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年前，他们带着时代的荣耀迈进了大学的校门；29年后，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已成为法学教育的中坚力量。在今天看来，78级法律本科毕业生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神话”。为何78级法律本科生能够取得群体性的成功，成为一种现象？

　　几位长期关注法学教育的研究者为我们分析了其中的缘由，在纪念高考恢复30周年之际，也许能为我们思考深层次问题提供一些参考。 

 78级现象：一个时代的神话

 这是一些在法律界广为人知的名字。

夏勇，西南政法学院78级法律本科生，后以人权和法治理论研究蜚声学界内外，2001年被《中国青年》杂志评为“影响中国21世纪发展的100位中国青年”之一，评选机构对他的评价是：“中国当代最早的人权理论开拓者”、“中国学界成就卓越的法治求索者”。2005年，原来担任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所长的他，被任命为国家保密局局长，成为78级法律本科生中又一位从政的典范人物。

   贺卫方，西南政法学院78级法律本科生，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法学家之一。1998年，他在《南方周末》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复转军人进法院》，引起强烈反响，从此进入大众视野。2001年与夏勇一同入选“影响中国21世纪发展的100位中国青年”。有人总结说，宪政、司法制度变革、法官职业化，是贺卫方布道的三个关键词。“贺卫方的努力，深刻影响了处于‘法蒙昧’时期的中国公众和司法实践者。” 

　　朱苏力，北京大学法律系78级本科生，毕业后曾两度考研，后赴美留学。1992年归国，任教于北京大学法律系。2001年，担任北大法学院院长。直言不讳地指出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法学急速发展之下存在着的问题：过分迷恋法条，过分相信书，有些地方脱离实际，并表示，“我希望改变中国的法学教育”。对于北大法学院，他期望“要有自己的风格”。

　　夏勇、贺卫方、朱苏力，他们只是78级法律本科生之中在法学研究领域的几个代表人物，梁治平、龙宗智、程燎原、王敏远、王卫国、赵旭东、徐国栋、陈泽宪、张建田、于安、齐树洁等78级法律本科生在学界同样有着广泛的影响。 

　　在政界和司法界，78级法律本科生有周强、张穹、黄松有、江必新、胡泽君、李连宁、李少平、朱孝清、柯汉民、景汉朝、石泰峰、高志新、宫晓冰等。

　　在律师界，78级法律本科生有顾培东、王凡、李尚公、夏卫民、谢朝华等。 

　　他们成名的原因各有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78级法律本科生。其中西南政法学院出身的最多，其次是北大法律系。

 这一长串名字在今天的影响已经远远地超出了法律界。 

　　在这些知名人士背后，还有更多的78级法律本科生在默默无闻地奉献着他们的才华。 

　　人们将其视之为神话，归结为一种现象——78级现象。
 

 为什么是78级

 为何78级法律本科生能够取得群体性的成功，成为一种现象？ 

　　尽管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答案，但有一个原因是他们都意识到的：时势造英雄。78级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现象、一个神话，与当时特殊的时代环境分不开。

　　正如清华大学教授、西南政法学院78级的于安所说：“78级读大学时，正处于国家的转折时期，社会需要大量法律人才，他们生逢其时，无比幸运。”

  78级是“文革”后恢复法学教育的首批法律本科生，毕业后自然是新时期法治建设的第一批人才—

 毕业时，留校任教的，是“文革”后最早的法学教育人才；考上研究生的，是“文革”后最早的法学研究人才；到司法机关工作的，是“文革”后最早的具有法学本科学历的法官和检察官；到律所工作的，是“文革”后最早的具有理论水平的律师。

　　著名的法律文化学者、西南政法大学78级本科生梁治平也感觉到了78级的种种好处。“78级是头生子、老大哥，集万千宠爱于一身。”

　　教法律的教师由于十年未曾施展教育才能，对法学教育积压了大量的热情，这些热情首先得以集中释放在首批入校的78级学生身上。 

　　“身为78级同学，我们享有一些‘特权’，一些令所有低年级同学羡慕不已的自由。我很庆幸，一开始就能够生活在一种相对放任自由的环境里面。”梁治平说。 

  许多西政78级学子至今仍记得入校第一天的情形：学校门前的土坡由于下雨后的泥泞致使满载学生的卡车轮子悬空打转，无法入校，最后学生只得下车步行入校。
 

  经常有法学界人士这样问西政78级学生：在这样一个偏远、破旧、狭小的校园里，为什么会走出那么多优秀的人才？78级学生为什么会取得群体性的成功？

　　被问多次以后，西政人除了回答客观的“时势造英雄”的原因外，还会提到“西南精神”。

　　一位学者将这种精神解释为：学术开明、思想独立、治学严谨、厚德重法、生生不息。 

　　而今天的许多西政人认为，78级就读的时间就是“西南精神”的奠基时期。甚至有人将“西南精神”称为“78级精神”。

　　一位研究78级现象的学者说：“正是从78级的学生开始，西政人就表现出一种具有独特气质的精神，他们一边走在泥泞不堪的小道上，一边谈论着他们对时事的惊世骇俗的看法；他们没钱坐车，却步行到重庆的人群聚集地，告诉劳作奔忙的人们‘中国应当向何处去’。” 

　　清华大学教授于安说，78级的学生由于经历了在农村的十年反思，身上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也是他们后来能走向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一特点对于北大法律系78级的学生来说也同样适用。 

  负责为北大78级法律系写“班史”的齐树洁记得，“全班当过兵的有十几人，从农村考上的有二十多人。对中国的国情尤其是基层百姓的生活现状有深切的了解；很多人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远大抱负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

　　朱苏力留学美国回国之后，有人问他：“你为什么没有留在美国？” 

　　“我出国前就打算以后回国。这是一种责任。”朱苏力坚定地回答。

　　多年以后，在北大法学院建院100周年的庆典仪式上，身为院长的朱苏力用诗一般的语言发表了演讲，题目便是“不会忘记的承诺”。 

　　78级自成为现象以来，便吸引了众多的人关注，直到最近，人们才发现78级时代已经过去29年了。

　“近三十年过去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还是78级。我不知道这是一种骄傲呢，还是一种悲哀？”一位法学界人士的发问，将沉醉于78级光荣历史的人们拉到现实中来，“我们还能不能创造一个新的78级神话？” 

   这个问题一经提出，便引起了众多的回应。

　有人说，78级法律本科是一个神话，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前无古人似乎已经是事实，对于后无来者——许多人还有期待，抑或将来还会出现类似的神话？

 对此问题，著名学者、西政78级的陈泽宪坦然回答，“时代背景无法重拟，学生群体特点难以再现，相同的奇迹自然不再。” 

   顾培东有着类似的观点：“西政78级的辉煌——那是历史的际遇，可一而不可再。”

　有人将78级的法律本科生与现在法学院学生的际遇作了对比：读书时，78级因为是首批且数量极少，物以稀为贵，因此“万千宠爱在一身”。而今，扩招愈演愈烈，法律本科学生数量之多已经使教师对学生失去了足够的热情。一些农林院校也办起了法学院，其师资和图书都远远不能满足法学教育的需要。许多硕士生导师也无法再叫出自己学生的姓名，法学本科生更是“舅舅不疼、姥姥不爱”。 

    毕业时，78级学生是最早的法律人才，备受欢迎。而现在法学院毕业生却要面临用人单位的诸多要求，许多学生甚至毕业便失业。

　　面对这种现实，有人断言：“法学院学生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而黑铁时代正在趋近，西政或者其他法学院校的后辈如果再想重演78级精英荟萃现象，无疑是痴人说梦。” 

　　除去客观原因以外，许多精神层面的因素也被认为是78级神话不再重现的原因。首当其冲的便是当今法学院学生的读书劲头和78级学生的差距。许多当年的78级学生、如今的法学院教授常把他们读书的情况和现在学生的读书情形作对比。

   对此，于安教授颇为感慨地说：“20年前，我们没有什么书读，弄到一本书就抢着读，现在他们是有许多书读却不去读”。

　一位法学教育研究者分析：“许多法学院的学生或许并不是不喜欢读书，而是没有时间或顾不上读书：大一考计算机，大二考英语四六级，大三大四复习考研考公务员及参加各类职业资格考试。” 

    29年前，78级学生端着饭碗，看着教室、食堂红砖墙上张贴的各种像“大字报”一样的文章，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今天的大学校园里，各种各样的培训海报、招生广告也构成了一道风景线。 

   29年之间的两道风景线，差别如此之大。

   29年前，78级法律本科生唱着《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聚集在法律的课堂上找回失去的时光，最终创造了神话和辉煌。

   29年后，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已成为法学教育的中坚力量。已经不再年轻的他们再相会，在感叹时光流逝的同时还会提及20年前的神话。

　　只是面对今天法学教育的困境，他们在提及昔日78级创造的前无古人的神话时，又多了一份对现实和未来的忧虑：谁来延续78级精神，谁来创造新的神话？

    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的法学教育，将向何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