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華鎣在其《中國的第五大發明-瓷器》中談到瓷器可當之無愧地被稱為中國的第五大大發明。事實上，鑑於四大發明的提法已廣泛流行，深入人心，把瓷器列入中國的四大發明之中，而把指南針踢出四大發明之外也為尚不可。 每一個中國人都知道中國的四大發明是指造紙術、指南針、火藥、活字印刷術。四大發明這一說法最早由英國漢學家李約瑟先生在抗戰的關鍵時期提出，當時極大地提升和鼓舞了中國軍民的民族自豪感和抗日鬥志，後來為國人所普遍接受，看來的確是外來的和尚好念經。然而這位洋先生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了解實在有限，古漢語的功底畢竟有限，其提出的四大發明，肯定中國古代科技對世界有巨大貢獻的精神是可嘉的，但把指南針列入四大發明基本上是不咋靠譜的。 不可置疑，列入四大發明的這四種科技發明應當是由中國最早發明的，對中國古代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且這些發明經由各種途徑傳至西方，對世界文明發展史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按照這個標準，造紙術、活字印刷術、火藥還算靠譜。比較指南針，陶瓷、絲綢、曆法、中醫，那一樣都對中國及世界文明發展貢獻巨大，不是指南針可以相比較的。 陶瓷，自不必說，中國的英文名（China）就以陶瓷得名，足見其影響之大。中國古代發明了瓷器在世界上毫無爭議。西方曾把中國的瓷器尊為王公貴族享用的器具，珍貴無比，多年來千方百計想要模仿和偷取中國瓷器的技術方法，直到在十八世紀初終於成功地通過臥底“偷”到了這門技術。在這個世界上誰的家裡沒有一兩件陶瓷物件？它既是實用器皿，也是賞玩擺設，不僅在技術上而且在藝術上深刻地影響了全世界上千年。即使到現代陶瓷作為一種新的材料在半導體電子工業和航天航空工業等高科技行業也有巨大應用。作為實用品應用廣泛，作為藝術裝飾品其美侖美奐，作為古董其價值連城，過去如此，現在也如此。 絲綢，以及其相關的養蠶和紡織技術，絕對是由中國人民最早發明和應用，獨傲全球。絲綢長期以來一直為中國古代最重要的出口產品，著名的絲綢之路橫跨亞洲、非洲和歐洲，是一條東方與西方之間經濟、政治、文化進行交流的主要道路，對全世界的影響不是指南針可以比肩的。農曆，也是中國古代人民創造的偉大的天文學成就，至今依然是中國重要的曆法，對於農業和氣候的指示作用仍然不可取代。中醫，歷史上由億萬中國人民參與創作、歸納、實驗、總結而成，迄今仍在不斷改進和發展。如果說農曆和中醫歷史上對世界的影響有限，那現在中醫正在慢慢地走向全世界。 一般認為中國古代記載的“司南”就是指南針最早形式（戰國時韓非子《有度篇》即已出現司南一詞）。東漢王充《論衡》說“司南之杓，投之於地，其柢指南”，這個記載雖不是最早，但是最早表述清楚的一個。司南具體形式卻有很大爭議，根據《論衡》以及唐韋肇《瓢賦》中的記載，以及出土的漢地盤和河南南陽東漢墓出土的石刻司南勺圖為佐證，人們判定司南為勺型天然磁石配合地盤。將司南理解為磁勺從古文獻考證及實驗方面在學術界一直存有異議。有人試圖以天然磁石製做勺形司南，但因天然磁石磁距小、底部摩擦大而未成功。 近些年有人提出司南是北斗的別稱，而非一種磁性指南工具。由於目前還不能從天然磁石複製出一個真正能夠指南的司南實物，那麼司南迄今仍然只是一個神話。 世界上最早的關於用天然磁石磨鋼針的方法造磁針，以及人造磁針指南的記載，出現在北宋沈括《夢溪筆談》。在這之前成書於1044年的《武經總要》已有關於水浮指南魚的記載，說明指南針也許在11世紀初已經用於陸路交通了。指南針最早見於航海用途的記載是《萍洲可談》，成書於12世紀初，而歐洲談及指南針航海用途的是在《論器具（De Naturis Rerum）》，成書於12世紀末。一般人認為具有現代基本形式的指南針，即旱羅盤，在中國在12世紀已經發明，後經過了阿拉伯人有效改進後才傳入歐洲。但是歐洲現存關於指南針的記載早於阿拉伯，阿拉伯語中指南針（Al-konbas）一詞也似源於古意大利語。 儘管指南針是中國人最早發明和應用是不爭的事實，但否是由阿拉伯人傳到歐洲人手裡或是由歐洲人自己發明指南針存有爭議，沒有文獻和考古支持任何一方。比較其它的重大的發明，如造紙術、火藥、活字印刷術，或陶瓷、絲綢、曆法、中醫，針指南基本沒有多少技術含量。按照元初《事林廣記》記載的指南針製作方法：以木刻魚子，如拇指大，陷好磁石一塊子，卻以蠟填滿，用針一半僉從魚子口中鈎入，令沒水中，自然指南。以手撥轉，又復如此。以木刻龜子一個，一如前發製造，但於尾邊敲針入去，用小板子，上安以竹釘子，如箸尾大，龜腹下微陷一穴，安釘子上，撥轉常指北。在懂得磁石的磁性原理下，由歐洲人自己發明指南針並用於航海也不是不可能，畢竟歐洲大多的國家濱臨海洋，航海是他們交往重要手段。不過指南針由阿拉伯人傳到歐洲人手裡的說法也不是沒有道理，畢竟中國人在航海中使用指南針的記載比歐洲人要早近百年。 然而既使中國古代指南針曾應用於陸路交通和航海導航，但這也是非常局部的，談不上對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在中國歷史上陸路交通上普遍使用指南針基本沒有文獻和考古證據可以支持，唯一提及指南針用於天黑行軍指路的是《武經總要》，然而蒙古鐵蹄征服歐亞，行程萬里，沒有聽說使用指南針；偉大的地理學家、旅行家和探險家徐霞客遍歷了中國十六個省，其遊記里沒有談及使用指南針。在另一方面，中國是典型的內陸國家，航海在各朝代基本不受重視，海上貿易也常常受到官方的禁止。明朝鄭和下西洋航海是紅火了一把，但這不過是曇花一現幾十年功夫，對中國內地和海洋發展幾乎沒有影響。指南針及羅盤在民間更多的用途是風水師測墳地找宅基，官方的用途也許按方位校時辰，而非指引方向的工具。 就算指南針由阿拉伯傳到歐洲航海家的手裡，為歐洲人開闢到東方的新航路，進而發現美洲，打開世界市場，進行殖民擴張，其貢獻非凡，影響極大。然而指南針不過是當時數以千計的推動航海業發展的技術發明之一，把所有功勞都歸於指南針傳入實在有點誇大其實。我曾讀過一本加拿大人寫的關於15世紀末西班牙和葡萄牙海上探險的書，從地圖製作，船舶設計和導航儀器等方面對當時的航海技術進行了詳細討論，其中提到的重要原始導航儀器有Astrolabe，Kamal和Cross-stuff等，就沒有中國人引以自豪的指南針或羅盤（Compass）。也許是作者的偏見或無知，但從另一方面也可說明指南針不上作者的法眼。遺憾的是書名和作者都不記得了。事實上歐洲人開闢到東方新航路的緣由是穆斯林對古老的絲綢之路的堵塞，其動機歐洲人對東方商品的興趣，特別是對來自東方的香料的需求，企圖繞過穆斯林的堵塞，獲得與東方直接貿易的通道。如果談對航海的貢獻，指南針也不及絲綢和瓷器。 另外，指南針的發明也不是革命性的，它的影響主要是在航海和風水方面，不像其它重大發明影響社會的各方面。別說它沒法和紙張、火藥、印刷相提並論，距陶瓷、絲綢、曆法、中醫相差甚遠，連我沒有提及的中國古老發明青銅器鑄造和算盤也遠超過它。 1947年，李約瑟回國，開始關起門來開始寫書。1954年他和他的堂客魯桂珍發表了《中國科學技術史》，為中國人民總結了2000年的科技史，並被中國人奉為科技聖經。於是，以後中國史學家的對中國科技史研究必須在那個從沒有過歷史訓練基礎的李先生的作品框架下進行了，對“四大發明”稍有疑義，立刻就會被批得體無完膚。不過關於四大發明的爭議和思考一直沒有停止過，特別是改革開放之後。《新華文摘》和《解放日報》2011年就發表過文章專門討論過此事。 據說在北京的中國科技館新館，現在陳列的四大發明不再是我們那位洋先生列出的那四個了，而是變成了絲綢、青銅、陶瓷、造紙印刷。不知道為什麼沒有火藥列入，儘管火藥在中國古代主要應用是煙火、鞭炮，用於黑白喪慶，有點羞於啟齒，但無論如何中國人的火藥發明權難以抹殺，火藥對世界文明的貢獻難以動搖。用青銅取代火藥是不可取的。儘管青銅涉及一系列冶金工藝，非常複雜，中國最早發明，但這種技術並不像火藥那樣跟着蒙古大軍走向了世界，沒有證據證明世界其它各地的冶金工藝是由中國青銅鑄造的影響而發展起來的。 把造紙印刷列為一項是很明智的做法，因為對紙的定義完全可以顛覆中國對造紙的發明權。我們都知道東漢的宦官蔡倫發明了一種造紙的方法，其法簡單經濟。在中國出土最早的紙是一種在西漢時期的“灞橋紙”，說中國最早發明了造紙術要看如何定義傳統的“紙”。如果將這些近似麻類纖維的、最大只有巴掌大小而且沒有書寫證據的東西稱為紙的話，那古埃及的莎草紙是不是紙？莎草紙在公元前3000年就有了，而且今天在世界各大博物館裡藏了很多莎草紙的作品，上面有顏色鮮艷的圖畫和文字。灞橋發現的是麻類纖維的紙，而莎草紙用植物纖維做成的，能說它不是紙嗎？如果都是紙，那中國的造紙發明優先權就喪失了——莎草紙比蔡倫造紙早了3000年。將造紙和印刷合併，既把“灞橋紙”這類爭議放到了一邊，再加上籠統的“印刷”，它既可以是活字印刷，也可以是雕版印刷，這樣也能夠確保中國的發明優先權。 總之，無論對四大發明如何爭議和思考，無論是新四大發明或老四大發明，指南針是萬萬不應入列的。不是它不重要，而是在中國古代眾多的偉大發明中，它的排名得靠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