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日本文學界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傾向: 論日本浪漫派 淡中剛郎 1934年“無產階級作家同盟”解散以後，“轉向”（即放棄過去的政治信念與行為方式）作家與一般作家的作品裡開始出現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傾向。 村山知義在《白夜》裡描寫了在監獄中由民族主義意識轉向的心理動機。“就這樣，兩年過去了。在度過了完全不透風的第二個暑夏之後，在他的心底里產生了不可名狀的無法抵抗的意識。自己算什麼東西？無非是遙遠的連姓名、面孔、生涯都已經消失掉的父母的父母們的父母們……的血與肉（以及那些叫不出名字的東西）的偶然所產，微不足道。”島木健作的《苦悶》中同樣地描寫了這種獄中轉向的心理。“血，正是這個無法往上追溯的先祖的先祖以來的血緣，決定了他石田的個人性格與一切行為，除此之外別無他因。石田也自然地相信，他今後的一切也已經由此血緣決定，無論怎樣也不能改變。” 這些轉向作家，就這樣把連綿不斷的血緣的自覺（民族意識）作為自己的精神危機的解脫。1933年日本共產黨領導人佐野學、鍋山貞親的轉向聲明《致共同被告同志書》則促進了大批作家、活動分子的轉向。他們批判與民族意識脫節的運動：“共產國際把各國興起的民族主義傾向定義為排外主義，忽視了科學地解剖民族主義的生命力的可能性。”“真正的革命家必須明白：日本民族強國的統一性正是日本社會主義最優越的條件之一。民族就是多數人，也就是廣大的勞動大眾。我們對此勞動階級的創造能力充滿自信。”“我們要忠實於大眾本能顯示出來的民族意識。”他們進而宣稱：“日本皇室的連綿不斷的歷史存續，是世界上罕見的、日本民族獨立自立的順當發展的表現，在勞動大眾心中存在着以皇室為民族統一中心的社會感情。”這些人以反省與大眾脫節的運動為藉口，斷言民族就是勞動大眾，把民族意識置於階級意識之上，以民族統一的強化代替階級統一的強化，似乎是為了社會主義而美化民族主義，最終歸結到對天皇制的讚揚。 橫光利一在1934年發表的《紋章》，就是受到滿洲（三·一八）事件以來國家主義抬頭的影響而表現出向天皇制國家主義的傾斜。“雁金的家祖代代勤皇，所以在他的行為里，國家的觀念像大海潮一樣撲面而來，不可抗拒；同時，他的國家觀念中也反映出與民眾獨立的巨大個性存在。這樣的在他頭腦中存在的國家印象，使他在行為處事上不拘泥於別物，而只按照自己的直覺判斷奮勇邁進。”在此，把行動狂雁金八郎與自我意識過剩的文人山下久內相比，襯托出屢敗屢戰的雁金的堅強，乃是來自於代代勤皇的名門“紋章”的鼓勵。 《日本浪漫派》與《人民文庫》的論爭 1934、35年，《日本浪漫派》同人保田與重郎、龜井勝一郎等與後來創辦《人民文庫》的高見順、森山啟等人之間展開了一場關於浪漫主義的論爭。 保田在《日本浪漫派公告》中呼籲文學的革新、詩的復活、文學倫理性的回歸，並批判進步主義，力圖再發現為近代解釋歪曲掉的日本古典美。“平庸低俗的文學流行於世，家常的饒舌正在代替不變的信條。我們今天創立日本浪漫派，就是對時髦的挑戰。”“我們希求、憧憬高貴與熱烈。憧憬的形式就是擁護美好、顯彰崇高、復興傳統藝術人使命的高邁迫切的一種表現方法。” 對於浪漫派的主張與行為，高見在“浪漫派的精神與浪漫派的動向”一文中批判道：“面對慘澹的現實、登高飛越並高唱蔑視與否定之歌，才是浪漫派的精神。而日本浪漫派卻是十九世紀浪漫派的妖怪，一種去掉了反抗精神的片面妖怪。”高見對於日本浪漫派逃避現實醜惡的批判是對的，卻沒有進一步說明為什麼在這個時期日本浪漫派運動的登場。 日本浪漫派的龜井在“現代浪漫思維”中對此說明道：“浪漫主義原是面壁直向的高歌。不過，這種熱情在到達飽和點之後，在我們的心靈中又泛起了肉慾。在這種浪漫主義精神疲憊、肉體欲望出現的時候，會不會有另一種浪漫主義？滿懷空想與希望，再回到現實中來。正如浮士德在經歷了激烈的戀愛後，又回到花草盛開的原野呼吸自然之露。當我們養育成心中之夢後，就應該再回到人間；在人群中洗滌自己的傷痕，復甦失去的理性。”對於龜井而言，浪漫主義可以用於“再生”因為轉向而陷入苦悶的自我信念，再回到現實中來。 《人民文庫》派的森山很正確地指出：龜井等人在理論上憧憬社會主義的必然性與勞動者階級的使命，在實踐上卻沒法實行；這種無法實現的憧憬不能自我滿足，只好以“自我的再考察”救濟自己，在夢想中飛躍。 “我們決不能只靠‘內省’獲得‘自我’的本質。‘自我’中的反抗心理與敗北心理都植根於我們的生活過程，是對現在社會狀態的反應。所以，隨着社會狀態與生活的變更，‘自我’也會發生變化。”（“關於轉型期的自我”） 龜井反論到：“重要的問題是如何挽救那些因為信奉馬克思主義為現代理想主義精神而感到挫折的人們的理想主義，自我的問題由此而生，這才是現代知識份子的中心課題。”就是說，他要復歸到不同於馬克思主義的另一種理想主義。龜井認為知識階層本來就是“階級鬥爭的膽小鬼”：“今天，‘自我’從各個方面的強固表現，就是對這種可憐的喜劇角色的激憤。為什麼自己變成了膽小鬼、怕事蟲、和事佬、旁觀者？人們說‘政治主義太可怕’、‘公式主義太可恨’。對，是這樣的。不過，最可憐的還是那種不明真相只知尾隨的‘犧牲精神’”。也就是說，馬克思主義必然伴隨“政治主義”，看不透這一點，逾越自己的本分去發揮為勞動者階級的“犧牲精神”，是最大的錯誤；知識份子應該拒絕政治主義的理想而持有浪漫主義的理想，在此理想上採取“孤傲的反抗”。 《日本浪漫派》的基本性格 《人民文庫》是1936年3月為了對抗一部分文學界、日本浪漫派的國家主義傾向以及國家對文化的統制而創刊的。它立足於廣津和郎的基於“散文精神”的批判性現實主義：“無論環境如何，都不屈不撓、，在212萬死者中，有近128萬是餓、病死的。再加上沒有統計的死亡人數忍耐堅強、信念堅定，不盲目悲觀也不隨意樂觀”。當時所用“人民”一詞就是相對於“臣民”、“國民”的用語，具有反權力的含意。但中日戰爭爆發後人民戰線派受到逮捕審問，《人民文庫》於1938年1月宣佈停刊了。 《日本浪漫派》於1935年3月由《我思》同人中的六人創刊。《我思》於1932年3月創刊，44年9月停刊，它的名字來由於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受到德意志浪漫派的古典憧憬的影響，力圖再發現日本的古典。在《我思》創刊號編後記中，保田寫到：“我們最愛古典，我們愛不容忽視的這個國家的古典；我們把古典作為形式來愛戴。現在我們更愛突破這個形式的意志。”《日本浪漫派》同樣喚起對日本古典文學、古代美術的關心，探尋日本精神的回歸方向，引導了十年後隨法西斯主義勃興的國學復興、日本主義文學的昌盛。38年8月由於財政的理由廢刊後，保田、淺野晃等人與林房雄加入了“新日本文化會”以及影山正治主宰的“大東塾”。 平野謙評論道：“表面看來，對決性質的《人民文庫》與《日本浪漫派》是解散、轉向文學泛濫狀況下文學地盤上長出的異母兄弟”。高見也稱其為“轉向之樹的雙枝”。確實，兩派同人的大多數都是轉向者。《日本浪漫派》的中心人物保田在舊制高中時參加赤色救援會，後來又是三木清等人的反法西斯組織“學術自由同盟”的秘書；龜井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同盟因“三·一五事件”遭到逮捕，保釋出獄後又屬於無產階級作家同盟；太宰治也與共產黨資金局有聯繫。《人民文庫》的武田麟太郎、本庄陸男、高見等屬於無產階級作家同盟。當然，《日本浪漫派》的登場並不就是簡單地由轉向決定的。 保田在“蒙疆”中寫道：“戰爭是以變革精神史為理念的行為”，“破壞同時也建設新文化的倫理。”保田期待戰爭能夠帶來已經失去獨自性而只是模放西歐的近代日本文化的再生，是“超越近代”的先聲。在“佐藤春夫”中，“這個以31年為中心的時代裡，在我國青年中產生了一種浪漫的思想與文學。從一切表現都是破壞舊秩序的感情的狀態變為自暴自棄時，在這樣的基礎之上蕩漾着民族主義的氣勢。”在《我國浪漫主義概觀》中，“二十年代中期風行進步主義、把廣大青少年都納入傘下的共產主義運動，在三十年代初期也經歷了青年生活陷入最惡劣失業的狀態。這個基於人道主義的青年運動已經極端頹廢、自暴自棄，失去了正面抨擊權力的力量。日本浪漫派運動的最大貢獻就是為克服絕望的時代找到了文藝的方向。”  1931年發生了滿洲事變，開始了長達15年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日本的獨占資本主義體制無法繼續發展，想靠海外“進出”（即侵略）來突破困境。勞動者階級的鬥爭正準備由此展開進入決戰，但也正是此時，日本共產黨遭到毀滅性的打擊。以保田為代表的日本浪漫派思想，一方面直接地反映了轉向、挫折、不安、頹廢中青年的自暴精神狀況，另方面也包含有在多重恐慌的過程中解體、被失業、貧困與飢餓困擾的小資產階級市民對獨占資本與國家權力的失望與抱怨的反抗意識。日本浪漫派認為這個社會矛盾是由於歐化以來的近代化的產物、所以希求革命，但共產黨組織的崩潰以及他們自身的轉向，使得這種觀念性情緒“革命”與原始共同體憧憬結合而倡導古典的復興。他們願望“寄託着深遠夢想的強大政治”，以為戰爭可以實現“革命”，實際上卻墮落成對法西斯體制與帝國主義戰爭的讚美（插圖為1943年“學徒出陣”場面）。
[趙京譯自日本社會主義者勞動黨機關報《海燕》周刊1998年3月29日第671期。此譯文是連載於同刊的《日本文學論爭史》第11回。首次發表於香港《十月評論》1999年第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