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拿到进入中国的签证后，我有意购买了台湾的中华航空公司的往返旧金山和香港的机票，途经台北转机，可以造访“中华民国”，也防备万一无法进入中国时，可以在台港澳多考察几天。

2010年11月15日，我第一次踏上“中华民国”的管辖地。1989年的天安门悲剧后，我本来接到过李焕“行政院长”的邀请访台，但因为不愿签署“匪区进入自由区声明”一类的东西，一直未能成行。“中华民国”至少在名义上还代表中国，但我这个出生于北京的中国人却只能靠一张USA passport本本才能进入台湾。

因为只有十个小时的转机时间，入境后我马上随第一个遇到的大巴士赶到台北中心，首先到达“国父纪念馆”，正好赶上9点的卫兵操练仪式，使我回忆起1989年在法国境内“圣马力诺公国”见到的类似情景。这是当今人类学实地考察的最好标本之一，见证人类社会制度的开化程度。十几天后，我得以直接造访孙文先生的出生地故居，进一步了解“国父”传说的起源。

台湾的人类学地理标志是“中正纪念堂”和“中正广场”（现改为“自由广场”，两边有国家戏剧院和国家音乐厅）。我很幸运地赶上人类学实地考察中最重要的时刻：利用此设施的仪式活动。“中华民国总统”在陆海空军仪仗队的吹鼓下迎接洪都拉斯总统来访。我在戏剧院的小摊上买了一瓶啤酒，观察约一百多米外的马英九等部落首领。周围的保安人员并不突出威严，围观的人群也颇为自然。我知道，自己中学时练习手榴弹投掷，只能扔30来米。

我还没有找到恰当的词语形容白色的、颇有祭天成分的“中正纪念堂”的含义，在去“总统府”的路边遇到不起眼的“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纪念碑”，正好回答了我的问题。我也注意到正在进行的选举广告，为台湾人能够找到这样方式来组织他们的政治结构感到幸慰。我到达“总统府”时，还可以在一楼参观，从本地人的解说中体会了“身为台湾人的悲情”，比过去听到的“台湾独立”等狭隘宣传入耳。我一下飞机，就注意到拼音的使用，感到两岸在文化上的接近，经济上的融合也不用提，但政治上，已经获得基本自由民主人权的台湾民众，如何能够理解、同情、支持大陆民众的感情和权利，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我29日回美再次在台北转机时，只去了故宫博物院，遇到宋代文物（部分来自大陆）特展。我在朱熹等思想家的手迹前停滞较久，想起斯宾诺萨对于犹太人同族“没有思想”、“轻视哲学”的惋惜。中国的文人“正统”，都以“帝师”（借用王妙发学兄之语，实为“行走”）为目的，喜欢在某种既有社会秩序之偏见下设计人的（非）权利，而没有想到如何在个人的自由天赋基础上组织社会，真是本末倒置。我两次在台北转机时，都是周一，国立图书馆不开放。那里收存有我的《安那祺主义：理论与实践》等政治思想论集，提供了人类组织形态的不同选择。

27日，我从珠海进入澳门，在妈祖阁体会较为原始的民俗信仰，这是我不太熟悉的领域。这里与大陆城市明显不同之处是小摊上的关于北京高层的政治报刊，我也遇到一组法轮功人士的静坐，使拥挤而有序的澳门更像香港的缩影，是中国式的市民社会的典范。这些报刊很容易带入大陆，我在大陆也遇到几个友人问起从港澳带回的《国家囚徒-赵紫阳》的真实性。这一类刊物的真实性不是我们的关注，我们争取的是民众能够阅读这一类刊物的自由。

我28日再次进入香港，立即联系好与长毛（梁国雄）、林致良的会见（《十月评论》的电话号码又不对，无法联系上）。1993年我首次访问香港时，曾与致良见面，这次重逢，格外热切。我们在尖嘴的码头信步，交流美国、香港和大陆的情况。他介绍他所从事的社会工作越来越被边缘化，政府的相关预算越来越少。他也在帮助编辑马克思网站marx.org的中文版，提到要收入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流派，如俄国/苏联1921年克朗斯塔得水兵起义的自由社会主义宣言等。我们都尊重每一个人选择不同的流派、道路，只要是为了共同改进人类社会的理想。

这是我第一次与长毛见面。我们在一个小面馆讨论了不少深入的问题。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领域内的唯一马克思主义议员（除了标志性切·格瓦拉衬衫外，他还带着马克思像章），他的意识很现实：“权力归人民！”，不同于我们的“解消一切权力”的安那祺主义（自由社会主义）理想。他特别批判在“五区公投”中与之分手的司徒华，令我感到不安。我与华叔接触不多，对于他高龄病体下不勇退、依然出任支联会主席略感不适，但还是很敬重他21年来能够领导支联会坚持到今天。长毛提到民主党向北京靠拢的原因是香港驻军（我在出租车上，经过了一栋有“八一”标志的建筑物），倒使我思索良久。作为个人，我们都更崇尚幸德秋水那样的自由社会主义殉道者，而不是乔姆斯基那样的论道师，只要是为普通民众的权利，牺牲自由也在所不惜。但事态并不那么悲观。失去信仰的当代罗马帝国（中国）正需要思想和信念，而除了自由社会主义的明灯，还有什么意识形态可以指导中国的社会转型？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自1989年天安门悲剧以来已经很大程度上被蜕变了，但我们的（经济）平等、（政治）自由的社会主义理念，比任何资本阶级的势力（包括“三个代表”诡论下的政党）更天然地符合包括广大士兵在内的中国民众的利益，不必杞人忧天。我这次离开家乡重庆23年后能够探亲访友，也见证了我们为之奋斗的中国自由、民主、人权的些许进步。长毛，你只要坚守住立法会的阵地，准备好投入几年后要实施的特首普选，就离“权力归人民！”的理想进一步了。除了我们，没有任何政治思想/理论/实践要解消世界上一切权力机器。

[赵京，2010年1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