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姐姐这次来美告诉我的另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我写了半年，一次次地提笔，一次次地放下。时间一边不离不弃地伴随着我，一边不依不饶地提醒着我：“你需要写完这个故事”。是的，我知道。但聪明的，我该怎么写呢？ 我应该象微风吹过千里沃野一样的絮语吗？ 不，它太温柔了。我应该象一只小鸟对着它栖息的树枝那样叽叽喳喳吗？不，它太琐碎了； 我应该象山间流淌的泉水向溪中的鹅卵石那样一语而过吗？不，它太冷漠了；我应该象一片幽辉直泻湖心那样的宣泄吗？ 不，它太朦胧了。 我一遍遍的问我自己。难道我就不能象狂风，象苦雨，象海浪，象巨雷，把这个故事咆哮出来吗？我知道我不能。因为，这个故事里充斥着残忍，丑陋，愚昧，癫狂的声音，我不愿承受这种声音一遍遍敲打我的神经，这太强烈了，太刺耳了。我不知道怎么写才能不带着悲哀和愤怒，我知道当我带着悲哀时，我的语言不会高明， 当我带着愤怒时，我的语言不会睿智。我该怎么写才能做到心平气和？ 怎么写才能做到既文达吾心又与人有益？ 时间依然陪伴着我，终于在我神志清明时，在我心灵澄净时，想象着自己登上了记忆的舞台，占据了醒目的位置，以便不偏不倚地讲清那个特殊年代的一个特殊人物和他的故事，我希望我象天空下的清雨打在树叶那样的倾述，发出的是平和而真实的声音。 我知道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人关心他的存在，他的故事随着他的故去象云烟一样散去了。他的父亲，北伐战争的烈士，他的爷爷，多次救助抗日英雄的地方绅士，他的几位亲属，直接参加了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辛亥革命，他，1929年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的学生，八年抗日战争期间一次次将前线战况报告于民众的战地记者，最后，没有子嗣留与人间，带着冤屈背负着人间的耻辱死去了。 。。。。。。。。。。。。。。。。。。。。。。。。。。。。。。。。。 77年，中国社会又经历了一次巨大变更，人们恢复了对知识的崇尚。姐姐这个年纪的孩子的整个求学过程是在学校不能称其为学校时度过的，为了能重新学一些知识，加上姐那时对写作有一些兴趣，爸爸的朋友给姐找来了一个老师。 他姓李，我们称他为李老师。李老师六十岁左右。 很廋很高，腰杆挺直，鼻子高高的，看得出来年轻时是个帅气而干练的人。他的脸色呈一种灰白色，感觉不常见阳光。他的笑容谦和儒雅，眼睛有种孩子般的纯净，但当他直射别人的眼睛时，总闪烁着某种异样的羞怯， 这是他这个年龄不该具有的， 但，我最终知道了这种羞怯背后隐藏的原因。 他刚刚上调回学校。除了姐姐，他同时还教另一个学生，她是我姐的同窗好友。她的父亲是那种在部队里自学的红小鬼出身的作家。相信他的一些小说五六十年代的人都读过。 刚开始，李老师只是教她们怎么写作，后来也和她们谈一些历史和其他方面的知识，包括美学。姐说，李老师在一两年里教她的东西是她一生中都收益的，他教会了怎样去读书，怎样去欣赏文字中的美，怎样去体会文字中深刻的寓意。他的教案完全是民国时期文学大家的作品和外国文学，没有一篇49后的文字。这让姐和她的同学感到很新鲜。李老师让她们一遍遍背诵冰心的《笑》，朱自清的《匆匆》，泰戈尔的短诗。 她们第一次意识到文字可以不是刀和枪，文字里充满了馨香之气。 我当时年纪尚小，还没到和姐这样的“大人”平等交流的年龄，所以姐从未和我谈起李老师，我对李老师没有什么具体认识，只当他是下过放的老师，直到这次姐姐来美，方才知道了李老师的不同寻常的身世。 原来，李老师的爸爸是黄埔第一期学员，是蒋介石的爱将，1928年，在北伐战争中牺牲 。 同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在南京创办一所学校，叫“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专门招收在北伐战争中阵亡将士的子女以及自辛亥革命以来追随孙中山先生结束帝制建立共和的先烈遗孤。蒋介石、蔡元培、戴季陶、何香凝、宋美龄 等国民党元老为该校的筹委会委员。宋庆龄任校长。宋庆龄因为很快去国，宋美龄作为学校的常务校董实际相当于学校的校长，具体参与学校的一切事物，包括经费，校规，教育的理念，甚至学校的课程安排等等，宋美龄早年留美，并修过教育学，她主张“双手万能，手脑并用”，把美国比较现代开放的教育思想和蒋介石军人教育的一些观念融合起来，将这所遗族学校建成了既具有美式现代化教育理念又有日式军校教育模式的学校。她对这所学校倾入了大量心血，希望这所学校的学生“能够具有中国旧道德和现代新知识，发展蓬勃的精神，高尚的志趣，成为建造新中国的柱石”。 李老师便是这些遗孤中的一员，他在这所学校里度过了他的少年时期。据李老师回忆，宋美龄常常在学校办公，一星期总有三天之多，那时蒋公刚刚和宋美龄结婚（1927，12月），他们业余时间常常在校园的山间小路散步，这所学校建在南京紫金山的中山陵园内，环境优美， 前有紫金山，后有环城河。校园内松柏成荫，鸟语花香。 周有良田、菜畦和果园环绕。蒋公美龄伉俪有时会带上蒋纬国和另一个小孩一起散步，这另一个小孩就是李老师。蒋纬国小时候长得很可爱，很得宋美龄的喜爱，李老师和蒋纬国关系甚好，他的父亲又是蒋公的爱将，他们四个常常是蒋公在一边牵着蒋纬国，宋美龄在另一边牵着李老师，两小伙伴手牵手，走在中间。在李老师的眼里，宋美龄是个非常有魅力的女人，睿智，美丽，高贵。 离开遗孤学校，李老师在南京中央大学（前南京大学）就读。毕业后便到了中央日报当了战地记者，一直随军报道战事。所以他既是个文人，也是个军人，他的早期遗族学校的童子军训练和多年的前线生活给了他良好的军人素质。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劳改了很多年之后，仍然不改军人的仪容。 1949年，他所在部队起义，他们这些随军记者被整编到地方，他被分到学校教书。姐曾问过他为什么没有去台湾，他说那时候很简单，觉得他只是个记者，而且他们家对国共都有恩， 他的爷爷是当地很有名的绅士，他们家的地窖里在抗战期间既藏过国民党军人，也救过八路军。 他应该不是共产党的敌人，不会有什么问题。当时把他分到学校工作，对他是很不错的选择。这样，他平安的度过了最早期的几年。 好景不长，他的厄运开始了。 52年全国上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他被毫无悬念地打成历史反革命，判处十多年徒刑。因为他曾是遗孤学校的学生，他拉过宋美龄的手，他当过国民党中央日报的战地记者，即使他参加了八年抗战，是抗日的有功之人，即使他们家曾冒死救过八路军，也无法抵消他曾是国民党这样的“罪恶”。 李老师在和姐叙述这件事时很淡然，他说比他冤枉的人多得很。清华教授散文家朱自清的儿子，算是共产党内部的人，在抗战期间被中共指派参加了国民党军队，解放战争后期帮助了桂北国民党起义，这样的共产党功臣，却在镇反运动中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处与死刑并执行了枪决。 最荒谬的是和他同时被关押的一位老师，他的被关完全是为了凑数的。据这位老师回忆，当时他们学校还差一个历史反革命名额，大家开会，讨论来讨论去，不知道应该让谁去当这个反革命， 那时候的知识分子，哪一个家里不是有些钱的，如果以这样的家庭论处，大家都是历史反革命。 所以，这让大家很有些为难，举棋不定。这个老师，心想自己既不是国民党，又没有任何血债，不过是一介书生，便轻松地出去上个厕所，回来发现，他被指定为历史反革命了，在牢改农场待了10年。这就是那个荒唐的年代，一个人的命运有时和他一个微不足道的行为是连在一起的。 六十年代初期，李老师刑满释放，被送到县里的一所学校烧锅炉， 过了几年贫困但相对“自由”的日子。 然后，文革开始了。一种没有理性的暴虐的力量在最短的时间里把文明夷为平地，如一场大火把生活的美和乐趣彻底埋藏在苦难和丑陋的灰烬里。 刚刚出来没几年的李老师又被揪了出来，这次，当造反派们知道李老师是曾经牵过宋美龄手的历史反革命，便在他原有的罪行上，用他们龌龊的灵魂和邪恶的想象力给他加上了一个猥亵少女罪。从此，他不仅是政治犯，而且是不为人齿的刑事犯。 我不知道该怎样形容这些心灵扭曲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逻辑，能够将一个十岁的孩子拉过一个美丽女人（那个时候，宋美龄是个被妖化了的女人）的手这样一个过去，和现今的猥亵少女罪连在一起。 难道他们的脑髓里蘸满了毒汁？难道他们的心灵除了愚蠢就是肮脏？ 难道他们的嘴里生着发黑的龋齿发出的就只能是恶臭的语言？当他们面对一个心灵高洁的人，他们的心里自然生出一种莫名的仇恨嫉妒和厌恶，他们强行地让他穿上用最污秽的垃圾织成的丑陋不堪的衣服，以此来羞辱他。当他们面对一个他们认为可以随便欺凌的人，他们能创造出花样百出的折磨手段，以此来满足他们变态的恶念和下作。李老师在多年以后回想起那些人说“我至今记得那些人，在折磨我时，他们的眼睛因为莫名的兴奋而变得通红，他们的脸因为莫名的快意而变得扭曲。而我几乎不认识他们，我不知道他们的仇恨从何而来”。 这就是文革，一个把人类愚昧，丑陋，荒谬，野蛮，残忍 发挥到极致的运动，这是一个昏暗的舞台，有人注定是被害者，有人挥舞大棒扮演着迫害者，还有人今天迫害者明天是被害者。 在这个荒诞的舞台上，每个人都逃不掉他们被安排的角色；在这个疯狂的舞台上，每个人都是玩偶，受着幕后一个恶魔恶作剧般得作弄。 中共的总书记胡耀邦曾经说过：“中国在文化革命中两亿人被批判、斗争、牵连，所以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受到过不公正对待和迫害。那么在文化革命以前呢，从流血土改，到清匪反霸，到镇压反革命，到三反五反，到批判俞平伯啊，胡风啊，再到反冒进，到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派，大跃进，在中国几乎所有有知识的、有教养的、有文化的、有头脑的、有不同意见的，几乎没有人能逃过种种浩劫。整个中国呈现的是一种用野蛮代替文明，用落后代替先进，用无知代替有知的历史性倒退”。 李老师的历史反革命罪名在1979年得到平反。但是，他的莫须有的猥亵罪一直得不到洗清，原因是他承认了。他是在什么情况下承认的呢？ “你不能想象的，他们(那些造反派)将我两个大拇指拴在一起，吊在树上。当时是冬天，我被勒令只穿一件单衣，那是一种非人的折磨。我希望他们直接把我杀掉，但他们不，他们从折磨我的肉体中得到快乐，他们从我承认莫须有的罪名中得到满足。我痛恨我的软弱。。。”。 这是他羞愧的自白。他的眼睛里从此有了羞怯的眼神，那是因为他无法面对自己曾经高贵的心灵，他为他肉体的软弱而羁绊他心灵的自由而无比愧疚， 他，一个为了共和国统一而血溅沙场的先烈的遗孤，一个宣誓要“发展蓬勃的精神，高尚的志趣，成为建造新中国的柱石”的少年， 一个受过良好教育自律严谨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个应该把荣誉看得比生命更宝贵的军人，一个曾冒死记录下前方将士英勇抗敌的战地记者，仅仅因为牵过宋美龄的手，就被那些象恶魔一样的人肆意摧残他的肉体，野蛮无道让他自己承认那种世人都鄙视的丑行。他因此看低自己，否定自己，作为一个人，他的心灵从此是一片废墟。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难以想象一个人的邪恶可以走到这样一种极端， 在与他人没有任何私怨的情况下，可以为了一个他们都不懂的主义，或者是为了发泄一种莫名的兽欲，这样从肉体上去蹂躏一个人，从精神上去践踏一个人，让他失去所有做人的尊严。 我不知道这些人想到他们这样曾经的罪孽会不会忏悔。我不知道这些平日里根本称不上罪大恶极的普通人，到底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变成恶魔的。 姐曾说过，“那个世代，一切都是饥馑，思想是荒漠，物质是匮乏，生活是苍白，灵魂是扭曲。人们不是饥饿到疯狂，就是饥饿到麻木”。 。。。。。。。。。。。。。。。。。。。。。。。。。。。。。。。 “中国目前就象一个苹果，中间已经烂了，但外面红灿灿的还看不出来，但是它终究会烂到外面”。 “如果没有抗日战争，共产党是没有机会的。国民党军队死了太多的人。唉，那些中华好男儿！老蒋恨死日本鬼子了”。 这是李老师给我姐说过的两句让她非常震撼的话。现在，这两句话听起来并没有什么， 但想象一下三十年多年以前。 一九八二年，他唯一的儿子自杀，一个月以后，李老师辞别人世。自死他都背着莫须有的耻辱。虽然生前，他一次次上诉，他的学生四处游说，姐的好友利用了他老爸的关系，上下打点，疏通关系，最终也没有给他的所谓猥亵罪平反。而县里那些给他莫须有罪名的人居然完全不记得这件事。 最不可思议的是，负责给文革时期各种冤假错案平反的当权人，对于这样一种明显错误，选择了延续这样的冤案。他们忘了他们自己也许刚刚被平反，他们忘了他们自己也曾经历过这样的磨难，可当他们掌握别人的生杀大权时，他们也变得像个魔鬼一样，在完全不侵害自己切身利益的情况下，仍然心安理得地选择无视他人的冤屈，选择将这种灾难进行到底。为什么愚蠢，邪恶，暴虐似乎总有一番天经地义的道理？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癫狂世界呢？在这个世界里，真理是什么？友善是什么？美德是什么？ 我祈祷，在天堂里，李老师灵魂的高洁能够得到恢复，在荣誉的宫殿里，和他高贵的父亲一起自由地享受他本应享有的美宴。 （写于李老师去世三十年） (蒋公和宋美龄在南京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  相关文章： 北窗露出一双眼睛 心灵: 爱和美的女儿（微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