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乾草市場的殉道者

《芝加哥乾草市場殉道者》前言後語

本書第一版以《芝加哥的殉道者》為名，收入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版《巴金全集》第21卷第55-122頁《自由血》。巴金是1927年為了紀念乾草市場的八名安那祺主義者殉道·受刑40周年而編譯的，從中可以感受到愛瑪·古爾德曼等安那祺主義者在殉道·受刑者那裡得到的精神激勵，是很好的歷史介紹和思想啟蒙作品，在今天讀起來仍然激動人心。[據李存光先生整理的《佚簡新編》可知，1948年7月始，甚至直到1950年9月，巴金一直與美國的無政府主義者通信，在信中，他稱他們為“Dear comrades”，向他們索取或與之交換無政府運動材料及文學作品。例如他向密歇根州立大學圖書館Labadie收藏室負責人Agnes Inglis索取(寄送)無政府主義者Sacco(薩柯)和Vanzetti(凡宰特) 的材料、Kropotkin(克魯泡特金)的材料，尤其多次搜求芝加哥Haymarket Affairs（乾草市場事件）中無政府主義殉難者的資料，並且對其中的A.Spies 和他的妻子Nina Spies表現出濃厚興趣。在1950年9月18日的信中，他聲稱“我尚未放棄寫一部有關Nina Spies的書的打算，不過我將推遲這一計劃”，但沒有說明推遲的原因。][1] 當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主客觀條件都不容許巴金再回到乾草市場的悲劇歷史了。

五·一國際勞動節在中國被立為國家節日，卻被有意掩蓋了其來自乾草市場悲劇的安那祺主義歷史[2]，巴金1927年的編譯成為中國大陸對乾草市場悲劇社會意義的唯一介紹。幸運的是，今年在中國的網站上終於出現了從司法角度批判美國制度而介紹乾草市場審判過程的文章“美國歷史上最大的司法冤案”（宋冰）。另一方面，台灣的勞動團體、勞工法學者沒有無視乾草市場，翻譯介紹過這段歷史。本書第二版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改名《芝加哥乾草市場的殉道者》，在增加林佳和翻譯的“1886年芝加哥乾草市場悲劇記事”和阿衛編譯的“芝加哥乾草市場事件--國際五一勞動節的歷史”。這四篇對乾草市場悲劇介紹的中文文獻（譯文），內容上相對獨立，基本上提示了該事件的背景、事實和意義。

正如所有真正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一樣，美國和世界上的安那祺主義者、工會（包括芝加哥警察工會）、作家、研究者（包括為警察辯護者）和政府機構不斷發掘，更清晰揭示了這一悲劇的具體細節和歷史價值。光是“學者們就乾草市場事件發表同樣的觀點已經一個多世紀裡，關於這個主題發表的最近參考書目多達1530 條。”[3] 本文參照最近的資料，包括相關中文介紹[4]，主要就事件的性質和意義補充上述四文。

1886年5月1日，為爭取八小時工作制，全美多個城市同時舉行罷工，罷工工人的總數估計有30-50萬人。但這次工人運動的中心是在芝加哥，估計有3-4萬人參加罷工、8萬人參加遊行。安那祺主義者阿爾伯特·柏爾森司[5]Albert Parsons在芝加哥作為組織者參與遊行。5月3日，罷工工人們在麥考密克廠的外面舉行集會，安那祺主義者奧古斯特·司柏司August Spies發表了演講，倡議工人們團結起來，支持工會。集會開始時未出現暴力活動，但下班鈴響後，一些罷工工人轉向從工廠大門出來的頂替工人，彼此發生衝突。警察向人群開槍，打死兩名（或6名）工人（插圖)。

芝加哥的安那祺主義者們迅速印製傳單，號召第二天5月4日在芝加哥的集市中心乾草市場廣場集會。這些用英文和德文兩種文字印刷的第一批傳單上寫着：“工人們武裝起來，展現我們的全部力量！”當司柏司看見這行字時，他堅決要求取消這句口號。新印製的2萬多份傳單撤掉了這句口號，被大量的散發到市民的手中。但沒有被銷毀的小部分老傳單後來成為“罪證”之一。

5月4日傍晚，天下着小雨。由於組織得匆忙，乾草市場的集會八點過才開始。司柏司站在一輛四輪馬車上作為臨時講台對人群首先演講（插圖為2004年建立的模仿紀念雕刻）。他宣布：有人說這次集會的目的是要拉開暴動的序幕，所以我們看到那些為了“法律與秩序”的戰爭準備。然而，我要告訴你們，從一開始這個集會就不提倡任何這樣的目的。這次集會，是要告訴大家爭取八小時工作制運動的總形勢，和如何對應在這個運動中發生的各種情況。

柏爾森司等人隨後輪流對人群作講演，集會一直都很平和，以至於在場的芝加哥市長都覺得沒事了。他讓帶隊的警察局長幫非爾得Bonfield少管閒事，自己就回家了。塞繆爾·菲爾登Samuel Fielden是最後一位講演者，他在10點半時結束了演講，在場的只剩下兩、三百人，大家準備散場了。這時幫非爾得卻帶領大批警察向馬車講台衝過來，命令集會解散，引起爭吵混亂。幫非爾得的這一舉動，即使沒有預謀（有人指責如此），也只是為了顯示“法律與秩序”而炫耀權力，容易引發暴力。果然，不幸的事態發生了：突然，一枚雷管炸彈被扔進了警察的隊伍里爆炸，當場炸死警察Degan、炸傷多人。全副武裝的警察們立即開槍，但槍擊只持續了幾分鐘就被命令停止了，因為幫非爾得也怕黑夜中警察自相殘殺。一位警察匿名告訴《芝加哥論壇報》的記者：“很多警察是被自己人的左輪手槍打傷的。每個警察都要保護自己，一些人逃到了廣場的外面，其他人打光了他們的子彈，主要都是互相對射。”確認有4名工人被打死、多人受傷，但很多傷亡市民害怕被逮捕，不敢公開露面。

隨之而來的大搜捕可想而知。最終，八名安那祺主義者，包括柏爾森司、司柏司和菲爾登，被逮捕並以謀殺罪被起訴。八名被告人有5人在德國出生、1人在美國出生在德國長大、1人在英國出生、1人在美國出生。八人當中，炸彈爆炸時，柏爾森司已經離開，只有司柏司和菲爾登兩人在現場。

巴金等人的四篇文章（譯文）基本上提示了該事件的背景、過程和性質，特別是被告人的辯護講演，可歌可泣，這裡不再重複（插圖的判決書來自庫克郡法庭記錄）。[6]

1886年9月4日Harper’s周刊刊登的慶祝判處乾草市場“暴徒”的卡通（Thomas Nast作，見右圖），可以感受到當時代表主流社會的媒體的氣氛。這可以理解為什麼伊利諾州高級法院接到上訴後，知道庫克地方法庭加里法官的判決違背法理，也不肯違背“民意”，只好寫了很長的意見書解釋他們為什麼維持原判。聯邦最高法院更自在：它可以用任何自己認為方便的理由迴避燙手的政治案子。雖然有四萬人簽名的請願書，聯邦最高法院1887年10月27日以該案的問題不屬於重大的聯邦問題為由，拒絕審理此案，從而確定了八名殉道者的命運。

死刑執行前，當時伊利諾州州長Oglesby迫於各方壓力，把菲爾登和施瓦博改判為無期徒刑。1887年11月10日，在執刑的前夜，林格在自己的牢房裡用自製炸藥自殺死亡。1887年11月11日中午，四名被告被絞死。英格爾、司柏司高呼：“安那祺主義萬歲！”從容就義。哲人菲舍爾道出了現代人生的至理名言：“這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時刻。” 柏爾森司留下挑戰美國人民的預言：“我們在墳墓里沉默比被絞殺的聲音更有力量的時候快要到了！”。

1893年，本人是德裔美國人律師的伊利諾州新任州長奧蓋爾德對該案作了大量調查，質疑陪審團預選、被告有罪證據、法官公正性等，都指出其缺欠，無條件釋放了仍被關押的菲爾登、施瓦博和尼伯。[7]

以下的這本為美國中小學生出版的圖畫書說明通過這一事件美國社會在思想寬容、言論自由和法律公正方面的進步。這本《我們人民》We the People系列歷史普及讀物《乾草廣場悲劇》The Haymarket Square Tragedy由Michael Burgan編寫、Compass Point Books公司2006年出版。本書內容只有大字體排印的48頁，由伊利諾州勞工史協會Illinois Labor History Society主席Leslie Orear和Boise州立大學State University教育學院Rosemary Palmer博士作顧問審閱。書中告訴美國中小學生：“沒有人知道誰扔了炸彈，但（起訴官）Grinnell說這些安那祺主義者‘與實際扔炸彈者一樣負責’。…他利用美國人對無秩序和暴力的恐怖挑起對這些被起訴者的仇恨”（第34頁）“為8位安那祺主義者辯護的律師指責Grinnell和他的證人撒謊，他們提出有些被起訴者5月4日根本不在乾草市場附近的證明，沒有任何被起訴者那天晚上訴諸暴力。”（第35頁）“四位（死難者）馬上被稱為烈士，15萬以上的芝加哥民眾湧上街頭為他們送葬。”（第38頁，插圖）

事後，連法官加里也不得不承認他的法庭指導違背所有的法律判例。但加里後來不僅沒有被處罰，反而得到共和黨和民主黨的信任被提升。而僅僅實現把乾草市場案件確立為美國歷史上最嚴重的司法錯案之一、把這起審判也成為陪審團審判史上的典型污點案例，也經歷了長久的鬥爭。連對乾草市場悲劇的利用和曲解[8]，直到今天還在繼續。芝加哥政府在爆炸地點最初建立的設立的耀武揚威的警察紀念像（插圖）經過被不斷的抗議（包括兩次炸毀）才被移走。

當然，要進一步改變美國社會、實現殉道者為之殉道的安那祺主義理想，又伴隨了多少新的犧牲！[9]但是，他們的犧牲畢竟結出了果實，讓我們生活在一個更加自由、平等、公正、人道的社會（插圖是芝加哥勞工聯合在乾草市場紀念雕塑側面的碑文：伊利諾 芝加哥 乾草市場，1886，美國勞工運動誕生之處）。

作為結尾，我想引用黑格爾對歷史上最早的安那祺主義殉道者的評述：“蘇格拉底以他的良知與法庭的判決相對立，在他的良知的法庭上宣告自己無罪。但是沒有一個民族，…能夠承認一個良知的法庭。…一個國家的第一條原則是：沒有什麼較高的理性、良知、正義，像人們所想象的那樣，除去國家所認為公正的東西而外。教友派、再洗禮派等等，抗拒國家的確定的權利，…在一個真正的國家裡面是不能立足的。這種可憐的自由，即思想和信仰每個人所願意的東西的自由，是不存在的；這種回到自己的義務的意識之中的作法，也同樣是不存在的。”

“人們也許會設想，這種命運並不是必要的，蘇格拉底的生活並不是必須採取這一個結局，…然而我們必須說，是通過這一種結局，這個原則才得到了它的真正的榮譽。”

“一個偉大的人會是有罪的，他擔負起偉大的衝突…但是他的事業，由他作出來的事情，卻保留下來了。”

“從它的灰燼中便升起了一個更高的精神。”[10]

 

[趙京2012年11月27日]

[10] 《哲學史講演錄》第二卷第一部“希臘哲學”第二章乙“三 蘇格拉底的命運”第103、105、106、107頁，賀麟等譯，商務印書館，1983年，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