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是个伟大的皇帝，也是一个伟大的父亲。为教诲太子李治，曾作《帝范》四卷共十二篇。其“崇文”篇曰：“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 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已成为教育界之共识，故学行草必示之以右军父子，学哲学必诫之以糠的黒\鸽儿，学诗不读明清，学大腕必称希腊骡马。

唐太宗是读书须读经典论者的开山祖师。

当太宗训诫儿子时，儿子可是听得明明白白，当儿子训诫孙子时，孙子有那么一丁点儿若有若无的犯糊涂，当孙子训诫曾孙子时，就已经有统计学意义上的真糊涂，一代又一代，太宗的话是越听越糊涂，以至于把个李家王朝给玩没了，正验证了由上而中，由中而下的道理。 自太宗语录飞出皇苑，本来简简单单一句话，竟然演变成一门显学。据统计，共有一百零八位教授因为研究这句话而获得博导资格。在最近的学术年会上，几位大腕提交洋洋洒洒万字论文，就太宗语录中之“法”字应解释为方法（method）还是方法论（methodology）进行残酷的商榷。

东海之滨有一荒凉小岛，遍长青苔茅草。岛上有一岩洞，住师徒二人。这师傅是禅宗大师，徒弟平日担水做饭，也学几句经文，做二首诗赋。这日徒弟因忘了经文，被师傅用戒尺把一双手打得通红。徒弟来到海边一岩石。这岩石可是极有来历的：曾有一只五千年的海龟修练成精，在此升天。腾空之时，右脚一蹬，留下一个足印。徒弟站在石上，顿觉心如明镜，一片澄明，又见尘世那学术年会会场，几位大师正在讨论引进西方哲学探讨太宗语录中“法”字的内涵外延，不由脱口而出：“方法论？方法个屁！”

师傅悄悄跟在后面，闻言不由大惊，又大喜，继而又嚎啕大哭：多年教诲终于开启慧心。一道银光闪过，一条鱼儿从海里跳入锅中，成就了师徒的一顿佳肴。

是为引。

自己的童年是在文革渡过的。据称不像现在的年轻人，读书良莠不分，学识庞杂。童年的时候，自己还是很受到些经典的反复熏陶。仔细想想，这当中又以革命样板戏为经典中之经典。

《红灯记》中李玉和唱道：

　　临行喝妈一碗酒，
　　浑身是胆雄赳赳。
　　鸠山设宴和我交朋友，
　　千杯万盏会应酬。
　　时令不好风雪来得骤，
　　妈要把冷暖时刻记心头。
　　小铁梅出门卖货看气候，
　　来往帐目要记熟。
　　困倦时留神门户防野狗。
　　烦闷时等候喜鹊唱枝头。
　　家中的事儿你奔走，
　　要与奶奶分忧愁。

都说文革摧毁传统文化，但传统文化又岂是那么容易可以摧毁的？看看剧名，一个“记”字，就透着古色古香，令人想到北美中国城的李记粥店赵记菜馆，处处散发着文化的气息，原汁原味。

而唱词开头就是一个吃喝，验证了某大师最近的考古再发现：文化源于烹调，就是吃喝，嘿嘿。

一段唱词，道尽一片亲情，一个孝字。对小铁梅的嘱咐，既阐述了做生意的哲学－要看季节时辰，也解释了做生意的技术－要记帐目。至于喜鹊唱枝头，更是中国风俗迷信。这是哪门子的革命？

虽然是白话唱词，但用字之精妙押韵，又岂是把society翻译成“赛赛提”的读英文资料的学者所能欣赏？

当鼓乐声起，李玉和一开口，那身段唱腔，抑扬顿挫，端的就是一个cool字！唱到“记心头”，九道十八弯，层层递进，余音袅袅，绕梁三日。

据说，样板戏的创作象搞原子弹工程，聚集了全国精英大腕。抛开政治层面平心而论，样板戏也可以算是中华文化的结晶，够得上是经典了。

那时父亲的单位出了一位唱《红灯记》的李玉和。

李玉和生得浓眉大眼，虎气生生。这哥们最喜欢在洗澡的时候光着屁股唱歌。每次他洗澡，那宽广雄厚的歌声飞出雾气腾腾的澡堂，引得隔壁女澡堂顿时安静下来。据说里面在洗的女士小姐手脚会缓慢下来，而门口等的女士小姐队越排越长。有一说，那些女士小姐就是故意在门口磨蹭，为了听得更清楚。有一天，有一位音乐学院的老教授路过，闻其声而惊为天人。于是夫妻双双调入省城，这哥们就在省文工团唱革命歌曲。每年春节，省文工团都要下基层单位慰问演出。在我们那里，就放在我的小学操场的礼台上。每次演出，人山人海，大家都想看一眼我们那儿出的李玉和。而李玉和回来，也是演得特别卖力，和李铁梅的对唱，情声并茂，水乳交融。

有一年慰问演出，我发现我们的李玉和和熟悉的李铁梅没出场，就问旁边的二位父亲的同事。她们回避了我的问题，但过了一会儿，就忍不住对聊起来。

原来，李玉和和李铁梅发生了作风问题，那天他老婆带着领导半夜摸到那还没结婚的李铁梅宿舍，敲门不应就开门而入，李玉和从二楼阳台跳下逃跑，落地时摔断了腿。

父亲的同事更降低声音，用神秘的神色聊起来：在李铁梅的床上，发现了很小的三角内裤，半透明的，上
面还绣着有孔有眼的花儿。灯光下那可是全透明的啊！一位意味深长地眨了眨眼睛。二人又讨论起来，象李玉和那么健壮的人，怎么从二楼跳下就会折了腿？一定是那个那个过了度。。。

我回头看着台上的新李铁梅，在她革命的粗布大褂下，我猜想她是不是也穿了一条小小的半透明内裤？以后长大读野史，才知道宣扬和创立经典的朱熹老师也喜欢半透明的小内裤。

过了几年，好像是八一年，第一次在《小说月报》看到王朔的小说，好像是《橡皮人》。那时我在中学虽然是校长钦定的理科生，但却钟情于文字考古，读庄子如吃红烧肉，滋滋有味（别笑我，我那时的文化就那么高，大碗东坡肉于我是极品）。读到王朔的小说，竟然感到一种强烈的震撼，用物理的概念，就是共振。

以后看到王朔的东西，每篇必读。一路走来，竟然也没中毒，在别人眼里，还是一个很优秀的青年。作为一个优秀青年，当有人指责王朔，我是不会说什么的，但我总忍不住斜着眼瞟一眼，心里暗道：就你这SB也配谈王朔？就没问一下为什么王朔会在文革后迅速崛起？为什么他的小说会被放在《小说月报》的一期首篇？难道王朔小说的原始编辑和《小说月报》的编辑都是不吃红烧肉的？

而我在出国前以一个理科生的方法论曾经考证，王朔竟然不是凡胎肉身，其胎气始成于春秋战国，受精于汉晋，尝潜伏千年，直到最近才入世，整个儿就是个千年人参果。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一个崇拜英雄和经典的时代对老百姓而言却往往是个不幸的时代。在完成了中小学教育和早期家教后，谁有资格给年轻人决定经典？谁有资格决定他们读经典的顺序？还是把这些留给冬烘先生混博导资格吧。老百姓多一分平常心，社会就多一分和谐。

一个没读过庄子，不了解两汉魏晋南北朝历史的人，是无法理解王朔的。而庄子的著述，又何尝不是世界文化的经典？在中国文化的结构深处，王朔式的玩世不恭已经成为一种传统价值自我反省校正的反馈机制。

妈的，我怎么也玩起结构价值反馈等大师用语了呢？还是烧几个菜去，喝上二杯，谁让咱是文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