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萬維有好幾篇談歷史上周期律的文章。 比如史記博的破解中國的暴力革命周期率， tripod博的中國歷史的周期性等，引起了我的興趣。 史語博文章的重點是“損不足以奉有餘”，即認為貧富不均是歷史上周期的最重要的原因。 tripod博文章列舉了九大定律：象牙筷定律；兔死狗烹定律； 包圍定律； 敵戒定律；朋黨定律； 黃宗羲定律；五世而斬定律；權大欺主定律； 皮毛定律。 我覺得這幾篇都有不足，並沒有跳出古人的概念。 首先，無論國家或社會或公司都有上升和衰落階段，但未見的能構成周而復之的循環， 沒有循環當然也就談不上周期率。第二，要解釋周期率，最好跳出唯相論的角度。如果貧富不均是周期社會最大的原因，就需要解釋為什末在一個朝代前期皇權最盛 的時候，貧富差距比末期小，貧富差距又是如何演變到能顛覆一個朝代的。如果認為皇權強大就能遏制貧富差距，官僚強大就導致貧富差距不斷擴大，也就需要解釋同為人類成員，皇帝和官員為什麼有如此不同的動機。 顯然，上述論述還沒深入到人類欲望動機的背後機制。 其次，按照某些西方學 者的看法，歷史上西方社會或阿拉伯社會或西歐外原始社會也有周期性的問題。 但中國的周期往往涉及社會的大崩潰， 主要表現為“人禍”，而西方學者眼裡的周期多隻涉及社會或國家上升或衰落， 疾病往往是人口大減的主因(也有幾次和戰爭有關)。所以兩者有很大不同。要解釋中國歷史上的周期律，重要的是得解釋為什麼社會周期演變的幅度如此之大，大到“盛世”和“末世”猶如“天堂”和“地獄”。 根據葛劍雄主編六卷”中國人口史“，西漢末年與新莽大亂中，人口從6000萬降至3500萬；東漢末年大亂，人口再從6000萬降至2300萬；隋唐之際大亂，人口從 6000萬降至2500萬；安史之亂後以訖五代，戰禍連綿，人口從7000萬降至北宋初年的3540萬；宋元之際大亂，中國（指宋遼金夏之地總計）人口從 1.45億降至7500萬；元明之際，從9000萬降至7160萬；明末大亂，人口從近2億降至1.5億， 清初順治至康熙初的戰爭損失還有約2000萬。以太平天國戰爭為中心的清末咸、同大亂，人口由4.36億降至3.64億。而辛亥革命後的整個民國時期，盡 管實際上也是“秦失其鹿，楚漢逐之”，戰禍不斷，屬於兩個穩定“朝代”之間“改朝換代”的亂世，人口卻破天荒地出現“亂世增長”，從1910年的4.36億增至1949年的5.417億。 我個人看法，人口演變是中國傳統社會“周期率“的最大原因。 在新朝建立後，除了初期短暫一段，人口增加的速度等於或超過人口增長的速度，隨之人均資源的下降，社會諸集團和集團內部爭鬥日益激烈，外部表現形式之一則 是貧富差距。人口增加的同時帝國機動財力和軍力呈現下降趨勢，最後帝國在外敵內亂中崩潰。崩潰到社會重組的過程中人口大大減少，又為下一個朝代的興起創造 了條件。當然創造條件並不意味新朝代一定能“長治久安”。 西晉，隋朝，南北朝，五代就是很好的例子。 西歐14，15世紀是個很有意思的事情，由於一連串天災人禍，西歐人口減少了1/3乃至一半。以英國為例，14世紀第一個25年經歷了英國歷史上最嚴酷的災荒，14世紀下半葉黑死病又奪走了大量人的性命。人口減少之多，使得勞力價格大為增長，熬過饑荒和黑死病的下層農民破天荒有了和地主貴族討價還價的能力，15世紀成為英國歷史上農民的“黃金時代”。更有意義的是，黑死病之後，英國人口長期保持穩定，並沒有如馬爾薩斯人口論預言的要大幅度增加。英國人口大幅度增加是十七世紀之後的事情，當馬爾薩斯看到歷史上人口演變對工資和資源的壓力，寫出“人口論”這篇名著的時候，英國社會醞釀了兩百年的“進步”終於結出了果實，技術發展和人口增長競爭，由於種種原因，英國避開了“人口論”預言的悲劇，沒有因為人口而進入衰落時期。 中國社會大崩潰人禍天災疾病減少了大量人口。但中國社會人口崩潰有兩個不同的特點。第一，在英國，饑荒和瘟疫的倖存者立刻處於一種有利的競爭地位，可以致力於經濟生產，但中國社會崩潰階段，人口雖然大減，但倖存者無法致力於經濟生產。第二點： 當新朝建立之後，中國人口從未能穩定在朝代初期的水平之上，沒有朝着增加人均生產率的方向發展。 我相信，新朝初期，人口雖少，但個人有較好的營養，農戶有較多的剩餘糧食，可以飼養較多的牲畜。宏觀而言，一個新朝代初期，人口雖然遠遠少於朝代末期，但對外軍事表現往往是一個朝代最高的時期。而在一個朝代末期，人雖然多，但平均營養遠遠不如早期，牲畜用地為人多奪，能飼養牲畜的農戶遠少於朝代初期。在這種情況下，農戶抵抗天災人禍，國家抵抗外敵內亂的能力都大幅度下降。長話短說，人口多並不一定表現為好事。 中國傳統社會不是一夫一妻的社會。富裕的男子可以有更多的法定性配偶，從邏輯而言，家庭平均人口多過普通家庭。中國人均戶口大小應該和富裕程度呈現正向相關。從這點看，即使上層人均消費不變，上層總消費在社會總消費的比例也有自然增加的趨勢。 當然所謂上層人均消費的假定就是一個不太能成立的假定。大體而言，社會入奢易而入儉難。兒童幼年是生活待遇往往成為他們未來計算生活好壞的底線。 因此，人類天生有不斷增加消費的傾向。此外，奢侈風氣猶如一種傳染病，往往從上層向下層擴散，從大城市向小城市擴散，從中央向地方擴散，從宮廷向官僚擴散，由於人們之間的攀比而擴散。 因此中國社會演化的總趨勢是，人口增加，人均資源日益短缺，人的欲望不斷提升，社會各集團之間，集團內部各色人等之間的爭奪日趨激化。 在這種環境下，人性惡的方面日趨顯現，大有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勢頭。中國傳統社會，從來沒有演化出某種禁慾的宗教改革運動，至少沒有能影響全社會的宗教改革運動。因此，社會衰落的勢頭很難扭轉。 比較一個朝代初期，我們可以看到較多的清官，較為淳樸的社會風氣。 這並非因為朝代初期人由於某種奇特的原因，突然變得好了起來，不過是因為他們生活在一個生活水平比較低的社會，社會資源比較寬鬆。從這點看，人的道德後面有更深刻的東西。既然如此，道德淪喪也不是幾句道德空話就能逆轉的。 多數朝代開始時，君臣百姓都是從憂患和貧困中過來的，想”腐化“也都有條件，也有個學習的過程。因此，他們”天生“的就比較道德”淳樸“。
上述是我對周期率的解釋。這種解釋涉及很多細節，比如為什麼中國傳統社會人口增長比歐洲高，又和婚姻制度，繼承制度，社會制度又有何關係，這裡就不一一討論了。 世界歷史上，有沒有不受周期率影響的社會呢？ 有沒有至少不呈現兩三百年周期的社會呢？ 有。瑞士也許就是這樣的社會， 從1291年三州協議開始，至今721年，社會並沒有在自己人口重力下崩潰， 沒有呈現明顯的二三百年周期。 但是瑞士也是付出了代價的。比如中世紀瑞士僱傭軍全歐聞名。為什麼瑞士山民寧可選擇這樣一條賣命之路也不肯毀掉瑞士山林開墾梯田？ 我們不知道。 為什麼瑞士在古典時期能發展起精密鐘錶工業和珠寶工業， 我們不知道。至少歷史上瑞士有相當多民戶可以自制鐘表。為什麼瑞士沒有人認為集權獨裁是解決瑞士問題最好的渠道，我們也不知道。為什麼瑞士人保持了比較樸素的風氣和道德，發展出一種在中國人眼裡絕對是小城市的居住文化， 我們也不知道。至少我不知道。 也還是長話短說，世界上不是沒有能避免周期率的辦法，關鍵是選擇，關鍵是代價，關鍵是眼光，關鍵是得失的權衡。 作為博文，我已經寫得太長了一點，就停到這裡。也算拋磚引玉，還請各位高明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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