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安那祺主义以各种形式出现在人类历史上的不同地域，但只有在西班牙才成为真正的大众社会运动。在1936-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中，安那祺主义又作为一支主要的政治力量，提供了作为实践的安那祺主义的经验和教训。

安那祺主义在西班牙起源于1868年巴枯宁派遣来的使徒。与俄罗斯类似，西班牙处于欧洲文明的边缘，遭受国王之下天主教会和军阀、警察、匪徒联合体的统治。在1873年的Cordova议会后，国王Amadeo放弃王位并逃离西班牙。受法国大革命影响的西班牙于6月1日宣布成立共和国，并选出Pi y Margall成为总统。出身中下层的Margall深受蒲鲁东的影响，著书质疑权力的来源：“任何对别人行使权力的人都是暴徒”，“真正的秩序不能靠强制获得”。虽然Margall在从政过程中修正了他的安那祺主义观点，“至今仍然被西班牙安那祺主义者视为圣者”[1]。Margall的共和政府很快瓦解，但联邦/联盟federal和共和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成为被普遍接受的社会政治组织方式。在1936年，拥有百万成员的西班牙最有影响的工会CNT（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Labor）也只有一个专职的书记领薪水。

安那祺主义在西班牙两个地域最成功扎根民众：最贫困的安达路西亚Andalusia山区[2]和最工业化的卡塔罗尼亚Catalonia（以西班牙最大的城市巴塞罗那为中心，在内战之前成为自治体，有“总统”）。CNT和西班牙安那祺主义联盟FAI（Iberian Anarchist Federation）的成员多数也来自安达路西亚[3]。1931年西班牙再度宣布共和，经过几度选举变更后，社会主义派、共产主义派、自由主义派和一些地方主义派加上安那祺主义（CNT－FAI）、托洛茨基派（POUM）和一般共和主义派的支持，组成的联合阵线在1936年以34%比33%战胜执政联盟[4]，旧势力在共和西班牙内已经无法靠普选回复失去的政权。经过一系列小规模暴力事件后，在摩洛哥殖民地等处的军队开始发动叛乱，引发了内战。

西班牙内战以法西斯势力得胜告终并使西班牙处于佛朗哥将军的专制统制下四十年。独裁者佛朗哥死后，恢复共和的西班牙不得不妥协，保证不追究佛朗哥党徒的罪行。所以，对内战的研究在西班牙本身就不充分[5]，更不用提在西班牙语之外的世界了。在英语世界里，在哈佛大学任哲学教授的Santayana可谓是西班牙最出名的知识分子[6]，但他的保守主义支持佛朗哥（同时也追随美、英的“反共”外交政策），由此可以想象对西班牙内战中的安那祺主义研究的贫乏。除了舒奇等安那祺主义参与者的相关回顾[7]外，原共产国际的奥地利成员Borkenau的《西班牙座舱》[8]和著名自由主义作家奥威尔的《向卡塔罗尼亚致敬》[9]有亲身的记述。Borkenau后来成为反共知识分子，但这并不减少他1937年就出版的报道的价值，其中涉及许多安那祺主义实践的难题。

一、“1936年8月5日晚11点，巴塞罗那：除了中央大教堂Cathedral，所有的教会都被烧毁了。那些教堂的墙还没有垮，但内部已经被完全毁掉了。有一些教会还在燃烧。交通中心附近的意大利蒸汽船公司的大楼也被烧毁了，据说因为有人从那里放冷枪。不过，除此之外，并没有纵火。刚击败军事叛乱时，有人借安那祺之名抢劫，也有旧军人在烧毁教堂时盗走财物。CNT立即发布公告，这在各建筑物墙上随处可见，对抢劫者现场格杀勿论。实际上，安那祺主义者对于所有教堂财物，包括银行支票，都统统付之火炬，比一般共和主义分子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清白。在回旅馆的路上，我看到一个教会的烧毁，非常吃惊。我先以为是一帮为非作歹之徒所为，其实是执行公务。火焰迅猛，有一小批人在旁观看，既不惋惜也没有兴奋。消防队的人也在场，防止火焰延到附近的建筑物，也防止有人进入教会。人们对此都变得麻木、顺从了。”[10]

这个安那祺主义与教会关系的目击记实，发生在西班牙刚废除王制的几年内，实际上把教会完全推向叛乱的佛朗哥一边，成为共和政府垮台的致命因素之一（插图为共和主义分子向耶稣塑像开火）。而包括梵蒂冈在内的天主教会对佛朗哥支持的条件之一就是要佛朗哥战胜后把西班牙的教育权给教会。西班牙（包括今天的葡萄牙）教会在十一、十二世纪以来以修道院朝拜起家，积累了大量财富[11]，与王权结合，实施“异端裁判”等等，罪行深重，对其惩罚是不可回避的，但烧毁教堂是不可取的。巴黎公社把教堂开放给社区公用，列宁也没有烧毁教堂，而是没收其财物拿到国际市场上去换取急需的食物、药品等。实际上，以安达路西亚山民为主的广大安那祺主义拥护者，在心灵深处，同时埋藏着对代表公正的千年王国的盼望，烧毁教堂的不文明行为，把多数没有文化的山民也推向叛乱势力。

这使我联想到2004年11月，年过八旬的墨西哥南部的贫穷省恰巴斯Chiapas原主教Ruiz访问加州，我们参与接待了他，与他有过短暂的交谈。他在主教任职期间获得原住民信任，调解萨巴蒂斯塔民族解放军与墨西哥政府之间的谈判，被认为“偏向”原住民[12]。墨西哥政府连续三年迫使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放弃授奖给Ruiz，声称那对墨西哥是耻辱的，并威胁如果Ruiz获奖，将撤毁对原住民的承诺。我从他身上感受到西班牙语世界中天主教的不可替代的功能。[13]

二、“8月6日：到处是代表各政党和工会的政治和军事委员会，为什么没有（如1934年的奥地利那样）由各工厂直接选出的苏维埃呢？CNT有能力决定是否建立苏维埃，如果CNT愿意，社会主义党UGT等无法阻止。我意识到CNT已经通过强大的工会组织控制了工厂，如果举行苏维埃选举，只会让别的政党也到工厂去（试图）分享力量。其实，在俄罗斯，共产党人在通过政党掌握权力后也对苏维埃不感兴趣了。”[14]

“8月8日：安那祺分子的暴力不限于它的敌人，昨天它也攻击POUM（托洛茨基派）。当POUM的军事组织带枪召开一个常规的会议时，武装的安那祺主义者乘卡车赶到，在会场门口架上机枪，解除了POUM的武装，宣布在此地没有必要让POUM从军事上威胁CNT的支配地位。POUM向中央军事委员会提出抗议，但无济于事。”[15]

不过，在军事这个权力行使的实质问题上，很难只责难安那祺主义者。实际上，由于苏联是共和政府的唯一实力支持国（提供包括飞机等重武器），到处都流传着“俄国人做主”的说法。俄国人顾问不到两千，但控制重要的位置（例如巴塞罗那电台、武器生产部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通过NKVD（苏联秘密警察）先把托洛茨基派赶出去，再下一步，在12月12日的《真理报》宣称：“在卡塔罗尼亚，清除托洛茨基分子和安那祺分子的行动已经开始，并将以在苏联同样的能量展开。”更可悲的是，当西班牙社会主义党头目自以为是“西班牙的列宁”时，俄国人认为他们不如外国去的共产党人可靠，由这些不懂西班牙语、秘密行事的苏联警察（其头目、驻西班牙大使Rosenberg本人其实也不被莫斯科信任）操纵的共和联合政府，怎么可能与西班牙职业军队作战？

此外，如何组织军队，也对安那祺主义提出挑战。佛朗哥发动叛乱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共和政府宣布废除常备军，断送了佛朗哥及其手下的职业军人的前途[16]。面对这样的职业军事叛乱集团，共和政府在是否创建职业军队以及由谁指挥的问题上争执不休。

回顾起来，西班牙内战爆发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法西斯势力的德国、意大利马上支援佛郎哥（插图为毕加索著名的德国1937年轰炸格尔尼卡壁画），但英、法等“自由民主主义”国度则采取“不干涉”的观望态度（法国的社会党政府在最初曾支持过但很快放弃了），而支持共和政府的苏联（以及墨西哥）力量不足，又带有狭隘的“保卫苏联”的政治意图瞎指挥。与巴黎公社的命运一样，西班牙共和的命运也难以有不同的结果。除了共和政府内部社会主义派别之间的不合作（未能建立广泛的苏维埃式联盟），社会主义组织与资产阶级共和政党之间的对立（未能组建有效的军队等），暴力消毁教会等教训外，还有不成熟的实验（如农业合作化、废除货币的交换等）。尽管如此，短暂生存的战时共和政府在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也取得巨大成就[17]。兴许，共和西班牙最令人瞩目的成就是法制改革试验，正如安那祺主义者法务部长Oliver在1937年1月3日演讲的那样：“我们不是要废除法案和律师，但事实上律师太多了。当人们之间的关系正常时，没有偷窃和杀伤的必要。在西班牙的历史上，让我们首次宣布：一般违法者不是社会的敌人，他更是社会的受害者。”“法律是如此敏感的事务，我们只能用人的心去解释它。”[18]

这就是安那祺主义的精髓：社会秩序只能建立在自由意志遵守、接受的基础上。与所有安那祺主义运动一样，西班牙内战中的安那祺主义实践也由于主客观、国内外的因素没法达成这一理想，更悲烈地演示了希望、崛起、抗争、失败、绝望、再希望的过程。罗莎·卢森堡在近一个世纪前对“如果社会主义错了，欧洲不需要社会主义”的疑问，回答道：“那就意味着野蛮倒退。”现在，我们同样面临着文明还是野蛮的选择。在“全球化”的今天，当腐败的国家权力与欺诈的跨国界资本勾结，支配全球时，也只有超越“民族国家”的制约，在全球范围内才有可能实现安那祺主义的理想。

 [赵京，2008年9月28日 美国圣拉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