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此书的题目The System of Modern Societies就不易译为中文。modern这个词日本人译为“近代的”，中文一般译为“现代”，不过此书主要论及大战之前的欧美社会，按内容译为“近代”较合适；system这个词，日本人几乎用片假名音译，中文译为“系统”还得靠科普性读物（如《走向未来》丛书）的推销，带有“社会系统”的含义，按此书的内容，可理解为“形态”、“关系”。所以笔者把此书译为：近代诸社会形态之系统，总算克服了语义上的难关。在全书序文和第一章序论，作者强调这个题目本身是何等地重要，以及社会一词用复数来表示。这种强调在社会科学中是不正常的，由此可以理解以下的事实：第一，超国家的社会系统并不一定构成复数社会形态；第二，近代各社会形态的成立并不是无规律可循，而有一个明瞭可视的统一体系，其中的各单位既互相分离有互相依存（当然，这里所提的依存也包括冲突与纷争）。

　　此书是自韦伯以来执社会学界牛耳的结构功能主义大师帕森斯（T. Parsons，1902-1979年）为“现代社会学基础丛书”（17册，英克尔斯主编）所撰写的第二册读本。帕森斯本来已经为丛书出版了《以进化与比较的角度看社会形态》(Societies, Evolutionary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涉及时代较广，但限于篇幅却无法对近代社会展开其得意的AGIL图式说明，只好又加上此书独立成册，也表明了帕森斯在当代的影响。实际上，正如英克尔斯（此丛书第一册《社会学是什么》即为其所撰，已被译为中文）在“编者按”中指出的那样：战后二十年来社会学（主要在美国）作为一门实证科学（以社会调查等方法论的革新为标志）迅速发展，已经不可能由一本书来包容了，而以一套丛书来描述社学的全貌，其中心线索就是社会系统论，研究的视角多样化表明了社会学的成熟，虽然社会本身是一个整体。

为什么近代社会形态只出现在西方（指地中海以北的西罗马帝国之后的基督教世界）和除了殖民地或全盘西化的日本（帕森斯并不太了解日本）？是否还有别的途径达到现代化？是此书的命题。正如摩尔根（1818-1881年）解明了古代社会里人类进化的机制，帕森斯把经过数世纪的复杂过程而达成的近代各社会形态的系统也看成是人类进化中的一个重要飞跃。那么，近代各社会形态比别的各社会形态适应能力优越，且又只出现在西欧，是否带有文化偏见呢？不，帕森斯认为：（1）社会形态的适应能力并不是人类价值的至上目的，（2）将来的社会进化展开有可能出现在西欧以外的社会文化中（帕森斯可能对苏联留有余地，对中国却很无知），（3）异文化之间的交流会促进社会的变革。   

正如康德、孔德、马克思这些思想大师在展开他们理论的同时被迫制造新的概念（术语）或方法论一样，帕森斯在第2章“理论的指导”中以近五分之一的篇幅概略其在《以进化与比较的角度看社会形态》中详细展开的方法论，抽象地说明成功地达到近代市民社会的西欧，其社会行为（另一个帕森斯术语！）之下的四个体系（机能）：社会（统合），  文化（平衡），性格（目标），行为有机体（适应）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浸透）比别的社会形态（如古代犹太社会，古希腊社会）更适宜进化。现在看来，帕森斯的方法论（以及术语）并没有被广泛接受，一方面因为社会本身并不是非用帕森斯术语不可观察，另一方面也表明其方法论的欠缺。例如他很琐碎地用洗衣机的例子说明社会系统之间的相互制约性（cybernetics，原意为掌舵，现多译为控制），使社会学人士们很苦恼。如果略知一些电子线路，计算机原理的知识，可有助于理解。其实，维纳（控制论），申农（信息论），贝塔朗菲（系统论）已经提供了更科学的方法论，我们到也没有必要责怪帕森斯，借用“扬弃”这个词，更该要求自己能有新的体系容纳前人的理论成果。例如，一般的法学理论倾向于把法的规范有效性归于国民合意认同，把法赋予道德的基础，但是很明显，道德并不直接构成法律，现实的法律勿宁说有不少是直接违反普通生活道德的。帕森斯从社会结构与功能的视角说明法律的正当性的同时也承认法律中必然含有的罪恶性（支配），“实际上，政府对军队、警察暴力的独占，已经成为衡量一个机能高度分化社会的统合程度的主要尺度。不仅如此，为了达成集团的总体目标，只有政府才被授予（实际是强夺）达成集团总体目的的行动资格，任何胆大地妄想从事这个职能的机构，实际上就发起了革命。”不过作为韦伯的忠实继承者，帕森斯本人也不愿进行“价值判断”，自从杜尔凯姆的《社会分业》以来，从事社会学（以及其他任何学科）行业的人都明白其自身在现代高度分化社会中所可能占有的地位是多么的渺小可怜，再不会出现圣西门那样的天才来规划社会未来了。

克服方法论的艰深，接触到具体的历史论证，就可以吸取许多新颖的知识和见解。不同于今天的美国社会学界（只知美国不知有世界），帕森斯去欧洲接受了严格的欧洲式“教养”，在第三章“近代社会形态之前的社会基础”，第四章“近代社会系统的最初结晶”中充分显示了令其同行们叹为观止的宏厚功底，特别受韦伯的启示，对宗教（天主教与新教）的结构与功能作了出色的阐述。“广义地讲，基督教的社会组织成为古代西欧社会与近代社会之间的主要桥梁。不过，为了促使社会进化顺利地展开，基督教还需要有效地连接世俗社会的战略据点，这样的据点，按韦伯所强调的那样，由欧洲的都市共同体提供了。”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都是在这样的图式中以获得新的诠释（完全不同于我们接受的“黑暗的中世纪”之类的教条），以至于帕森斯宁愿认定十七世纪与宗教关联的社会共同体内的规范化展开，而不是十八世纪的民主主义或产业革命，带来了近代各社会形态的开端。不用提，这种进化的典型就是英国。十七世纪末英国在欧洲社会系统中成为最高度机能分化的社会，超过了以前的任何社会形态：（1）新教公认教会制度（英国国教会）容忍多教派存在，打破了欧洲传统的宗教、政府与社会共同体“三位一体的形态；（2）英国社会中形成了关于宗教、科学、哲学等一般理性知识的共识，培养了牛顿、洛克那样的思想家（与此同时，阿尔卑斯山以南的天主教传统的地方还在拼命封杀异端，如烧死布鲁诺）；（3）社会共同体（主要指具有代议制功能的各种组织，构成下院议会的基础）与政府组织间的机能分化促进了国民国家的确立；（4）英国的普通法（或译为习惯法）比别的欧洲大陆法系更明确地区分出诸如政府的义务、社会共同体成员的地位、国王大臣的权限等等。所有这些都初步确立了近代社会之基础——市民权，为产业革命的展开准备了适当的社会基础。产业、商业界坐收政府与议会之争的渔夫之利，终于达成亚当.密斯追求的“自由放任”之最佳经济环境。

    市民权的确立除了“群己权限”（严复语）的区分之外（主要指言论、集会、出版的自由），还必须通过获得普选权（一人一票，秘密投票）来从制度上获得保证，这一阶段的展开最终由法国大革命来达成，宣告了近代社会形态在西欧的胜利（第5章“社会矛盾与革命的解决”）。对于英国（产业）革命的理论几乎没有什么争议，但英国人喜欢说，法国大革命死了那些多人不如英国“光荣革命”高明。联想起中国与苏联的变革，前者更符合英国革命的过程（所以香港的转换如此引人注目），持不同政见势力（社会改进运动）以监禁、流放为归宿，中共的专制权利也被迫只紧抱行政强权，坐收渔夫之利的是经济界、宗教界与地方势力……。但是，历史告诉我们，法国大革命才确立了近代社会形态的政治原则（如人权宣言，平等自由），也保证不彻底的英国式革命不至于被葬送。那么，中国社会变革的必然归宿，也只有在达成了这些基本原则后才能说：中国的改革，并不是为了“改善党的领导”（“改善”的目的在于坚持，如果不能坚持的话，“改善”也是多余的装饰了），而是为了把约占世界百分之二十的人口纳入现代世界的社会形态中，我们没有理由、没有必要嘲笑俄罗斯民族的苦难（这个民族如果没有核武器的话，恐怕早被瓜分了！）。中华民族自身至今并没有获得一些最基本的现代社会市民权（如言论集会、出版的自由）。

    此书四分之一的篇幅论述美国社会在各个方面都达成了广泛的制度化自由（第6章“新型领导国家与现代社会的现代性”），指出在市民权确立的最终阶段的展开——福利社会的实现方面，美国实际上比别的国家更符合社会主义的平等理念，特别是教育革命，彻底改观了过去社会中的不平等构造。帕森斯对于非西欧、非殖民地而达成现代化的日本抱很大的（文化）期待，预言日本会成为世界上最重要国家（第7章“对立文化的出现”）。当然，论及教育（学历）与社会形态的关系，日本是最佳的分析样本。笔者曾进行过定量的分析（大阪大学硕士论文“社会地位的测定与阶层构造的分析”），这里只想提及：教育在促进社会平等的同时，又成为新的不平等的中转机构，教育机构（主要是大学）本身也构成并不民主的国家权利的一个重要部分。帕森斯的系统方法论忽视了外部条件的作用，因为日本的现代化离不开殖民战争的掠夺、离不开亚洲受难的历史。再看整个西方，连苏联的强权也离不开世界霸权，但内部独裁（特别是独裁政党内的选任危机）阻碍了苏联成为现代化的社会形态。期待中国向苏联的挑战会迫使苏联认识到与西方在文化上的共同性而转向西方，明显地表明了帕森斯理论在地域上的局限性。虽然，他可能是受黑格尔的观念论影响力图审视全部社会进化史的最后一位美国社会学家了。

    墨顿从方法论上声明社会学最多只能从事“中范围理论”的研究，实际在学术界却越不出“小范围”的实证考据。最权威的「美国社会学评论」上，没有数据表格就不会得到发表，各种社会学学会也首先优遇那些带计算机运用的论文，在普通的学会上，整个会场的气氛都（近乎低庸地）津津有味地争论那些属于手稿阶段的技术枝节，“最权威”的社会学者其实不过是（按照一定的操作规范）占据了权威大学的社会学讲座位子，更容易靠近权势（政府、新闻媒介）罢了。而且，这些构成社会学（以及任何其他学科）正统权威的势力实际上已经从制度上阻碍了无权势，无职业的马克思、孔德那些的思想家来重新规划社会，重新创建有生命力的社会学（以及整个社会科学）。如果社会学在它逐渐成长（增大对社会，对政府的发言权）的同时必然地堕落为政府权力的可怜的附庸的现实是不可救药的话，社会历史本身却呼唤着新的人类知性的产生，让我们共同去追求真理，期待着新社会哲学的到来吧！

赵京，1993年5月9日，静冈县三岛市，1994年6月发表于美国《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