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習李新政
十八大以後，七人的新一屆中常委出現以後，下一屆的中國領導人基本就確定了。那麼，我們要問的是，如大家在胡溫時代所期待的，所謂的胡溫新政，那麼習李新政，會是怎樣？或會是什麼一種方向呢？
由於在十八大之前，出現了薄熙來事件，薄被拿下，因此，右派人士非常期待十八大以後，會出現政治體制的改革，也就是中國將繼續向右轉。當時筆者就提出了一個觀點，也寫過文章，《殺薄熙來之日，正是左派崛起之時》，並認為中國轉左勢不可擋。當時很多人認為是胡扯，左派已經被打掉了，如何會轉左。但歷史的弔詭正在這裡，現在這個中常委人員裡面，基本上的傾向是中間偏左的，因此中國轉左是大趨勢。很多右派人士非常失望，原先他們還指望溫家寶，現在，在中常委中，連一個喊空話的溫相也找不出來了，於是他們又開始寄希望於五年以後，因為這一屆中常委很多人年紀偏大，五年以後，會換一部分人，而且他們尤其為汪洋和李源潮未能入常打抱不平。
其實，他們不明白的是，政治本身是平衡術，薄熙來倒了，那麼為了平衡，汪洋也進不來。而一向低調的李源潮為何也進不來，那只能說，中國國內左派力量的龐大了，因為據說李源潮的得票率非常低。薄熙來不是一個人，而是一股勢力，而且這股勢力，非常契合中國現在的實際情況，有利於解決中國現在存在的問題，一句話，就是中國太右了，因此必須左轉，否則，中國這艘大船一定會傾覆。
而這，才是這一屆中常委是如此的人員配搭的真正原因。總之是形勢大於人事。共產黨內部，對這一點還有清醒的認識。
因此，習李新政的方向，就基本定了，那就是轉左，用稍微偏左一點的做法，來搞新政。
也許很多人認為，左派的做法也叫新政？當然。很多人認為，現在中國政治內部有一個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分派，而右派就是改革派，左派就是保守派，對這個觀點，筆者一直不認同。
筆者贊同中國有左派和右派，甚至極左派和極右派，並認為，這種左右的分法，基本是在思想層次上的，即便是對政治而言，也是政論的層次，而在實際政治的操作層次上，大多數的官僚都是機會主義者，投機分子，包括薄熙來和溫家寶，都是投機分子。政治家看的不是思想的派，而是權力和實用，什麼實用，拿什麼。對於這一點，筆者有專門的論述，這裡不談了，僅舉一個例子，如江澤民。對於老江而言，他是改革派還是保守派？在89事件以後，江就是保守派，因為那時的風向是如此，但到鄧南巡以後，江立即轉向，變成了改革派，最後還促使中國入常，好像非常開放，國企改革等等。因此，政治家都是機會主義分子和實用主義分子，也沒有什麼改革派和保守派，都是現實派和權力派。
所以，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提法，很可笑。何況，現在改革派三個字已經變臭了，有人說，改革派=貪腐派=權貴派。還是用左右的概念比較的清晰，也就是說，左右是一種做法和傾向，都能促使中國的改變，甚至改良，只是所用的手段和方法不同而已。問題的關鍵，是要切中要害，解決現實的問題。
回到我們的主題，那麼習李新政會是一個什麼方向呢？筆者認為，大概是三個方向：整頓吏治（也就是打擊貪腐）；改善社會民生；保持經濟穩定增長。
我們先看一看歷史，清代的所謂康雍乾盛世。在康熙時代，60年，基本是寬的方式，也就是吏治不好，腐敗橫行，但國家總體發展也不錯，因為寬可以營造一個和平的環境，寬鬆的方式，這有利於經濟和社會發展。但是，這個寬有一個限度，那就是如果吏治完全敗壞，那國家也就完了，因此，到了雍正時代，雍正不能再寬了，必須要嚴。雍正用了13年的時間，來整頓吏治，肅清腐敗。之後是乾隆的又一個60年，乾隆也是如康熙一樣，用寬的方法，於是才有了和珅這樣的超級貪官。但乾隆能寬的前提是，雍正朝用了嚴，否則，如何可以再寬呢？
中共的60年，前30年是用嚴，毛時代還是很嚴的，貪官污吏很少，但經濟社會發展也受到制約；到了鄧以後的30年，基本用寬，於是吏治不好，腐敗橫行，但社會總體發展很好，經濟發展也很好。但問題是，能繼續寬下去嗎？不能，再寬下去，共產黨就快亡了，於是，到了習李時代，他們如何辦？那就是要嚴，要真正下決心整頓吏治，反貪腐。而習李之後，或許可以繼續寬一些。
所以，習近平在就職演說中提出了“打鐵還要自身硬”，這裡面兩個意思，一個是要打鐵，一個是要自身硬。反貪，要進行，自己，也要硬。如溫相，也喊反貪，但自己不硬，如何反貪，只能是喊喊而已。
很多人說，調王岐山到中紀委，是為了整頓吏治和反貪，筆者願意相信。王岐山可以打鐵，只是，這老兄是否自身硬呢？還不知道。希望他硬吧。而反貪腐的手段之一，就是陽光法案，公布官員和家屬的財產。我們拭目以待，習李新政是否能將陽光法案搞成。
社會民生方面，也是一個急迫所在。習李新政要解決的，就是那個三座大山：求學，醫療，房子。如能將這三座大山從中國人頭上搬下去，那麼習李將功德無量，中國的維穩費用，也會大幅降低。與其靠維穩來保安定，不如用維穩的錢去增加民生福利。
求學，就是全民免費的9年義務教育，要真正全免，中國的教育投入，一直偏低，不僅低於發達國家，甚至低於發展中國家，這太說不過去了。醫療，全民醫療保險和免費醫療。這個據說有6000億元就能拿下，中國現在每年財政是12萬億，區區6000億拿不出來，說不過去。現在很多歐洲國家和西方發達國家，醫療費用占政府總收入的30%到45%，中國拿出6000億，不過才5%，即便是要拿出多一倍，1.2萬億，也就10%，並不高，完全能承受。陝西神木縣，僅僅用了1.5億，就實現了全縣的免費醫療，中國有上千個縣，也就是2000億就能搞起來。現在城市和農村人口各占50%，完全可以辦到。
房子問題，也不難，就是大建廉租房。國家掌控廉租房的所有權，廉租給窮困人口，保證居者有其屋。這種保障性住房，不僅新加坡在用這個方法，還有很多國家，包括美國加拿大，都是這個方法。很多小區都有政府的廉住房。據說，中國在2011年，各級政府靠徵地，得到了3.5萬億，可是僅僅蓋了不到2000億的廉租房，太不可思議了。
中國這三十年，在社會福利和保障方面，一個最大失誤就是政府的退出，所謂國退民進。而在這一塊，真正的是要國進民退，才行。很多學者都提到了這一點。而在經濟領域要國退民進，而不是國進民退。中國在經濟和社會領域的方向，正好搞反了。
保經濟發展方面，政府已經提出目標，就是8年後，2020年，再翻一番。據說，這個目標不太高，只要保證每年7%的增長率，就可以達到。那個時候，中國和美國的經濟總量就一樣了。中國人均GDP達到10000美元。問題是。國際環境不好，中國只能主要靠擴大內需來保增長了，而社會領域和福利的支出，本身就是擴大內需的另外一種方式。
整頓吏治反貪腐，提高社會民生的品質，保持經濟增長，這三樣，如果習李新政能做到，那已經是非常的不錯了。前面兩樣，胡溫都沒有做到，習李能做到這三樣，就可以了，我們的期望也不太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