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雅典将军伯里克利，在悼念公元前431年与斯巴达人作战中倒下的雅典英雄时，自豪地宣称：

“我们的政体并不与其他人的制度相敌对。我们不模仿我们的敌人，但我们是他们的榜样。我们的政体可以称为民主政体，因为行政权不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是握在多数人手中。当法律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公正地调解人们的私人争端时，民主政体的优越性也就得到确认。一个公民只要有任何长处，他就会受到提拔，担任公职；这是作为对他优点的奖赏，跟特权是两码事。贫穷也不再是障碍物，任何人都可以有益于国家，不管他的境况有多暗淡……”。

伯里克利的演讲被名为《论雅典之所以伟大》。他的民主言论，犹如亘古的恒星，依然照耀着人类的今天，足以令几千年专制的中华文明羞愧难当。雅典人对于其民主制的自豪，远远超过了其对于奥运会的自豪；雅典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它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诞生地。２００８年，中国人虔诚地把雅典的奥运圣火迎入北京，什么时候中国人也迎来雅典的民主圣火？

雅典的民主制是货真价实的。伯里克利不仅说了，而且切实做了，他将权力转给了公民大会。雅典人注重民主的程序精神，但它的民主只有人民的权威，而没有哲人、政治家、甚至军事家等任何人的特殊分量。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被法庭的陪审团以不敬神的罪名在民主投票下判处死刑，伟大的雅典民主政治领袖阿里斯泰德也被民主投票而放逐。民主制下并不当然地存在对于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尊重，雅典的民主制就是这样的例子。

到了近代欧美的民主革命，天赋人权的观念被普遍接受，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等都成为了上帝的旨意。17世纪，清教徒为了享有宗教的自由来到了北美大陆；18世纪，美国的《独立宣言》开篇明义：

“在人类事务发展的过程中，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同另一个民族的联系，并按照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旨意，以独立平等的身份立于世界列国之林时，出于对人类舆论的尊重，必须把驱使他们独立的原因予以宣布。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则是经被统治者同意授予的。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些目标的实现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新政府所依据的原则和组织其权利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有可能使他们获得安全和幸福…… 然而，当始终追求同一目标的一系列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的行为表明政府企图把人民至于专制暴政之下时，人民就有权也有义务去推翻这样的政府，并为其未来的安全提供新的保障。这就是这些殖民地过去忍受苦难的经过，也是他们现在不得不改变政府制度的原因……”。

基督教信仰如何成为民主理念的基石？简而言之，上帝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每个人都是自由而有尊严的。人人都是上帝的儿女，都是平等的，只有摒除特权、建立在民主选举基础上的政府权力才是合法合理的。人的罪性和软弱，决定了人容易败坏，任何人都不可付托与绝对的权力，并且应该处于监督之下。这些都是民主制度的哲学基础。

可以这么说，人类的民主制度诞生于古雅典，但成熟于基督教文明的土壤。基督教文明为民主的躯壳注入了灵魂。这个灵魂就是平等、自由和尊重个体尊严的普世价值，成为人类对民主制度孜孜以求、择善固执的信仰基础。

是否说民主唯有在基督教文明下才可以孕育成熟？普世价值之所以普世，因为它不仅超越国家、 民族，而且超越宗教。日本、南韩和台湾等都是儒家文化区实现民主体制的良证。方兴未艾的中东茉莉花革命，不正说明了伊斯兰文明对于普世价值的吸纳和追求？基督教文明最早、最完整地彰显了普世价值，这普世价值正在融入其它文明（不是野蛮），健全了其它文明的核心价值论述。普世价值既不会与儒家的“仁爱、“民本”、也不会与佛教的“慈悲”冲突矛盾。伊斯兰教上帝的子民一样也要平等、公义和尊严。甚至于任何族群本其清洁无污的良知就完全可以认可普世价值。民主，作为普世价值所要求的、也是科学的社会管理体制，没有理由不能够如同自然科学和其它社会科学一样被其他文明所吸收。美国的开国之父们，也不全是基督徒，他们中有的人信的只是自然宗教的上帝。

当然，对于普世价值的吸收程度影响民主的质量。既没有罪感文化也缺乏耻感文化的台湾，有些政治人物辄厚颜无耻得令人难以置信；族群高于公义的狭隘意识提供了政客煽动仇恨对立的空间，也是贪腐的陈水扁得以维系民意支持的法门。这是台湾民主的遗憾之处。但随着台湾年轻一代人族群意识的淡化、政治的成熟，相信未来台湾的民主品质会持续提高。伊朗虽然号称民主体制，然而政教合一，以伊斯兰教神权统治国家，缺乏宗教的宽容和自由。属于欠缺普世价值的民主体制范例。

不少基督徒朋友对于中国的民主化持非常审慎的态度，这是对的。当中国文化里还缺乏对于自由、平等、和公义的信仰时，中国民主化路程将事倍功半。但是，正因如此，中国的民主化更需要我们加倍的投入。民主就是罪人的政治体制。正因为人性腐败、不可靠，所以需要权力分置和民主监督。有人说华人性好腐败，那华人岂不更需要民主的制约？

华人基督徒们喜欢历数基督徒政治家对于推动美国民主制和民权发展的贡献，这些基督徒政治家本于其对上帝的信仰、于信仰中汲取力量去反抗违反公义的体制。在今天的专制中国，不义政权的淫威令人噤若寒蝉，任何对现行体制的反抗形同以卵击石，华人基督徒能够效法美国的民主先辈吗？

海外众多的华人基督徒，不少人对于中国政治体制下的不公平现象熟视无睹，对于中国政府镇压法轮功、逮捕主张民主的人士等等置若罔闻。他们或许认为《圣经》教导信徒要服从那执政掌权的，不论中国的专制体制公不公平，必须要顺服；或许认为存在的都是神的旨意，共产党是神管教中国人的鞭子（犹如成吉思汗自称是上帝的鞭子一样）；甚至于也有自称基督徒的认为专制没有啥不对的，《圣经》里神又没说要搞民主？！

仅或如此也罢，还有的偏偏要把对于中国政府和专制的批评等同于卖国反华，把对于中共强权的支持等同于爱国。这就十分稀奇了：中共一贯仇视、努力摧毁基督教在中国的存在，它一方面制造所谓的三自爱国教会以分化、腐蚀、控制基督教，另一面打压、逼迫独立的家庭教会。它岂不如同那阻挡、杀戮耶稣的希律王？基督徒如何可以把对耶稣的爱和对希律王的爱统一起来？

难道他们的神不是上帝，而是那个画成了“国家”的图腾？为了所谓的“爱国”，不惮于赞赏或宽容残暴、不公、腐败和谎言；在“爱国”这个最堂皇的冠冕上，罪恶都可以镀上金粉嵌为宝石。这种基督徒小心了：不要让不公义的邦国政权成为你们的偶像，取代了上帝。

专制政权的强大武力并不能扼杀一切良知的声音，中国的基督徒没有完全沉默。他们之中不乏为了社会的公义而背起受难的十字架的勇士：为弱势人群维权而遭殴打逮捕的基督徒律师张凯、代金波、范亚峰等; 无畏地批判政权而饱受骚扰恐吓的作家余杰、昝爱宗; 为法轮功信徒辩护而蒙受了世上最无耻的酷刑和迫害的律师高智晟; 政治冤狱中染重病不得医治而不久前离世的诗人力虹 …… 相对于今天中国维权的群体，基督徒的比例是高的。我相信，信仰的力量和对神的公义的追求，赋予了这些基督徒直面暴政的勇气，无惧地发出良知的呐喊。这样的基督徒，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彰显出了道德的勇气、信仰的力量和他们所信的神的公义。

基督教文明下孕育成熟的普世价值可以为中华文明注入鲜活的生命；基督徒也会成为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的强大力量。我们与古希腊一样悠久的中华文明，之所以伟大，不会是因为我们把雅典来的奥运会办得规模最宏大，不会是因为我们的博物馆里展示的那些古玩兵俑，也不会仅仅是因为了孔孟和四书五经。如果中华文明真地信奉仁义，由此尊重个体、崇尚自由、追求平等、摈除特权、珍惜生命、爱护自然，建立民主的体制，让文明而非利润成为我们对于世界的魅力。这样的文明、这样的体制才是我们之所以自豪，中华之所以伟大。《圣经》说的“公义使邦国高举”，也就是这个意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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