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一位欧洲的图书馆员到日本来寻找珍贵历史资料，我的朋友介绍我和他一同去静冈县（我正好住在同县的伊豆半岛）的“日本安那祺主义资料中心”。资料中心实际上在一对安那祺主义老夫妇的家里，一方面，我高价从资料中心买了几本克鲁泡特金的小册子译本（所以至今舍不得扔，还伴随着我）；另一方面，老夫妇又自己掏钱招待我们吃火锅。这就是我们安那祺主义者的财务原则！

我原来以为自己要为图书馆员翻译，但吃惊地发现老太太的英文非常棒。她解释说：自己出生海军世家，在战争期间，日本海军是唯一可以学习英文的地方。她接受安那祺主义，也是从英文读物开始的。没想到出产“神风特攻队”的帝国海军，还教育出操流畅英文的安那祺主义女性！

我在日本唯一订阅过的刊物是日本共产党的《赤旗》周刊，因为那时包括社会党在内的日本其它政党都坐过执政的交椅，没有什么政治新闻。我注意到日本共产党对井上成美称赏有嘉，主要不是因为这位帝国海军最后的大将（德国投降后才被日皇任命为大将）反对日本加入轴心国、反对对美开战、反对扩大侵华，不惜与陆军对立，暗地里展开“终战“（投降）的准备，而是因为他也反对取缔（反战、反日皇的）日本共产党。

最近，我得以翻阅阿川弘之写的《井上成美》（新潮社1986年出版），书中突出日本海军的理性，把战争期间海军的责任主要描写为“没能制止陆军的专横、野心”。确实，战后的远东军事法庭也没有追究米内（海军大臣）和井上（海军次长）等海军高级将领的犯罪，井上战后唯一的工作是 开办英文补习班，继续原来当海军兵学校长（中将）时的教育事业。在让人“闻风丧胆”的“神风”海军航空兵和“世界第一强陆军”的神话和残暴机器里面，掩盖了多少理性和人性的悲哀！

每当我读到日本的历史，总是想起在“天皇”、国家的神圣面目下日本官员（包括国立大学的“教官”）的可耻、日本普通民众的可怜和日本整个民族的悲哀。在1989年6月4日凌晨占领天安门广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坦克宣告了世界冷战结束的时刻，日本以超级经济大国的身份赢得了冷战，“名列第一”。如果作为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日本信守“保护中国留学生”的国际承诺，把人权作为外交基础，可以成为亚洲的经济和政治领袖。但狭隘的日本统治集团为了“国家利益”，把我们在日留学生作为筹码与北京的当局交易，我突然发现那些很优秀的有点权势（或自以为有点权势）日本人一个个失去了人性，成为文部省、大阪大学、京都大学、神户大学、外务省、法务省出入国管理局、国家公共安全委员会（来自战时“特高课”的秘密警察）、（大阪）府警、（兵库）县警、（东京）警视厅等国家权力下的奴才工具。日本的“和平宪法”、国会答辩、政府公告和“学术自由”原来这么廉价！与其说是我这个被赶出日本“学术界”、被迫逃离日本的个人的曲折，更是日本学术界、日本社会的悲哀。日本的衰落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赵京，2011年12月5日，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