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万维有好几篇谈历史上周期律的文章。 比如史记博的破解中国的暴力革命周期率， tripod博的中国历史的周期性等，引起了我的兴趣。 史语博文章的重点是“损不足以奉有余”，即认为贫富不均是历史上周期的最重要的原因。 tripod博文章列举了九大定律：象牙筷定律；兔死狗烹定律； 包围定律； 敌戒定律；朋党定律； 黄宗羲定律；五世而斩定律；权大欺主定律； 皮毛定律。 我觉得这几篇都有不足，并没有跳出古人的概念。 首先，无论国家或社会或公司都有上升和衰落阶段，但未见的能构成周而复之的循环， 没有循环当然也就谈不上周期率。第二，要解释周期率，最好跳出唯相论的角度。如果贫富不均是周期社会最大的原因，就需要解释为什末在一个朝代前期皇权最盛 的时候，贫富差距比末期小，贫富差距又是如何演变到能颠覆一个朝代的。如果认为皇权强大就能遏制贫富差距，官僚强大就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也就需要解释同为人类成员，皇帝和官员为什么有如此不同的动机。 显然，上述论述还没深入到人类欲望动机的背后机制。 其次，按照某些西方学 者的看法，历史上西方社会或阿拉伯社会或西欧外原始社会也有周期性的问题。 但中国的周期往往涉及社会的大崩溃， 主要表现为“人祸”，而西方学者眼里的周期多只涉及社会或国家上升或衰落， 疾病往往是人口大减的主因(也有几次和战争有关)。所以两者有很大不同。要解释中国历史上的周期律，重要的是得解释为什么社会周期演变的幅度如此之大，大到“盛世”和“末世”犹如“天堂”和“地狱”。 根据葛剑雄主编六卷”中国人口史“，西汉末年与新莽大乱中，人口从6000万降至3500万；东汉末年大乱，人口再从6000万降至2300万；隋唐之际大乱，人口从 6000万降至2500万；安史之乱后以讫五代，战祸连绵，人口从7000万降至北宋初年的3540万；宋元之际大乱，中国（指宋辽金夏之地总计）人口从 1.45亿降至7500万；元明之际，从9000万降至7160万；明末大乱，人口从近2亿降至1.5亿， 清初顺治至康熙初的战争损失还有约2000万。以太平天国战争为中心的清末咸、同大乱，人口由4.36亿降至3.64亿。而辛亥革命后的整个民国时期，尽 管实际上也是“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战祸不断，属于两个稳定“朝代”之间“改朝换代”的乱世，人口却破天荒地出现“乱世增长”，从1910年的4.36亿增至1949年的5.417亿。 我个人看法，人口演变是中国传统社会“周期率“的最大原因。 在新朝建立后，除了初期短暂一段，人口增加的速度等于或超过人口增长的速度，随之人均资源的下降，社会诸集团和集团内部争斗日益激烈，外部表现形式之一则 是贫富差距。人口增加的同时帝国机动财力和军力呈现下降趋势，最后帝国在外敌内乱中崩溃。崩溃到社会重组的过程中人口大大减少，又为下一个朝代的兴起创造 了条件。当然创造条件并不意味新朝代一定能“长治久安”。 西晋，隋朝，南北朝，五代就是很好的例子。 西欧14，15世纪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由于一连串天灾人祸，西欧人口减少了1/3乃至一半。以英国为例，14世纪第一个25年经历了英国历史上最严酷的灾荒，14世纪下半叶黑死病又夺走了大量人的性命。人口减少之多，使得劳力价格大为增长，熬过饥荒和黑死病的下层农民破天荒有了和地主贵族讨价还价的能力，15世纪成为英国历史上农民的“黄金时代”。更有意义的是，黑死病之后，英国人口长期保持稳定，并没有如马尔萨斯人口论预言的要大幅度增加。英国人口大幅度增加是十七世纪之后的事情，当马尔萨斯看到历史上人口演变对工资和资源的压力，写出“人口论”这篇名著的时候，英国社会酝酿了两百年的“进步”终于结出了果实，技术发展和人口增长竞争，由于种种原因，英国避开了“人口论”预言的悲剧，没有因为人口而进入衰落时期。 中国社会大崩溃人祸天灾疾病减少了大量人口。但中国社会人口崩溃有两个不同的特点。第一，在英国，饥荒和瘟疫的幸存者立刻处于一种有利的竞争地位，可以致力于经济生产，但中国社会崩溃阶段，人口虽然大减，但幸存者无法致力于经济生产。第二点： 当新朝建立之后，中国人口从未能稳定在朝代初期的水平之上，没有朝着增加人均生产率的方向发展。 我相信，新朝初期，人口虽少，但个人有较好的营养，农户有较多的剩余粮食，可以饲养较多的牲畜。宏观而言，一个新朝代初期，人口虽然远远少于朝代末期，但对外军事表现往往是一个朝代最高的时期。而在一个朝代末期，人虽然多，但平均营养远远不如早期，牲畜用地为人多夺，能饲养牲畜的农户远少于朝代初期。在这种情况下，农户抵抗天灾人祸，国家抵抗外敌内乱的能力都大幅度下降。长话短说，人口多并不一定表现为好事。 中国传统社会不是一夫一妻的社会。富裕的男子可以有更多的法定性配偶，从逻辑而言，家庭平均人口多过普通家庭。中国人均户口大小应该和富裕程度呈现正向相关。从这点看，即使上层人均消费不变，上层总消费在社会总消费的比例也有自然增加的趋势。 当然所谓上层人均消费的假定就是一个不太能成立的假定。大体而言，社会入奢易而入俭难。儿童幼年是生活待遇往往成为他们未来计算生活好坏的底线。 因此，人类天生有不断增加消费的倾向。此外，奢侈风气犹如一种传染病，往往从上层向下层扩散，从大城市向小城市扩散，从中央向地方扩散，从宫廷向官僚扩散，由于人们之间的攀比而扩散。 因此中国社会演化的总趋势是，人口增加，人均资源日益短缺，人的欲望不断提升，社会各集团之间，集团内部各色人等之间的争夺日趋激化。 在这种环境下，人性恶的方面日趋显现，大有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势头。中国传统社会，从来没有演化出某种禁欲的宗教改革运动，至少没有能影响全社会的宗教改革运动。因此，社会衰落的势头很难扭转。 比较一个朝代初期，我们可以看到较多的清官，较为淳朴的社会风气。 这并非因为朝代初期人由于某种奇特的原因，突然变得好了起来，不过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生活水平比较低的社会，社会资源比较宽松。从这点看，人的道德后面有更深刻的东西。既然如此，道德沦丧也不是几句道德空话就能逆转的。 多数朝代开始时，君臣百姓都是从忧患和贫困中过来的，想”腐化“也都有条件，也有个学习的过程。因此，他们”天生“的就比较道德”淳朴“。
上述是我对周期率的解释。这种解释涉及很多细节，比如为什么中国传统社会人口增长比欧洲高，又和婚姻制度，继承制度，社会制度又有何关系，这里就不一一讨论了。 世界历史上，有没有不受周期率影响的社会呢？ 有没有至少不呈现两三百年周期的社会呢？ 有。瑞士也许就是这样的社会， 从1291年三州协议开始，至今721年，社会并没有在自己人口重力下崩溃， 没有呈现明显的二三百年周期。 但是瑞士也是付出了代价的。比如中世纪瑞士雇佣军全欧闻名。为什么瑞士山民宁可选择这样一条卖命之路也不肯毁掉瑞士山林开垦梯田？ 我们不知道。 为什么瑞士在古典时期能发展起精密钟表工业和珠宝工业， 我们不知道。至少历史上瑞士有相当多民户可以自制钟表。为什么瑞士没有人认为集权独裁是解决瑞士问题最好的渠道，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瑞士人保持了比较朴素的风气和道德，发展出一种在中国人眼里绝对是小城市的居住文化， 我们也不知道。至少我不知道。 也还是长话短说，世界上不是没有能避免周期率的办法，关键是选择，关键是代价，关键是眼光，关键是得失的权衡。 作为博文，我已经写得太长了一点，就停到这里。也算抛砖引玉，还请各位高明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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