1938年冬到重庆后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939年参加“作家战地访问团”到抗日前线访问，被誉为“抗战诗星”。皖南事变后秉承周恩来的指示疏散到新加坡，主编闽侨总会的刊物《民潮》，开展抗日宣传。后入印尼，任雅加达《生活报》总编辑兼副社长。1952年回国，1953年任广州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广东省分会常务理事。杨骚1921年开始发表作品，著述甚丰，出版书籍22种，有抒情诗集《受难者的短曲》、《春的感伤》、《半年》等，剧本集《迷雏》、《他的天使》，叙事诗《乡曲》，诗剧集《记忆之都》、《心曲》，评论、随笔集《急就篇》，译有《痴人之爱》、《异样的恋》、《世界革命妇女列传》、《铁流》、《十月》、《没钱的犹太人》等。

   白薇（1894年——1987年），别号黄素如，生于湖南资兴。1918年因逃离包办婚姻，赴日本东京女子高等师范留学。1927年到上海，加入创造社。30年代认识鲁迅，很快走红文坛，主要作品有：《打出幽灵塔》、《革命神受难》、《炸弹与征鸟》、《春笋之歌》。白薇是“左联”和“左翼剧联”的早期成员。日本侵华期间，先后写《北宁路某站》、《屠刀下》、《中华儿女》、《火信》、《祭郭松龄夫人》、《马德里》、《受难的女人们》等。抗战期间在赵丹指导下演出话剧《C夫人肖像》，1938年到广西桂林任《新华日报》特约记者，1942年在文化工作委员会第二组工作，1947年受何香凝之托，在老家湖南资兴参加了游击队，公开身分是县立中学教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北京青年艺术剧院工作，后主动去北大荒生活七年。1987年8月27日在北京去世

   1924年，30岁的白薇在东京爱上了比她小六岁的杨骚。老房子着火，老姑娘恋爱，都是让人心惊肉跳的。24岁正是男人瘾头最足、花心大盛、雄心壮志准备了计数器要大干一番的年龄，玩玩姐姐可以，岂可当真而自毁一生？那时的女人新潮归新潮，但真情烈性，还没学会还水性杨花、人尽可上，所以杨骚一顺手牵羊，白薇立即不依不饶，“白头誓不归”的：“爱弟，我非爱你不可，非和你往来不可。你要尊重我的无邪气，不要把我无邪气的可爱的灵魂杀死！”。那时的男人色归色，还不懂得厚颜无耻、虚与委蛇：于是白薇一痴心，杨骚就魂飞魄散，洋也不出了，落荒而逃地跑回杭州；于是白薇一纠缠，杨骚就溃不成军，学也不上了，望风而逃地躲到漳州；于是白薇一写信，杨骚就落花流水，国也不爱了，闻风丧胆地学混江龙李俊，出海投了化外国的新加坡。

   今天“共和国”的男男女女一定理解不了，甩一个女人或男人有那么费事吗？杨骚可以理直气壮的说：“我后悔了！”、“我以前说的我收回！”，也可以狗脸一翻，白薇又奈其何？其实连这话都不用费，反正大家都是“日漂”、“华漂”，没有户口，没有单位，没有住房，没有手机，玩一个失踪，让你永远找不到，还不是信手拈来的看家把戏吗？

   可惜，杨骚生活在好面子、守诚信、讲风度的民国。因此，杨骚不但在搞女人的时候老老实实留了一九州、二杭州、三漳州的地址，而且在逃女人的时候还老老实实地留了“婆罗洲”的地址！

   所以，逃至新加坡，这不算完呢！白薇的信又追来了。不用一哭二闹三上吊，仅仅是白薇几封不绝如缕、如泣如诉倾吐自己的相思深情的信，就已经让杨骚饱受灵魂、情感和道义上的折磨而痛苦不堪。最后，逼到死路的又不甘心、又好面子、又守诚信、又讲风度杨骚只好破釜沉舟、破罐破摔，居然想出一个看似无耻实则老实、傻的可爱的借口让白薇知难而退：等他在新加坡嫖满妓女100名之数，真正懂得女人之后，两人才能结合。

   结果是，白薇比他还老实、还傻的可爱，居然答应了杨骚的要求。

   这下，杨骚真的走投无路了，但既然白薇已经应允，杨骚也就一不做二不休地趁机在临死前大捞一把。1928年，嫖娼不带套的杨骚，又多花了钱，又染上了病，也没管凑没凑够100的数，终于在上海和白薇同居，然后“我拿什么奉献给你”的把性病奉献给了白薇。

   如果没有白薇的苦苦相逼，杨骚即使干劲再大，我想也不至于有今天没明天地如此快马加鞭搞出一身病；如果没有杨骚的一身病，白薇也未必能最终占有杨骚5年；如果没有和杨骚的5年苟合，白薇必不会最终毁灭了健康、精神、青春、快乐和一生的岁月。因果相生，孰是孰非，何得何失？

        5年之后，白杨分手，原因就是杨骚投入白区投的心不甘情不愿，一再身在曹营心在汉。

   又9年后，杨骚再次流落华外国新加坡。这回杨骚老了，玩不动了，又要投共了，于是在1944年6月与当地侨生陈仁娘结婚。13年后，害人的杨骚早早得到了解脱，而被害的白薇却还要独自一个人在孤苦、贫困、疾病、愤懑和对失败爱情的悔恨中再度过整整20年。

   1933年分手的杨骚与白薇，在1940年在重庆又有过一段近距离的接触。当时白薇暴得热病，杨骚七天七夜寸步不离，精心呵护。虽然心已死、惧犹存，可善良的白薇面对自己昔日刻骨铭心的爱人的忏悔，最终原谅了杨骚。她在一年后给杨骚的信中写道：“你现在变成一个完全的好人了，在这一转变下，从此，你栽在我心里的恨根，完全给拔掉了，你在我身上种下无限刺心的痛苦，已云消雾散了……我快乐，我将一天天健起来！这不能不对你的转变作深深的感激！”

   白薇一样才情风华、自然坦白、独立奔放、赤心直呈、钟情痴心、善良纯净的女性，今天的中国早已绝迹。今天的女性，庸俗无知，搔首弄姿，穷凶极恶，处心积虑，诡计多端，自私至极，视男人为致富之阶，当婚姻为插标卖身。今天的女性，和男人相处，只想占便宜，不肯付出半分；今天的女性，别说让她为你耗尽了一生，就是想让她更你一心一意地过上一年，也别想呢；今天的女人，无论你怎么对他好，她都认为理所当然——因为她让你睡了，而你稍许不如她意，她就会恨你一辈子呀。

   杨骚和白薇都是左派作家，思想激烈，一直受共产党争取笼络，最后终于附共。相比之下，白薇走得更远：1947年在老家湖南资兴参加了共产党游击队，中共执政后竟然主动要求去北大荒生活七年。但是，杨骚和白薇毕竟是在民国那个百舸争流、狂飙突进时代里成就青春岁月的一代，他们的个性和精神与共产党的体制是格格不入的。正因为如此，尽管有情感、灵魂和生活里的苦难、煎熬与荒唐，但无论是在文学艺术上，还是人生经历、精神旅程和生命体验上，他们的都是在民国里迸发出一生中最绚丽的光芒。正因为如此，如果不附共，杨骚不会在1957年默默地死去，白薇也不会在北京和平里那间简单、陈旧而杂乱的独单里无声地度过悲苦的晚年，走完坎坷的一生——；他们本应在后面的人生里，活的更精彩、更淋漓、更本真。

《去趟民国——1、男女》原文：

   茅盾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只字未提秦德君其人，但在茅盾的一生中，这是一个抹不去的名字。大革命失败后，茅盾和秦德君同船避往日本，在东京同居。1930年又一起回国，仍同居数月，秦德君曾为茅盾两次堕胎，一次自杀（未遂）。

李敖——大陆夹议：

   茅盾，即沈雁冰，1921年加入中共，7月即被选为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委员。1925年11月，奉中共中央指示与恽代英筹组国民党（左派）上海特别市党部，任宣传部长。1927年蒋介石铲共时逃往日本，脱离共产党。后专写小说，其间暗中通共。1949年10月，被任命为中共文化部部长；后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沈雁冰1927年脱离共产党后几十年，从未再提交申请或要求恢复党籍，但1981年中共中央却竟能恢复其党籍并从1921年起计算党龄，可见党纪如女人裤带，是松紧看人的。沈雁冰写作，本受叶圣陶提携，连茅盾的名字，也是叶所取。但沈却后来居上，成为鲁迅、郭沫若之后第三号共产党现代文学旗帜,荣宠之极。

   表面虽然荣宠，背地却私德如此，实在让人看不起。但往深一想，也正是因为私德如此，他才会、才能、才肯被共产党荣宠啊。

     我说所有被共产党笼络、容留、抬举之人都是私德不佳，决不是乱盖。比如新桂系三杰中，只有白崇禧一人守节不贰、致死全忠，其他二人都先后投共。这三人私德上，恰是白崇禧最佳，后投共的李宗仁其次，率先附逆的黄绍竑最差。张发奎回忆录里写到:黄绍竑曾送他一本《五十年回忆》，张说我不看；黄问原因，张发奎说：我敢打赌你在里面没有写下你所干的坏事——遗弃一个又一个女人、不承认私生子。张还记得,共军南下前, 黄绍竑还没动投共的心思,他对张发奎说:“向华,我想请你帮个忙,如果我死在你的前头,倘若有人来找你求助,请你代我照顾他。”张发奎问：“总数有多少？”黄答：“我也不知道有多少。”张说：“对不起，爱莫能助。”

    你想啊，一个人变来变去，三姓家奴，趋炎附势，谁给钱卖给谁，人品又怎么能好呢？原来私德和公义，联系如此之密切呀！

《去趟民国——1、男女》原文：

   沈从文当年拼命追求张兆和，留下不少故事。沈是中国公学的老师，张是英语系的学生。一天张带着一大包沈写给她的情书去见胡适校长，张举出沈信中的一句话：“我不仅爱你的灵魂，我也要你的肉体”，认为是对她的侮辱，请校长为她做主。胡适皱着眉头听完张陈述后，温和而陈恳地对她说：“我劝你嫁给他。”但沈骨子里似乎并非一个感情专一的人，把张追到手后，他又惹出多起婚外恋来。沈曾对友人说打猎要打狮子，摘要摘天上的月亮，追求要追漂亮的女人。”

 李敖—大陆夹议：

       我第一次看见沈从文和张兆和的形像，是在一本文革后出的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的插图上。一对白发老公婆并肩而立，双双面向左前，两人都面庞红润，脸带微笑；男的慈祥、文弱、软懦，甚至有点肉；女的善良、温柔、安静。那时的印象是：一对老知识分子，一对规规矩矩的老好人。从照片上绝对看不出来，那个晚年慈祥、文弱、软懦的沈从文，年轻时居然能放出“打猎要打狮子，摘要摘天上的月亮，追求要追漂亮的女人”的豪言壮语，不知是否得益于他少年时曾为匪中人物。

      张兆和是我心仪已久的绝世风华，从她传世不多的年轻时照片看，即使按当代标准，也美丽得空前，而优雅、温婉、高贵、迷人，则绝后矣。张兆和曾任我高中母校北京师大附中的教师，此一关系，不但让我“与有荣焉”，而且令我对她怀有一种亲近和脉脉的情愫。

      沈张连理后，感情并不顺利。沈从文虽然有外遇，但他对张始终爱恋横溢。但张兆和对沈从文的感情，我们是搞不明白的——谁又能把握住女人的心呢？1946年以后，两人感情危机加甚，干脆发展到分居。沈从文在政治上孤立无援，在家里又遭到自己结发妻子和儿子的拒绝，痛苦可想而知。

      虽然沈从文曾在给张兆和的信里充满感激地写过：“我料不到的是三三会那么爱我！”但从张兆和姐姐张允和讲述的一件事情可以看出张兆和对沈从文的爱和沈从文对这种爱的程度的认知：

      1969年初冬沈从文作为反动文人要下放改造前夕（张兆和已经被下放到湖北咸宁挑粪种田），张允和去看沈从文。沈从文屋里一片狼藉，破烂不堪。张允和要走时，沈从文突然说：“莫走，二姐，你看！”，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封皱巴巴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地对张允和说：“这是三姐（张兆和）给我的第一封信”。沈从文把信举起来，面色羞涩而温柔。张允和说：“我能看看吗？”沈从文把信放在胸前温了一下，并没有给她。张允和正觉得有些好笑，沈从文忽然说：“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接着吸溜吸溜地哭起来，快七十岁的老头像一个小孩子哭得又伤心又快乐。要知道，沈从文从刚结识张兆和开始，在49年之前就写了不下上千封信给张兆和，而张兆和一直到两人共同贫病落魄时才给沈从文写过一封信——可以想见，这封信里肯定没有沈从文式的“说尽心中无限事”的内容。

       沈从文逝世后，张兆和开始整理沈从文文稿。她对人这样给终结了两人之间的婚姻“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他不是完人，却是个稀有的善良的人”，“……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即使到了共产党专权时期最有文化的80年代末，沈从文的名气在大陆也不能说是很大（今天知道他的人更少了），但他却是在国际上影响最大、评价最高的仅有的几个世界级的现代中国作家。金介甫在《沈从文传》引言中写道：“在西方，沈从文的最忠实读者大多是学术界人士。他们都认为，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几位伟大作家之一。”沈从文的作品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他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候选人，瑞典汉学家、诺贝尔奖终审评委马悦然评价沈从文说：“要是说中国作家得奖，沈从文头一个就是，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作家就是他，头一个可以获奖的。你不同意我的看法吗？虽然沈从文到1950年代就不写作了，他1949年放弃写作之后，埋头于文物研究，1949年到1978年在历史博物馆当讲解员，1978年到1987年在研究所做研究工作。我觉得他写的那部《中国历代服饰研究》是一部非常有刺激性的长篇小说，最精彩的一部长篇小说。沈从文没有文学家的自负清高，因为他是一个土包子，一个乡巴佬，他懂得下层人民的疾苦，懂得历史上人民生活的疾苦，所以他会写《边城》、《长河》那样伟大的小说。他即使不写小说，写服饰研究也很出色，你可能没读过他的《中国历代服饰研究》，非常漂亮，很多专门做服饰考古的学者没有人能写出他那样出色的书。在中国，要得诺贝尔文学奖，除了沈从文，有谁能得呢？”

         沈从文一生共出版过三十多部短篇小说集和六部中长篇小说，这些作品无一不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近年来，不要脸的共产党给他树碑，给他立传，给他造坟，给他修祖屋。但是，他们不好意思说的是：沈从文的文学成就和共产党没有一点点关系——他的所有文学创作，全部是在民国时代完成的；1949年以后，他没有进行过一丝一毫的文学创作，他的先前作品在30多年里也仅出版过一次。

          反倒是沈从文的家破人离、死里逃生、水深火热是拜共产党直接所赐：

——1948年沈从文开始遭受郭沫若等左翼文人猛烈批判；同年12月31日沈从文宣布封笔，中止文学创作，转入历史文物研究。

——1950年沈从文因承受不了政治压力而自杀，被救起。同年，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任文物研究员——实际上是解说员。
——1957年反右，沈从文在被摧残得近乎精神分裂的状态声称自己的弟子萧乾是特务。萧乾多年后去看沈从文，发现他住在一个小黑屋子里，就出面替沈从文要房子，不想沈从文大怒，吼道：

“我还要入党呢！”从此与弟子绝交。

——文化大革命中，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沈从文说：“没有什么不服，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都被烧毁。

——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一次又一次来势汹涌的打击，使忧郁过度的沈从文陷入了病态的迷狂状态，他不断念叨着：“回湘西去，我要回湘西去”！可是，老实可怜的沈从文哪里知道，在共党的荼毒下，在赤焰的肆虐里，中华大地再没有首阳山，可以让他做伯夷、叔齐；再没有一处孤岛，可以让他做田横；再没有一片竹林，可以让他做阮籍、刘伶；再没有一方桃园，让他做陶渊明。湘西，那美丽、纯净的湘西，已经不复存在，已经成为了血与火的炼狱。沈从文当时一定会想，比起吃人不吐骨头的共产党，当年的湘匪，是多么朴实可爱呀。

——1969年沈从文备下放去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

——1978年沈从文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因心脏病猝发在家中病逝，享年86岁，临终的时候，懦弱、善良的沈从文再也用不着害怕了，他发出了最后的声音，表达了对这个他不得不生活了39年的世界的轻蔑和厌倦：“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

      共产党不但断绝了沈从文后来的文学梦想，而且百尺竿头，还消灭了沈从文从前的文学美誉。1987、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最后候选名单之中，沈从文入选了，而且马悦然认为沈从文是1988年中最有机会获奖的候选人。1988年，马悦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典大使馆文化处询问沈从文是否仍然在世，得到的回答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共产党的祸国殃民——祸中国之文学声名，殃沈家之余荫瑞郎——，又见一桩呀。

          沈从文孙女沈H，是北大社会学第一届学生，嘴下有颗痣，带副黑框眼镜，人虽不十分漂亮，但文气温柔，细声细语，恬静甜纯，不愧苏州张氏之后。沈H和我同届，因为认识我——也或许她同班杨G认识我宿舍的朱姓同学，我已记不清——，沈H去过我宿舍几次。一次我不在宿舍，沈H又去。坐在宿舍床上，和我宿舍男生聊着聊着，沈H目光渐渐被床前桌子上不知谁用钢笔画的一幅草图吸引。沈H大家闺秀，极有教养，既然看到，肯定要褒奖，于是在还没看清所画为甚之前，她已经边看边赞美了：“呦，你们真有多才多艺，还喜欢美术，直接在桌子上就作画呢！还挺…..”话没说完，沈虹嘎然而止，因为她忽然看清了桌上的钢笔素描——女人的阴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