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有時辯論沒有意義？ 因為辯論的對象處於不同的歷史階段上。 山哥博最近有篇大作”從歷史看三重赤字夾擊下的東洋景，日本將何去何從？“可以作為一例。 這篇文章如果出現在二十五年前，日本頭等分析家一定會笑掉大牙，但是現在看來，山哥的文章當然更接近事實。那麼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當時日本那麼多分析家，能唱反調敢於預言日本衰落的寥寥無幾？ 第二個問題就是，三十年後，拿山哥這篇文章給新一代日本分析家看，是否新一代日本分析家會把山哥這篇看成傳世之作呢？

世界上的人不斷辯論，但多數辯論是沒有意義的。處於不同歷史位相上的人辯不出所以然，在在同一歷史位相上的人如果不能跳出自己的位相，在預言未來上也看不到多少東西。這也就是歷史的意義。

十九世紀法國藝術史大師泰勒評論米開朗基羅的藝術創作生涯曾說，米開朗基羅前六十年是探索創新的階段，生涯最後二十年不再探尋新的自我，雖然技巧更趨成熟，但已經沒有新的生命。 這個，絮絮叨叨重覆自己有限感受的階段。 在這個意義上，他們思想定型的那個階段其實就是他生命中的歷史位相。

拿日本近代史而言，出生在明治早期的人可能對生活充滿樂觀主義（見日本大河劇坂上風雲），在他們一生中，儘管極其艱苦，但日本一直是向上的。日本著名生物學家野口英世在歐洲聽到日本擊敗俄國時的喜悅大概超過中國人對朝鮮戰爭的喜悅。但是，出生在20世紀初的日本人的一生則是苦難的一生。日本國內矛盾重重，他們認為西方阻止日本的前進，所以日本有226之類的事變。他們的子弟是二戰的一代，不少在戰場上喪失了生命。但出生在戰後的一代又進入了下一位相。他們從廢墟上建立了現代的日本，他們的青年和壯年是凱歌高奏的時代，知道90年代，當他們開始離開生產第一線的時候，他們才開始體諒晚來秋風之蕭瑟。 等等等等。

每個個人的生命都是獨特的都是局限的，歷史的潮流忽上忽下，擺布着個人。上的時候他們往往歸功於自己的才幹下的時候又常常責怪別人的陰謀。沒有幾個人試圖跳出自己的局限，從歷史的角度來看自己的命運。

兩個處於不同歷史位相的人之辯論常常索然無味。儘管個人博征廣引，但核心論點常常先於論證。從道理而言，兩者論證之後有時代大背景做支持，都有一部分真理，之所以誰也不能說服誰，不過是都局限於歷史的局部，忘記了歷史演變自有更深刻的原因。 中國人之間，從60年代走過來的和80年代出生享受到過去三十年繁榮的人自然對歷史的演變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之所以雞同鴨講，因為人之語言只能用來交流有限的知識，而無法用來傳遞無形的感受。

父子之間的代溝，不也源於語言之無力。 不管父輩如何想向子女傳授自己的感觸，但子女非要自己走過。非要愛過，非要貪婪過，非要在自己的經歷中積累自己的經驗。

我上面提到山哥的大作。提到山哥比25年前日本頭等分析家更接近事實，但也問了一個問題，山哥的樂觀主義比25年前日本頭等分析家的樂觀主義更有歷史底蘊嗎？

基辛格碩士論文中有段話“過去是死的，這是由必然性所決定的；但自由支配着未來。”， “生命中包含苦難和倏忽無常。誰也不能選擇自己的時代或他那個時代的環境。過去可能會奪去現在的許多歡樂和不可思議的事物。布痕瓦爾德和西伯利亞勞動營的那一代人，就不會用他們的父輩那樣的樂觀主義談話。在我們的文明社會裡早已沒有像但丁那樣的好福氣。但是這僅僅描繪了衰退的一個事實，而不是衰退的必然性。人的存在，如同歷史的暴行一樣，是個先驗的事實。人的行動證實他的願望。而人的願望則來自於內心的態度，而不是對於周圍環境的一種評價。誠然，這些可能是令人厭倦的時代。但為了使生命有意義，我們不能因此要求不朽。對自由的體驗使我們能夠超脫過去的苦難和歷史的挫折。在這種靈性中包含人性的本質，包含這每個人賦予它的生命的必然性的獨特之處，包含這使人內心寧靜的自我直覺”。（1950年）。

也許基辛格已經忘記他當年寫下的這些話吧。

人的壽命極其有限，如果依賴本人的經驗，能成長的餘地更為有限。 唯一能讓個人突破壽命的限制，超越自己個人有限的環境和時代，唯有對歷史的研究。 歷史最大的作用是讓個人體驗人生的倏忽無常，讓人體會自己存在的有限，而使得自己的經驗能超越有限的時代，擴展到一個比較廣大的時間段上。

在這個意義，只有真正深入歷史經驗中的人，才有可能進行真正的討論和辯論。 這是我喜愛歷史最大的原因。我從心底喜歡歷史，喜歡歷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