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文灿 张龙志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农业教育家、畜牧学家、养猪学家。曾任山西私立铭贤学院代理院长，山西农业大学校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届、第五届代表，全国科学代表大会先进工作者，全国劳动模范。龙志先生曾于1959年和1978年两次主编全国农业院校《养猪学》教材。 龙志先生最大的贡献之一是在上世纪50-60年代国民经济“三年大饥荒”时期，在粮食饲料极其匮乏、科学研究条件极其简陋、政治运动不断干扰的艰苦卓绝环境下，带领团队经过多年20多个不同组合筛选对照，首次发现在农村中等营养条件下，用我国南方猪（内江猪）改良北方猪（马身猪）杂交可以获得较大杂交优势，二元杂交猪日增重为北方猪的140%，优于外国猪种。如果再加上外国猪（巴克夏猪）的三元杂交猪日增重为北方猪的154%。此项成果经过多年在山西和华北地区大面积推广，大受农民欢迎，如雪中送炭，解决了直到国家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粮食过关之前的重大时代难题，被誉为中国杂交猪之父。 龙志先生于1910年出身于一个中医世家，自幼受孔孟之道熏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他少年丧母，曾经失学在药店当伙计三年，在19岁那年他为了圆求学之梦，逃婚离家出走，步行千里到孔祥熙先生在山西省太谷县开办的“铭贤中学”半工半读求学。由于龙志先生没有入学手续，开始以一个扫地工落脚，是他坚持冬天在窗外听课感动了授课老师才得以破格入学。他连续三年被评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而且名字上了学校的铜匾。 受教于“学以事人”和“真知力行”的铭贤精神，他孤身自力，考入著名的北京燕京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并获得学士学位。1945年获得国民政府资助赴美留学机会，当时抗战交通条件艰苦，日军轰炸封锁了太平洋航线， 1945年4月他们由四川宜宾坐美军运输机飞越“驼峰航线”到印度丁江，等了近一个月才由加尔各答改乘美军格里来将军号运输船，经印度洋、红海、苏伊士运河、地中海、大西洋，经过3个多月的旅途才到达美国中西部的IOWA大学。1947年底在IOWA大学获得动物生产硕士学位回国。 当时龙志先生回国之后，同时得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中央大学等十几所大学农学院的聘书。因为一心想回到母校铭贤报恩，龙志先生回到四川成都铭贤学校担任畜牧系教授、系主任。奉行“先立业，后成家”龙志先生，38岁才结婚成家。 解放后龙志先生饱受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极左”路线干扰，经历了抗美援朝、思想改造、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大跃进、反右倾、三年灾害、四清等一系列运动的审查和考验，但是他还是逆来顺受，在运动间隙创造条件，见缝插针地进行科研教学并作出了卓越贡献。龙志先生被评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5年12月与陈永贵、李顺达、申纪兰等一道代表山西省出席人民代表大会，受到毛主席的接见。而他的命运在接踵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却与如日中天的陈永贵有着天壤之别。 在文化革命九死一生的岁月里，龙志先生受到大字报批判、批斗、游街、抄家等种种迫害，个人和科学研究资料损失殆尽。曾经多次不堪凌辱，忍无可忍，痛不欲生。他夫人曾桂琴先生曾经一再劝告他“我相信你没有问题，你怕啥子嘛？真金不怕火炼”。“你一了百了走了，丢下三个上中学的儿子，让我怎么办？”。龙志先生不愿意自私地为了个人的解脱一走了之，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和家庭责任，勇敢地选择了更为艰难、更为智慧的生路。 与全国一样，山西省文化革命由开始的“一斗二批三改”进化到两派斗争，由“文斗”进化到“武斗”，很快就由1967年的冷兵器长矛大刀发展到了热兵器长短枪和地雷、手榴弹。1968到1969年，学校的火炬和红旗两派分别占领了主楼、水塔和其他主要建筑，实行了武装割据。学校里每天高音喇叭、枪声、地雷和手榴弹的爆炸声不断。大部分人已经躲避不在，留下的人也家家修筑了工事，用砖头和床板把窗户挡起来，防止冷枪和爆炸物。龙志夫妇也把自己的三个儿子遣散了，老大到太谷牛徐农村，老二和老三到了陕北榆林老家。 1967年起，龙志先生被勒令到学校南部、他一手创建的实验猪场劳动改造喂猪三年。他每天从家里出发到劳改上班的地方有2-3里远，要经过两派武装割据的交叉点，非常危险。1969年3月9日上午，两派发生枪战，从太谷县火车站一直追打到农学院五楼火炬一派据点，打死了太谷纱厂一名工人和太谷中学一名学生。农学院农学系主任，曾经留美的黄率成教授正在麦田劳动改造，被流弹击中腰部，惨死现场，至今没有找到凶手。龙志先生那天从水沟爬过一段危险地区，回到家里，满头是大汗，浑身是土，发现跟随多年的怀表也丢了，他心有余悸地说，“消财免灾，消财免灾”。 龙志先生的工作是顶班饲喂母猪，要割苜蓿，煮饲料，挑担饲喂母猪，还要为母猪接产，管理小猪，要完成生产定额，工作量很大。那时候粮食供应非常紧张，大人每月的定量也只有26斤，试验站的猪还是享受文革之前省委为龙志科学研究特批的一天一斤玉米的供应，比人的定量还高。龙志先生不仅起早贪黑，兢兢业业完成定额，而且每天中午冒着酷暑严寒，拉一个平板车，到处大量采集青草，树叶，和菜叶喂猪。几年下来，他不仅超额完成了一个工人生产指标，还为国家节约了几千斤饲料。如果按照10-20斤青草、树叶转换一斤玉米计算，龙志先生那几年至少额外收集了几万斤青粗饲料。龙志先生实际上完成的是几个年轻人的工作量，考虑到已经年近六旬，身体又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疾病，那些工作成绩确实来之不易。 如果文化革命的目的仅仅是将龙志先生这样的旧知识分子改造成普通劳动者，他已经做到了并且完全进入了角色，他晒得漆黑，两手老茧，穿着褪色的衣服，戴一个草帽，身上散发着猪圈的气味，活生生的一个老农。他住在猪场，三年没有休息过一天节假日，每天就喝三顿玉米面糊糊就咸菜，和普通工人的唯一区别，就是有时回家看看报纸和《参考消息》。因为那段时期学校武斗，属于无政府状态，两派文攻武卫，无暇顾及他们这些“牛鬼蛇神”。龙志先生的身体状况反而也比较好，客观上就为下一段史无前例的惨烈审查做好了准备。 《劳改喂猪》（文革前三年，1966-1969） 一夜落难为下人，从头学起作小工。 顶班喂猪尽心干，年老体衰敢比拼。 倾盆汗水洗旧过，滴滴心血铸新身。 寒夜接产千堆火，酷日拔草万担青。 菜帮树叶野花草，一株一叶注深情。 母壮仔肥超定额，节约精料数千斤。 蒙冤岁月知雅量，危难时刻见信心。 显然，仅仅劳动改造太便宜了那些牛鬼蛇神，在“制造敌人”的疯狂年代，对龙志这样的“反动学术权威”，文化革命不仅要在“政治上、思想上”批倒批臭，“组织上”彻底清除，还要在“历史上”深挖细找，网罗罪名，彻底将他们置于死地。 1969年7月23日，中央派颁布山西两派停止武斗的《7.23》布告，军队进驻了武斗据点。武斗结束后，文革也重新走向了“正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了。他被告知，猪场劳改正式停止，今后集中精力交代历史问题。虽然在解放初的 1955 年间经过肃反隔离审查已经做出了相信自己交代的结论。在经过时隔近 15 年的历史考验后，还是要对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再过滤一遍，龙志先生再次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所不同的是，此番审查交代更加严酷，批判斗争更加惨烈，政治空气更加窒息。用当时的话语，叫“刺刀见红”。 作为学校数一数二的“大案、要案”，按照“美国特务嫌疑”和曾经加入“国民党”的猜想，龙志先生被批斗四次，隔离审查两次，甚至受到连续日夜逼供和体罚，他的生命也受到有生以来最为严峻的心灵和肉体考验。在得知一位讲师自杀后，龙志先生非常痛惜，在1970年2月1日日记中写道：“在我看来，要经得起审查，国家干部应该受审查，有严重罪恶的人更应该受审查。自己如果有罪，应当老实交待，争取重新做人，自己如果没罪，群众不会审查自己。万一你认为你没罪，那么你怕什么，真金不怕火炼。况且毛主席教导说，“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那是他们夫妇在走投无路时的唯一希望，在黑暗冬夜里的一线光明，也是他们在生死关头互相鼓励、坚持到最后胜利的勇气和力量。 龙志先生实在左右为难，不交代新东西说你态度不端正，不老实，抗拒运动；硬是无中生有又会引火烧身，罪加一等，甚至殃及他人。龙志先生被逼迫实行白天晚上 24 小时的轮番审问和交代，有时加温度，站在板凳上；有时罚站认罪，一连几小时低头对墙。真怕他老人家顶不住，或是自杀，或是胡诌乱编，自讨苦吃，连累别人，真不知道龙志先生那几个星期是怎么熬过去的。他在1970年2月2日参加太谷县“宽严大会回来，看到一些从宽的例子，深受启发，在日记中写道：“再谈谈我参加国民党的问题，我如果参加了，这个罪行在我的罪恶事实与活动中算不了什么，也不过是狗屎堆上加上点尿，不会因此而就罪大恶极了。叛徒、特务、有血债的罪犯都相信党的政策，坦白交待了，自己如果有这个政治身份反而抗拒，我不会糊涂到如此程度。问题是，谁介绍你参加的，填了什么表格，还有谁参加，你为什么参加，有何罪恶活动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交待不出来。”龙志甚至和专案组的小将打赌说，等待有人揭发他参加过国民党，随后又被批判他认罪态度不端正。 那真是一场意志的磨炼和较量。不过他老人家也有老主意，知道他们也没有证据，所以比较坦然。他宁可受罚也不胡说，更不连累他人。清队把解放后 20 多年的整人推向了巅峰。显然，龙志先生在解放后历次运动中每次都不能逃脱的“老运动员”经历帮助了他再次渡过这次毕生最大的难关。因为经过肃反和历次运动，龙志知道虽然群众按照种种罪名审查自己，共产党最终还是会排除种种“假设”，重证据，讲事实的。 在1970年春节之前，经过20多天的隔离，审查他的专案组发现龙志先生口供前后一致，态度诚挚，心地坦然，而且睡觉时酣声如雷，才觉得他不会隐瞒重大问题。他们终于被龙志先生磨败了，开恩让他回家“继续交代严重历史问题”。虎口逃生的龙志先生回家后，见到亲人，竟然百感交集，第一次在孩子们面前留下了眼泪。他在日记里感谢毛主席，像文革中其他被审查的人那样，能够活着回家，就一定要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如苏东坡所言“天下有大勇者 ，猝然临之而不惊， 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 ，而其志甚远也。”， 且用一首诗，赞叹龙志先生临危不惧的勇气： 《求生有道》 （清队第一年，1969-1970） 文革深入两派分，文攻武卫硝烟浓。 军管戒严息战火，革委清队来势凶。 历史现行立百案，留美教授首其冲。 四番揪斗陷狼窝，口诛笔伐轮番攻。 俯首弓腰洗耳听，条条罪状触灵魂。 两度隔离落虎口，昼夜逼供烤高温。 久罚高凳几晕厥，绝不违心写伪证。 玉碎遗恨徒加罪，身全载爱恩后人。 求生有道理开路，屈死无辜冤断魂。 宁为公职身殉道，不为私冤枉轻生。 真金不怕烈火炼，清白何惧妄罪名。 漫漫长夜终有尽，强大内心化坚冰。 春节解禁呼万岁，重会妻儿泪沾巾。 按照龙志先生日记，山西农学院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学校一共立案审查96案。在经过近一年审查 5次宽严大会后（1970年7月14日），已经定案解放92例，龙志先生翘首以待，心急如焚，而他其实连一个国民党员都不是，实际上是无案可定，他与几位留美教授的专案却因为“美国没有解放，不能调查”，被挂了起来。 龙志先生留下最为珍贵的史料乃是在文化革命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亲笔撰写的200多篇日记，日记是在第一次隔离审查（1970年1月15日）开始10天之后的1月25日开始，主要是在被隔离后面对冷冰冰的专案组人员，需要一个倾诉情感的对象，如果万一遇到不测，也留下一些文字给后人和历史。当然他也没有利用日记发泄不满，那样无疑会如“灯蛾扑火，自取灭亡”，因为文化革命最需要的就是“反革命”。日记把读者带回那个疯狂年代，原汁原味地详尽纪录了一个留美教授在长达两年时间里被诬陷、被审查、被劳改，被打入另册和全家受到株连，度日如年、浴血拼搏的心灵路程。 龙志先生与其他几位最后没有定案的留美教授一直留在劳改队继续审查交代问题，而他们的孩子们也因为龙志先生的问题“没有定案”而受到株连而被迫插队。为了配合审查，争取早日定案，龙志先生拼命劳动改造，甚至在寒冷的冬夜为了母猪接产而睡在在矮小狭窄的猪圈里。 对龙志先生的审查，终于在补发被非法扣除工资5个月之后的1971年2月20日解除，他在那天写了最后一篇日记。他终于成为“革命群众”一员，恢复了小组活动和参加大会小会资格。 清队前后，学校有多位老知识分子因为种种原因去世，包括著名的留美大豆育种和生物统计专家，山西农学院院长王授教授；留美经济学家、原铭贤学院董事长兼司库刘惠芝教授（在劳改中心脏病突发，救治不当）；农学系主任，留美小麦育种专家黄率成教授（武斗被流弹打死）；留日养马专家朱先皇教授（被外调人员毒打后卧轨自杀）和果树育种专家贾麟厚教授等。龙志先生再一次幸运地大难不死，熬过了他人生最大的一次劫难。 且用一首诗来赞叹龙志的“持久战”精神： 《挑战厄运》（清队第二年，1970-1971） 百案皆定留孤影，愁云窒息霜雪鬓。 政治标签累妻儿，代代株连何时尽？ 为永翻身暗立志，挑战厄运勇冲锋。 夏夜守场卧麦秸，大地当床天作蓬。 冬夜护仔伴猪眠，梦中就义与狼拼。 蒙冤愈深愈奋进，天若有情也动容。 位卑未敢忘忧国，魂系我爱爱我人。 三尺猪舍洒碧血，万言日记录心声。 唯有疾风知劲草，更值乱世识忠臣。 才俊含冤英年逝，铁汉天磨绝地生。 在文革漫长岁月中,龙志先生被加以种种罪名打入冷宫，为了在政治上世世代代翻身，龙志先生尽心尽力改造自己，甚至不惜以身殉道，不断编织着一个个“入党”和“英雄”的美梦。 而使他最痛心疾首的两件事就是他被剥夺了为人民工作的权利， 二是他的孩子们失去了受教育的权利。1971年夏天，清队刚刚结束，“恢复自由倍感恩，惊魂稍定渴立功”的他又花了三个月主动到全省各地调查猪种资源，那时交通条件很差， 许多地方不通公交车，有时他们要步行50-60里路。保护了濒于灭绝的山西“马身猪”，并且于1972年与助手一道写成“猪的杂交与育种”一书。最终，他竟然美梦成真，被学校评为思想改造积极分子。1972-1974年间，在校内外多次为教职工、学生和华北地区养猪会议上为会议代表做报告。 《愚公移山》 五年群专入冷宫，精神肉体山双重。 一线生机博转机，跌落谷底勇翻身。 埋头苦干做愚公，身睡窝棚梦英雄。 天天难过俯首过，步步艰辛躬身行。 滴水穿石修正果，山移水转梦成真。 独信苍天知我心，讲述磨砺谈笑中。 1972年5月，在完成调查任务和《猪的杂交与育种》一书后，龙志先生和夫人请假回了一趟老家陕北榆林，住了20天。那是龙志先生从1929年19岁离家之后，43年以来第一次，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他感叹“物是人非”，老家的房子还在，人都彼此认不得了，他父亲张昆明也去世20多年了。 在文化革命后期1975年，65岁高龄时，文革后期心力交瘁、刚刚恢复了系主任职务的龙志先生又遇到新的挑战。由于四人帮“学朝农，办分院”的邪风，龙志先生被分配到千里之外，偏远寒冷的雁门关外大同县落阵营农村，创建雁北分院。龙志先生经过思想斗争，临危受命，作者有幸作为教辅陪同龙志先生到雁北分院。在离开太谷农学院之前，龙志先生依依不舍，他并没有因为被“扫地出门”而耿耿于怀，把自己打入另册，而是利用走前“三不管”机会，冒着“复辟、回潮”的危险，给全校学生们作了一系列的“杂种优势的基因基础”的学术报告，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因为“基因”在当时还是一个全新的分子生物学概念。 虽然雁北学校教学科研条件差，龙志先生却不顾年迈多病，在雁北地区和全省开展了“山西黑猪”育种工作和杂交猪的普及推广工作。他单枪匹马走南闯北，从雁门关外至汾河两岸，在晋阳大地行程万里，在全省办了近30期训练班，培训了几万人次。极大地推动了山西省科学养猪事业。 其实从文化革命之前，龙志先生的高血压、心脏病和肺气肿已经患病多年，到文革后期清队时，病情更加严重，有时血压高压达到280-300mmHg，吃药之后也下不来。早在1972年，他就因为高血压被山大二院下过病危通知。龙志先生知道自己不知道那天会倒下来，只不过他与时间赛跑，将生死置之度外，时时刻刻准备“以道殉身”，倒在旅途中，倒在讲台上。也许正是他的拼搏精神感动了上苍，死神多次与他擦肩而过，他竟然一次次奇迹般地活了下来，继续为他的养猪事业谱写新的篇章。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邓小平主政，科学春天到来。龙志先生由于成绩突出，他被选为“全国科学大会”先进工作者和雁北地区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金子总要发光，经过文化革命10年的浴血奋斗，龙志先生终于做到了“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从那里摔倒，再从那里爬起来，再次被评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且用一首诗来赞叹龙志在雁北的峥嵘岁月： 《雁北行》 风云突变办分院，父子离乡贬边关。 年迈体衰心尤壮，师生话别心尤连。 梅花独秀白雪美，青松笑迎朔风寒。 西口古道留足迹，塞外战场建校园。 雁门关险知忠勇，金沙滩漠显才干。 大同基地育新种，天镇现场推暖圈。 万里单骑巡三晋，倒在讲台也心甘。 心涌清泉涤病患，道生公义守平安。 春雷一声正乾坤，天下儒生遂心愿。 暮年迎来夕阳红，孤雁归巢喜团圆。 1978年龙志先生从雁北返回母校， 和太谷家人团聚，并且担任山西农大校长。历尽近30年的生死磨难，终于实现了毕生追求的“科学救国”梦想， 在他已经年近七旬时，才盼到了安安心心做学问，从事教学与科学研究，著书立说，带研究生的一天。龙志先生积极开展中美文化交流，主持全国“猪杂交优势利用”攻关课题，解决在新形势下学校发展的种种难题，以及人民生活对瘦猪肉不断增长的需求中的科研课题。他于1978年再次主编全国统编《养猪学》教材，他主持的《山西黑猪》也于1984年获得品种鉴定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成果奖。 龙志先生于1984年从校长位置上退了下来，他那时已经74岁高龄。因为国内那几年全国农业和养猪业形势发展很快，他这个全国的“猪头”也要从过去几十年来“以青粗饲料为主，适当搭配精料”的“穷养猪”旧方法，过渡到以玉米大豆为主的“富养猪”的饲养方法和集约化管理方法，包括大量介绍和引进美国的大型瘦肉型品种，也就是他40年之前在美国学习的那一套遗传育种和饲养管理方法才真正能够派上用场。 1986年9月，龙志先生积极准备为在10月份北京第三次全国《养猪学》编审会议的准备工作，6日清晨，龙志先生与助手郭传甲教授约谈了会议的准备情况。龙志先生突然觉得一阵头晕，就静静地躺在了床上，停止了思想，再也没有醒来。潜伏在他身上多年的“脑中风”终于发作了。对于这突如其来的一刻，虽然龙志先生多年来心里早有暗示，但大家都没有充分的准备，宛如晴天霹雳，痛定思痛几年之后，始知斯人已去，生命可贵，脆弱无常，顷刻之间就会生死两茫，天人永隔，亲人间便永远没有相会机会了。也就是在几十年之后，才理解龙志先生一生中无论在任何不利形势之下都排除干扰，争分夺秒地为人民工作，而且为他的孩子们在文化革命中无所事事，虚度年华而心急如焚，因为光阴如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更何况人生苦短，转眼就是百年，不知道那一天生命就会结束。 龙志先生活的时候就是一个正直、简洁、果断、坦荡、积极向上的人，龙志先生走的安详、痛快、无忧、无愧、无惧，没有太多的痛苦。实现了他准备多年“以道荀身”的遗愿。 在龙志先生去世近20年和山西农大建校100周年之际，学校于2005年10月为龙志先生竖立铜像，发生了“师生共弹重逢泪，天人同庆化秋雨”的动人场面。 作者总结龙志先生“顺天应时多仁智，若水如山悟道深”。 龙志先生一生执着地追求、学习、感悟、掌握、坚信、坚持真理，不断克服重重困难，超越一个个难关，不断攀登科学技术高峰。他经历了近百年国内重大历史变故的历练，甚至几度个人生死考验，他都能够一次次面对逆境，化险为夷。面对重重政治和经济困难，正是他对科学的那一份执着追求，成就了他的事业；面对文化革命十年政治黑暗时期的精神打击和肉体迫害，也正是他对于真理的那一份执着坚信和坚守，挽救了他的生命，完善、成就了他的人生道路，终于迎来了国家、人民和人生的春天。 龙志先生一生忠烈，视死如归。他的“成仁之道”不仅体现他在文革“天下无道”的黑暗年代里“宁可就义身殉道，不愿含冤枉轻生”的决心、信心、胆略与智慧，更表现在他暮年不惧死亡、穿越死亡的精神境界。在他临终“我的自传”遗文中披露如果自己倒在讲台上：“为事业而死，不是比泰山还重吗！如果一个人死了，其他开会的同志们一定会拿起接力棒奋勇前进！再接再励，那么对死者来说，他已鞠躬尽瘁，死得其所，不是虽死犹生吗！”。他最终成就了他人生的最后一个梦想。 龙志先生一生追梦的成功与成就是因为他的思想和行为符合了几千年人类文明所沉淀的真理之道。其中主要有感悟领会，潜移默化几千年我国根深蒂固儒家文化“孔孟之道”的精髓，也受到西方“耶稣之道”和“铭贤精神”的影响。当然，也不能不提到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毕竟龙志先生的后半生是在那样的政治氛围中渡过的。这个“真理之道”就是作者力图总结和弘扬的核心思想和精神灵魂。 《君子龙志》 儒生龙志身寒门，少小失母少知音。 边城婚约留不住，千里求学离榆林 抗战求学到中大，母校执教识桂琴。 远洋留学延婚期，跨洲苦恋月传情。 铭贤之子回铭贤，遥拜高堂庆晚婚。 顺天应时多仁智，若水如山悟道深。 接踵审查无所惧，运动间隙插探针。 遗传营养新突破，人大代表进京城。 文革蒙冤百宗罪，清队添愁千朵云 惊魂稍定赴边村，八千里路查猪种。 雁门关外寒冬雪，晋阳大地暖春风。 十年长夜终有尽，一声春雷国家兴。 暮年荣归铭贤地，科教兴校担重任。 育成新种成史命，保留土种记头功。 勤育桃李满天下，主编教材创意新。 心血滴尽凌云去，久愿成真道殉身。 朝夕相处竟永诀，生死相思欲断魂。 再应召唤入铜像，天人共庆泪倾盆。 回首百年书长卷，相会悦在无言中。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 “尽心上”》 1970年3月31日龙志为了帮助另外一个工人胡青莲接产，他生平第一次在狭窄、矮小（大约3-4平方米）的猪舍中与临产母猪头对头睡觉。经过实践和自我批评，龙志联想到自己过去设计的猪圈脱离实际等问题，那天日记披露了当时的情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