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黄浦江外滩有段特殊的感情，因为父亲是一个跑船的。每次远航归来，他的船都泊在黄浦江外滩的某个码头。哪怕是半夜，父亲也会带着满篮满筐的南货北味，风尘仆仆地赶回家。 有次他带回来一条大鱼，望着睡眼惺忪的我说，你看，这条鱼比你个子都高。

我记事不久，父亲带我去看他的船。我小时候晕车，父亲叫了一辆三轮车，年轻的车夫，沿着黄浦江边蹬了好久，才把我们送到轮船所泊的码头。一个水手踩上摇摇晃晃的跳板，把我抱到了船上。我站在高高的驾驶室里，看到了静静流淌的江水和岸边随风摇曳的高高芦苇。父亲又把我带到机舱，让我见识见识那些黑乎乎，涂满机油的庞然大物。浓浓的机油味，让我感到窒息。回到了父亲房间，我躺在他软软的床上，父亲给我吃了一个很大很甜的桔子。看完了大船，一辆三轮车又把我们拉到了黄浦江畔的海员俱乐部 。这原是外国领事馆的房子，坐在临窗的桌旁，可以远眺黄浦江、外白渡桥和上海大厦。父亲点了几个菜，又为自己叫了一瓶葡萄酒。我至今记得所点的菜里有一只红烧海参。我小时候吃菜很挑剔，望着这一盘稠呼呼，粘哒哒的海参，一口也不肯吃。父亲失望地看着我说：“唉，这么好的东西……”

父亲出生在天津的塘沽，那时塘沽仅仅是个小渔村。父亲是长子，为了养家活口，更为了“出人头地”，父亲选择了跑船这个辛苦而危险的职业。只念过私塾的父亲，全是凭籍着他的勤奋好学与刻苦 ，没几年，他便由一个学徒一级一级地升到了“轮机长”的职位，负责船上包括机器在内的所有 “硬件”。北方人管这职位叫“大车”， 南方人叫“老规”，标准职称叫“总工程师”（Chief Engineer）。这是船上的高级职务，与船长一样，制服袖口和肩章都有四条金杠。临近解放，他所在的香港轮船公司想任他做公司的“总大车”。但是父亲归家心切，和他的同仁驾船回到了上海，这就是当年有名的“北归起义”。父亲谢世多年，我也出国好几年后，上海海运局给父亲寄来一张北归证明，亲切地把父亲称为“同志”。

海员的收入很高。父亲开始跑船没多久，顾家的他就给老家的人买了房子，还买了几亩地，用来养活弃世二叔的一家老小。父亲的确是挣过“大钱”的人，他在解放前夕，最高工资拿到五六百块大洋。那时一个纺织厂学徒工资每月大概是十几块大洋，一个大学教授的月工资是二三百块。我小时候虽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但是大人常对我说的一句话是：“挡风踏浪挣的钱可不容易！”父亲不善言辞，但却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起他的一次危险经历。那时他在一条名叫“盛安”的船上任职，该船被白俄海盗劫持。武装的匪徒，开枪打死了十一个船员，其中包括船长和他的太太。一个船员后来告诉父亲，他看见一个提枪匪徒曾到父亲的房间，因父亲碰巧不在而逃过一劫，这段经历后来被人写进《旧上海的故事》。父亲每次讲他的故事，都会掰着指头数那些被枪杀的船员，我每次都听得津津有味，深被故事中的惊险场面吸引。一个“无愁稚子” ，哪里懂得为身处危险的父亲的安危担忧。直到年事渐长，自己也为人父后，才渐渐体会到父亲这一辈子“挡风踏浪”航海生涯的艰难与危险！最深切的一次体会是几年前和太太乘坐十万吨级的豪华游轮远游。一天我们吃罢晚饭到甲板上散步，暮色渐渐降临，天与海连成漆黑的一片，望之心生恐怖。天刮起风，在浩瀚的大海里，这条巨轮居然也在左右摇晃。一个大浪打在船舷上，发出碜人的沉闷声响，海水飞上甲板，劈头盖脑地浇落在我们的头上。咸涩的海水顺着脸 流进我的嘴里。就在此时我突然想起父亲。那时他们的船只有几千吨，在茫茫的大海上，犹如一片树叶。那时的航海和通讯设备远不能与今日相比，如果机器突然停机，全船一片漆黑，身边是惊涛骇浪，脚下是万丈深渊。身为轮机长的他，肩担多么沉重的责任，心承多么巨大的压力！此刻，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命悬一线”！范仲淹的《江上渔者》诗云：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这正是父亲一辈子跑船生涯的写照。

如今自己的儿子也初为人父。我有一个愿望，就是有一天让他带着他的太太和儿子，随我和他妈妈登上黄浦江畔高高的上海大厦，我们要临窗而坐，从那里可以俯瞰流淌的江水和江边的高楼，点几样菜，叫一瓶酒，我们边吃边聊，让他们听我讲那过去的故事，那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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