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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龙生于罗马尼亚，祖籍匈牙利，流行病学专业医学博士，1982年来到加拿大。头十年作为医学专家在研究机关工作，1993年进入阿尔伯塔省政府卫生部工作，2009年卫生部成立直属部长办公室（office of the Chief Medical Officer of Health, Health and Wellness），经验丰富、功勋卓著的盖大龙同志自然成为该办公室的特别科学顾问（Senior Science Advisor）。

除去工作关系需要周游列国之外，大龙自己也酷爱游山玩水。他说这个蓝色的星球上七大洲中除了南极洲他还没有踏上之外，其他六个大洲都留下过他的足迹。

中国，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出现在了大龙的生命中。

大龙名言：“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外讲中国话。”每当他初次接触中国朋友，为了打破陌生感和距离感，他都会用这句自创“名言”来开场，引得热情好客的中国朋友，无论男女老幼，全都开怀大笑，于是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大龙就被接纳进中国朋友的圈子里。

今年四月初，大龙去杭州参加国际会议。在欢迎宴会上，中国同行一致要求大龙致祝酒辞，翻译站在他旁边准备帮忙，大龙却用一口地道的北京腔说道：“杭州的新朋友、老朋友，你们好！我很想你们！杭州是我的家。我回家了。我祝愿你们身体好！”话音刚落，掌声响起。大龙不愧是杭州人最尊敬的老朋友。浙江省疾控中心主任说：“听完大龙的祝酒词，我眼泪都出来了。一个外国人把杭州当成自己的家，我去外国访问无数次，从没有把国外当成自己的家。大龙真是我们自己人，他不是外国人。”大龙每次致辞都是自己原创中文稿，令旁边的翻译人员开玩笑地说自己大概要失业了。

谈到中国，大龙已经数不清去了多少次。他很风趣地说，开始的头十次他还在纸上画“正”字，可是之后就画不清了。他给了我一张纸，上面密密麻麻列着他记得的曾经去过的中国的地方——我数了一下——竟然有42个。他说这恐怕还不是全部。我大致看了看，从西北边疆的天山山脉，沿着丝绸之路、万里长城，途经青海、宁夏、嘉峪关、敦煌、居庸关、八达岭、司马台到东部海域的山海关老龙头；从西南边陲的珠穆朗玛峰雅鲁藏布江，沿着长江东下，黄龙、嘉陵江、重庆、武汉、南京、上海。中国五岳名山、四大佛教名山，大龙统统都朝拜过！

21世纪的头一年2000年，大龙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在北京转机到上海和杭州出差。他的第一印象是：“机场好气派！”然而，他的结论在随后的半个小时内被不停地修订了三次：“城市好气派！”“中国好气派！”于是，那时的他终于意识到“幅员辽阔”“地大物博”是什么意思，这不是一个一次两次访问就可以了解的国家，一定需要十次、二十次的到访才能做到不仅探其花而且还能自拨其根。

上海浦东的摩天大楼加上浦西的城隍庙；北京中央商务区、世贸天街和错落其间的景山、什刹海和胡同四合院……在大龙眼中，这种城市布局中现代建筑与古代文明天衣无缝的完美融合，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也找不到。

中国人文荟萃，底蕴深厚。中国老百姓的魅力大龙无法抗拒。以北京为例，这座古都独特的人文魅力更来自于北京人，北京的文化是世世代代的北京人创造的，北京的文化又反过来塑造了北京人的性情，赋予他们雍容优雅的气度、闲散飘逸的情调、热情乐观的性格、达观知足的态度与宁静和谐的心境。

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也深深陷入了对北京的思念。作家老舍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其作品自然富有醇厚的北京风味，他对那里的一切太熟悉了，“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儿茶的吆喝的声音，我全熟悉。”。他爱那里的土地，他心目中的北京是最爱和平的，那里有“由历代的智慧与心血而建成的湖山，宫殿，坛社，寺宇，宅园，楼阁与九条彩龙的影壁”，有“合抱的古柏，倒垂的翠柳，白玉石的桥梁，与四季的花草”，有“最轻脆的语言，温美的礼貌，诚实的交易，徐缓的脚步，与唱给宫廷听的歌剧”等。
即使生于浙江富阳秀美山水的作家郁达夫对北京也表现出了特别的钟爱：

“ 中国的大都会，我前半生住过的地方，原也不在少数；可是当一个人静下来回想起从前，上海的热闹，南京的辽阔，广州乌烟瘴气，汉口的杂乱无章，甚至于青岛的清幽，福州的秀丽，以及杭州的沉着，总归都还比不上北京……的典丽堂皇，幽闲清妙。”

大龙对北京以及中国的热爱是随着中国这副大画卷在他眼前慢慢展开而与日俱增的。

2000年，大龙第一次去中国。当飞机飞近北京上空时，他看着机下起伏的山峦，不断问身边的中国同事“长城在哪里？”大龙第一次登上八达岭的时候，以为那就是全部的长城！后来才诧异地发现：所谓“万里长城”，指的是东起鸭绿江畔，翻越巍巍群山，穿越茫茫草原与沙漠戈壁，西抵嘉峪关，是横亘在中国辽阔大地上的一条巨龙。

巨龙（北京涧扣野长城，2005）

从那一刻起，大龙决定走遍长城的每一段城墙与岁月。大龙从不朝人多的方向爬长城，他总是向相反的另一端去寻找残垣断壁的痕迹。他第二次去北京时，一位北京朋友带他去爬“野长城”。仲夏烈日炎炎，他用了三四个小时在乱石丛中寻找小路登上了长城，万分感叹：“这不愧是人类历史上一项伟大的工程！”他面朝长城北面，回想着古代中国人筑造这条巨龙以阻挡匈奴人进入汉人的领地去“抢亲”的情形；而两千多年后的今天，飞机在几秒钟内就能跨越长城，这真是历史的奇迹。

随着访问中国次数的增多，大龙开始知道山海关和嘉峪关不同：山海关，北依燕山，南临渤海，素有“天下第一关”之称，与万里之外的嘉峪关遥相呼应；而嘉峪关——万里长城之明长城西端起点，丝绸古道上的重要关隘，雄峙于祁连山脉与黑山之间，地势险峻，气势雄伟，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被誉为“天下雄关”。在随后的若干次旅行当中，大龙听到了秦长城孟姜女的故事，读到了汉长城霍去病的故事，学到了明长城匈奴的故事；大龙看到了背倚蓝天、横亘东西的长城，也看到了野云悠悠、极高极险的长城，更看到了崇山峻岭中野草丛生的长城以及沙漠戈壁中土坯制成的长城。

大龙去故宫时，目光总是集中在故宫博物院的细节上：为什么样“卐”（万字福）出现在这里？为什么屋檐上有九条龙？清朝各代皇帝的封号有什么意义？

大龙去周口店时，一定要亲眼看一看北京猿人头盖骨是从哪个山洞里挖出来的。

大龙去卢沟桥时，正赶上乌云遮月，伸手不见五指。可是大龙竟然能够触摸着石栏上一个个石狮雕刻去体会“七七事变”时宛平城的中国驻军在这里打响全面抗日战争第一枪时的场面。

大龙还喜欢吃。到北京的第一个晚上，大龙就去了王府井新华门小吃街。他手里攥着一捧羊肉串站在大街上吃得津津有味，并兴高采烈地告诉周围的每一个人“羊肉串真好吃!”大龙还对北京烤鸭的历史和工艺兴趣十足，无论是全聚德的挂炉烤鸭还是便宜坊的焖炉烤鸭，这都是大龙每次去北京必尝的美味。

当然，大龙最喜欢的还是在北京的胡同里溜达。他喜欢走进普通人家的四合院，和老北京人交谈，他想知道北京人的真实生活。他去“川底下村”和村民一起吸大烟斗、吃炸酱面、听京剧、喝大碗茶。

来一支（川底下村，2005）

“到中国旅行之后，很难只记住一件事，因为有太多的事情令人兴奋：现代建筑、历史古迹、自然风光、风土人情。”大龙告诉我。

（2）中国历史记忆

上回说到大龙随着对中国人文社会的深入了解，开始对中国历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大龙绘声绘色地用中英双语参杂着向我介绍了匈牙利和中国的渊源：原来匈牙利人是匈奴人的后裔。两千多前司马迁在《史记》中就专章论述匈奴人的历史，这大概就是关于匈牙利最早的历史记载。当时的匈奴人和汉人常年战争不断，一直到公元前15世纪汉武帝时代，出了一个强大有力而聪明智慧的名将霍去病，好骑射，善于长途奔袭，决战漠北，为汉人打败了匈奴。大龙专程参观了西安霍去病的陵墓，瞻仰了匈奴人的雕像，据说这是第一次汉人为匈奴人即匈牙利的祖先所做的雕像。

决战漠北（西安霍去病墓，2007）

关于中国与匈牙利人的故事，大龙继续惟妙惟肖地介绍：匈奴分为南匈奴和北匈奴两股势力。南匈奴逐渐融入汉族被汉化；北匈奴则在随后的300年里西迁逐渐成文今天的匈牙利民族。这就是为什么匈牙利语在欧洲大陆如此独特，它既不象俄语、波兰语那样属于斯拉夫语族，也不象英语、德语那样属于日耳曼语族，甚至不象法语、西班牙语那样属于拉丁语系。匈牙利语属于乌戈尔语族中的芬兰一乌戈尔语系。

匈牙利人一直把中国人当成自己的远房亲戚，尽管很多中国人不了解这段历史，匈牙利人对中国却有着特殊的情感。从内蒙古地区到黄河北部再到甘肃省，匈奴和中原的战争不断，当时的中国修建长城来抵御匈奴的进攻。如果用中国的古语来概括两国人民的情结，那就是“梁山上的英雄——不打不相识”。

很多匈亚利人都知道他们的祖先是两千多年前从亚洲大陆蒙古、内蒙古一带迁移过去的。不过，在欧洲的历史书籍中只是记录了一股从亚洲来的黑旋风横扫罗马帝国，导致欧洲历史的重大改变。至于在这之前的历史，就鲜为人知了。有的学者沿着亚欧通道来到西藏又进入新疆、内蒙，并在鄂尔多斯发现了郁金香，匈亚利人相信在哪里找到郁金香，哪里就是他们的故乡。作为一名匈牙利后裔，大龙也相信匈亚利人来自中国，只有在中国的历史书籍上才可以找到他的祖先的影子。

在大龙“寻根”激情的带动下，他的中国同事张薇萍女士开始义无反顾、形影不离地协助他一起圆这个寻根的中国情结。第一个线索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汉武帝。在司马迁的《史记》中第一次记录了一个叫匈奴的民族在两千五年前阴山一带生活，而汉武帝如何将匈奴人赶出这一带导致北匈奴人迁向欧洲？这是一个三百年的迁移故事，大龙和薇萍找到线索：第一位匈奴历史学家林干先生在80 年代出版过一本《匈奴通史》，于是他们电话找到林干先生希望拿到这本书仔细阅读，但此书已不能在市场上购到。大龙的真诚再一次感动了一位北京的朋友，他去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中复印了这本书把它送给大龙做礼物。

大龙看完了两套有关汉武帝的中文电视连续剧后，便特地去西安朝拜卫青、霍去病的墓地，以期寻找对匈奴祖先的追忆。

大龙对汉武帝之前中国人的生活也很好奇，于是他决定一定要去贺兰山、阿尔泰山，要花上几天时间在山野里寻找古岩画。这些岩画记录了三千至七千年前匈奴游牧民族的生活场面：牛、羊、马、狩猎、太阳神……大龙还去了阳关、玉门关去追寻匈奴人与汉人在战场上拼搏的情景。在玉门关的一段汉长城之上，大龙遥望北方，情不自禁脱口而出：“我看见匈奴的马匹正向这里冲过来，可是汉长城却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匈奴人喜欢汉人的食物和女人，我的血里有中国母亲的血，我相信我1%的基因是属于中国人的，我是一个中国人。”

朝北望，是故乡（玉门关，汉长城 2003）

中国的孩子叫大龙“大鼻子叔叔”，大龙去中国总是要提到匈奴祖先的故事。去年去杭州开会时，浙江疾控中心主任丛黎明教授激动地告诉大龙：他去寻找家谱，突然发现中国的丛姓家族是南匈奴人，在汉武大帝的时期迁到山东一个山区定居下来，大龙和丛教授激动得拥抱起来，他们终于找了一个共同的祖先：大龙是北匈奴的后代，丛教授是南匈奴的后代！

这就是大龙的中国情结，这就是他的中国寻根记，一个流淌着中国母亲血的“大鼻子叔叔”。大龙学习中国历史、行走名山大川是建立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之上的。大龙看完54集《孔子》电视连续剧，他对孔子的知识让山东人吃惊；大龙看完80 集《三国演义》，看完《话说长江》、《再说长江》、《话说黄河》、《大汉天子》、《汉武大帝》、《秦始皇》、《孙子兵法》，他觉得自己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人。

除了历史之外，大龙也对中国地理十分着迷。他认为中国具有很独特的、丰富多样的地质特征，而很多地貌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

大龙第二次去中国时去了黄山。黄山集名山之长：泰山之雄伟，华山之险峻，衡山之烟云，庐山之飞瀑，雁荡山之巧石，峨眉山之清凉。大龙在山顶住了一夜，“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黄山的磅礴雄浑、峻峭秀丽、错落有致、天然巧成令大龙深深爱上了中国。

从此，大龙每年都要去中国一两次。大龙的中国行路线很独特：西安，贺兰山，阴山，祁连山，天山，阿尔泰山，鄂尔多斯；黄山、喜马拉雅山海拔5200米珠穆朗玛峰大本营、泰山、玉龙雪山、黄龙、九寨沟……大龙深爱着天山！不仅因为那里的峰峦叠嶂让他想起欧洲的阿尔卑斯山，而且因为那是亚洲历史的发源地。那里不仅有汉人、匈奴人的足迹，还有他崇拜的蒙古人成吉思汗的脚印！

5200米（珠穆朗玛峰大本营， 2010）

旅行中的大龙本人也是一位久经沙场的热血英豪，他从不对交通、住宿、饮食挑三拣四，越是没人涉足的不毛之地、越是无人问津的穷乡僻壤，大龙越是兴趣满溢动力十足。他利用自己有限的中文闯荡江湖十余年，记录下了北京四合院屋檐下内容讲究、雕刻精细的片片青瓦，也记录下了赤身裸体匍伏而行的纤夫那斗得风浪、饱经沧桑的眼神。加上大龙熟谙汉语应用中的技巧和规律，每当他接触一位新朋友，他都会用一段妙趣横生的开场白来打破僵局、融洽气氛。

说起这段开场白，还要归功于他的启蒙老师谢绵绵博士。为了让大龙习得正确的语感并掌握汉语语言特殊的节奏和韵律，谢老师先让大龙从儿歌学起，然后再用民歌继续练习。民歌，那可不是一般人都可以唱得好的。大龙自然也不是专业歌手，在谢老师看来，他的唱功可是不敢恭维；不过，大龙那一板一眼的认真态度可真让谢老师感动。每次布置的歌唱作业大龙都一丝不苟地完成，正是这种勇敢、认真、执著的态度，令大龙在汉语学习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前面提到的走遍长城，大龙就“抛弃”了专为外国人配置的英文导游，放弃专为外国人设计的行走路线，找来当地农民，和他们做伴儿一起蹬陡坡爬长城。在这个过程中，他利用现学现用、现用现学的中文交到了很多朴实的中国朋友。

他还利用有限但是地道的这段中文在长江的游船上与当地人沟通、在酒会上与人交际，甚至在大学致辞、在工作坊讲学，这段中文都让他的听众在最短的时间内热血沸腾，为他下面继续用英文进行专题讲座打下了坚实的听众人缘。与此同时，越是被中国朋友认可，大龙的中国情结越是浓重而深厚，于是他学习中文的动力也就越是马里十足。

（3）中国医学观察

不要忘记，大龙的专业是流行病学，和历史、地理，特别是中国历史和地理并不沾边儿。他对中国的了解全部源于他的旅行和阅读。

大龙相信“游学”这个词：旅游是最好的学习和教育。旅行让人大开眼界，视野打开了，思路打开了，看到、了解并学会尊重不同的种族民俗和文化传统。

首先，大龙看到的中国人：勤劳、勇敢、善良、智慧。无论是他身边的中国同事还是他到中国各地旅行遇到的中国当地老百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和奋斗目标，他们要塑造一个自己满意的未来，尽管他们不善言辞，没有豪言壮语，但是他们心中抱着一个美丽的憧憬。相对而言，加拿大人更加随性，更着重享受眼前的快乐。

以他的专业流行病学为例，大龙亲眼目睹了中国政府如何防控重大流行性疾病。比如2003年的“非典”（SARS）和去年的“猪流感”（H1N1），以及平时对于糖尿病、癌症等疾病的临床研究；大龙也非常欣赏中国政府执行公共医疗卫生政策的各项举措，除了对中医和中药很感兴趣外，大龙还由衷地赞赏中国的医疗保健政策（health promotion）。为了鼓励老年人在健康的时候就开始积极锻炼身体，各级社会机构为他们创造各种场所和设备供健身之用。在中国任何一个公园，无论是街心小公园还是名胜古迹天坛公园内，都能够看到成群结队的老年人在打太极拳、太极扇、太极剑。在大龙看来，像中国这样从如此广阔的一个层面上推广群众健身运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做到。比如在加拿大、美国、欧洲，人年纪大了之后就被安排进入养老院孤立起来，与这种被动的保健措施比起来，中国的医疗保健政策就要先进很多，中国人在这样一个先进的保健政策下可以更加健康地生活。

另外，中国传统的家庭模式和社会理念，即紧密的血缘关系和社交关系，从医学角度而言，也是更加广阔的保健途径。子女照顾父母、下一代陪在上一代人身边，这对于保持身心健康也至关重要。

我从来没有仔细想过这件事情，我以为中国人在公园里伸伸胳膊踢踢腿、外国人去健身房跑步骑车，那是因为国情使然，我们毕竟还是发展中国家，没有那么多资金投入到健身房的建设中。没想到大龙认为中国人的锻炼方式反而更加先进！就好像时下在欧洲最时髦、最环保、最“低炭”的交通方式不是奔驰也不是宝马，而是骑自行车！

（4）中国文化体验

谈到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很多外国人认为戴上一顶红星帽、穿上一件对襟马褂，再蹬上一双懒汉鞋，那就是标准的中国文化。当然，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服装、器物等等，自然是文化。

但是文化包含着更深的内涵。

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看，“文化”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大写字母“C”文化，即正式文化，包括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等，另一个是小写字母“c”文化，即普遍的社会习惯。我个人比较喜欢把文化分为三个层次，即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和器物文化。

前面谈到的服饰、器具以及住宅、园林等等，是一种表层的文化；第二层次的文化是诸如宗法制度、姓氏制度、婚姻制度、教育制度、官制、兵制等等的制度文化；最深一层的文化则是体现一个民族的心理结构、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的观念文化。

大龙认为：文化就是大家头脑中的东西。

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大龙论证了三个要点。

首先，中华文明五千年，是地球上现存的最古老的文明。

人类历史上有四大古文明，分别是两河流域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前三种文明也都有着无比辉煌的历史，但是随着时间的车轮不断前行，这些文明都曾经出现过断裂，唯有中华文明一脉相承，从未间断。

其次，大龙认为：科学技术也是文化的一部分，中国在这方面自然也是自古就走在世界的前列。四大发明就是最好的例子。了解了这些中国文化与文明，对于大龙在医学工作中学习和借鉴相关知识十分有益，同时对于他和中国打交道也受益匪浅。

最后，在大龙看来，中国就是活生生一个各民族的大熔炉。各个民族的文明与文化融合在一起，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每个民族都是整个中华民族下面的一个分支。这种大一统的思维方式根深蒂固，形成了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光辉画卷。相比之下，欧洲大陆也有很多民族与种族，但是相对独立。这种历史积淀的社会构成方式自然形成亚洲和欧洲不同的思维方式。而这必须要亲自到中国走一走才可以理解、体会并做到尊重那里的社会准则与思维方式。

中华文明主要靠仁、义、礼、智、信来维持，而西方文化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重继承，人跟人之间讲竞争；西方文化强调天人分开，而中华文化讲究天人合一。
文化是伴随着人文环境相应而生的，中国的书法、绘画、舞蹈、手工制作，以及中国西藏拉萨、云南丽江独特的风土人情以及曲阜孔庙、佛教、道教等哲学思想，都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当然，这还仅仅是中国漫漫历史长河中最“前卫”的部分，如果追溯史前时期在大约距今70至20万年的时期内居住于北京周口店山顶洞内的北京猿人，中国文化就太久远了。

大龙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喜爱与认同令我惊讶。大龙每次去中国前都要做好“学习”计划，把要参观地方的相关背景知识准备充分。大龙去过位于中国境内90%以上的世界文化遗产所在地，他说：那都是此生不去很遗憾的地方。

谈到中国和加拿大在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大龙表示，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加拿大自然还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队伍之中，由于社会体制不同，表现在很多方面自然不同，比如在教育方面，中国家长望子成龙的心理比较明显，加拿大的家长对于子女一般不直接干预其未来，只是适当引导。这也与中国竞争激烈、优胜劣汰的强势社会有关。

性格影响一个人的生活，反过来生活也造就了一个人的性格。大龙的旅行经历令他的性格十分随和，看待事情也很客观和宽容。他善于去观察并发现隐藏在不同表现形式下的共同点，他对那些人性化的东西更感兴趣，而且也相信人的本性是相通的，不同的信仰和思维方式是由于后天不同社会背景和文化教育所形成的。

在不同社会体制下蕴含着相同的人性化社会治理原则。大龙的这个思路让我记起去年美国总统强调的“serve the people”、今年加拿大政府提出的“society in harmony”以及温哥华冬奥会期间流行的“patriotism”，与中国一直以来提倡的“为人民服务”“借鉴历史、构建和谐社会”以及“爱国主义”，难道不是惊人的相似吗？

谈到大龙自己最情有独钟的中国传统民俗，自然不能不提春节。大龙十分遗憾他从来没有在春节的时候在中国停留过，不过即使在爱德蒙顿，他也能够感受到春节的盛大庆祝气氛。中秋节自然也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浪漫节日。除此之外，大龙对于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也充满着好奇心。大龙最爱中国大西北、大西南的高原地区。丽江雪山、丽江古城、丽江古乐都为大龙所津津乐道。说起丽江纳西人的“七星披肩”（羊皮披肩，上部剪成四方形，底边近似大括号；秋天寒冷时羊毛朝内，夏天天热时则羊皮光面朝内）以及双层头饰（他们将自然掉落的头发收集起来并盘成一个新的头饰，放在自然的头发之上，因此成年人看上去有两层头发），不仅是丽江一道独特的风景，而且也是令丽江人长寿健康的法宝。

看茶（丽江， 2006）

珠峰是每一位探险家梦想中的顶峰，大龙也不例外。到了拉萨后，大龙去藏民家做客，喝酥油茶、吃糍粑，很快与一位藏族司机交上了朋友。当时正值冬季大雪封山，可是大龙偏偏要进山，他的真诚感动了司机，司机在极为艰难的路况下将他带到了藏族的那座神山——梅里雪峰。他进入鲜为人知的大峡谷，寻找小说《消失的地平线》（Lost Horizon）中的那个隐藏在中国西南部的净土乐园——充满祥和、宁静、永恒和神秘色彩的藏族生息之地——香格里拉：三河奔腾交汇，群山高耸入云，山顶白雪皑皑，脚下绿草成茵。加上那部小说的作者把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经济大萧条、全球探险热等融入书中，以期反映出当时人们努力追求自己心目中的香格里拉——一个西方版的桃花源，使得包括大龙在内的西方人对于香格里拉的憧憬充满着惊险、刺激、神秘与戏剧性。

转（拉萨藏族司机家，2010）

　　总之，大龙的游学中国以及世界各地，每次旅行都是一次身体、心智和灵魂的体验。正像他所理解的“香格里拉”精神一样：和世界有限度的接触，不放弃科技文明的成果；同时亦不会过于心如止水，无欲无求。香格里拉更有其自身的责任，它其实是一条现代的挪亚方舟。这种体验不仅令他更客观、更宽容的看待世界，同时也形成了一颗包容万物的心。这大概就是睁开双眼全面了解世界的收获。

（5）新中国印象

大龙的出生地罗马尼亚和中国一样，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大龙非常了解过去的中国代表着什么，而新中国、现代的中国、21世纪的中国又代表着什么？

大龙这样回答他的感受：走在中国的大街小巷，似乎看到的是西式的建筑、西化的服饰；但是如果你坐下来和中国老百姓交谈，你会发现他们的心中仍然是神秘而美妙的东方理念和思维方式。与过去比起来，尽管中国人的物质条件和生活习惯改变了，但是传统的影子仍然无处不在。大龙就亲眼目睹在爱德蒙顿的中国人按照中国传统方式举行结婚仪式的情形，在他看来是如此妩媚动人。

老子说： “道常有所为而有所不为。”（Nature does not hurry, yet everything is accomplished.）我们不需要强迫别人做什么，任何事情顺其自然最好。传统是深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信仰，是几代人血肉相连的纽带，并不是说消失就可以消失的。如今中国不是热情地向世界张开双臂、“北京欢迎你”吗？

30年前中国没有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前，外国人还不可以随意到西藏或者新疆地区旅行，也不容易到历史古迹去参观；而现在不同了，大家可以随便到任何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

大龙举了两个关于历史研究的例子。匈牙利的历史学者，如今可以到任何一家中国的博物馆和研究院查看关于中国历史的文献资料；另外，关于中国西北沙漠戈壁等无人区的各种影像资料，中国相关部门也有成品制作精良并全部开放于世界，这对于中国的历史学家和匈牙利的历史研究工作者都是莫大的幸福，这么方便的文献检索途径在30年前是无法想象的。

这无疑是最好的与世界交流和沟通的方式！我突然有一种巨大的欣慰感，觉得与大龙相见恨晚似的。对着别人的耳朵说自己的文化如何博大精深，如何劝说别人相信自己的思维和理念，都远远比不上把别人请进家门，让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辨、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突然想起我前年出版的《语言接触三段两合论》中提到的这样一段话：“身处地球的另一端，每天感受着这方水土上中国人为中国之崛起的自豪之情，同时也切身感受到语言研究和语言接触研究的实际意义。作为一名语言研究工作者，我意识到只有将语言研究、语言习得研究、语言接触研究做好，才可以让语言的学习者获益，才可以让文化的传播者有施展的余地，才可以让中国在国际社会上有更自由的空间。”

阿尔伯塔省对于基础教育的四大目标之一就是让孩子成为“世界公民”，而要成为世界公民，更好地了解另外一种文化，掌握另外一种外语自然是最好的辅助工具。

如果说北京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用孔子名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来迎接全世界，使大家对开放的中国有了全新的认识的话；当笔者听到温哥华2010年冬奥会闭幕式上再次用孔子名言“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来总结（Tell me and I forget. Show me and I remember. Involve me and I understand）加拿大拥抱世界的积极态度时，我是如此兴奋：不同肤色、不同民族，却有着相同的哲学信仰和追求，世界是一个地球村的概念再一次在我脑海中浮现。许嘉璐说过：“优秀的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相结合，是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中国呈现给世界的不仅仅是世界文化遗产中的名胜古迹，更是源远流长的知识财富的传播。

（6）中英双语教育篇

大龙有很多中国朋友。开始时是通过工作关系认识的，之后又通过加拿大同事、中国同事，认识了他们的中国朋友。他的中文启蒙老师谢绵绵博士就是这样出现在大龙的“中国关系链”上，从此二人开始了教学相长的接触与交流。大龙跟随谢老师学习了一年半的中文，打下了坚实的中文基础，之后他便开始通过网络多媒体资源自学中文。

大龙特别喜欢与中国人交谈，对于中国同事的工作表现和成绩有着充分的认可。他特别爱参加中国人的聚会并接待中国代表团。虽然他只跟谢老师学习了20个小时的中文，但是常常语出惊人，比如他会表扬他的中国同事“毫不利已，专门利人”。中国朋友也十分惊奇，他怎么会知道这句高难度的熟语？他总是说：是谢老师教我的。谢老师告诉大龙白求恩大夫帮助中国人的故事，于是白求恩的名字就成了他在中国旅游时最有效的交流工具。他每到一处遇上陌生的中国人，总是告诉他们他是从白求恩的故乡加拿大来的，这一句便使所有的中国人立刻亲近大龙打开话匣子与他交谈起来。

由于工作关系，大龙没有太多时间参与中国社区的各种活动，但是重大的节假日庆祝活动，大龙还是非常愿意去凑个热闹，他自己也很喜欢和中国同事一起出去撮一顿。

加拿大的中国人和中国的中国人在大龙眼中一样吗？大龙的回答是：既相同又不相同。人是社会关系的集合，也就是说，只要生活在一个社会，或多或少都会受到这个社会的影响。加拿大的好处就是：这个社会并不强迫你非得说自己是加拿大人，你可以说自己是华裔加拿大人，或者匈牙利裔加拿大人。你可以拥有加拿大的价值观，也可以保留中国的价值观。生活在每个国家的中国人都略有不同，因为他们都受到当地社会的影响，也就是说新加坡的中国人、澳大利亚的中国人、美国的中国人、匈牙利的中国人、大陆的中国人、爱德蒙顿的中国人，都略有不同。而透过这些不同来观察他们相通的价值理念，是一件很有趣也很有意义的事情。大龙乐在其中。

受到大龙汉语启蒙老师谢绵绵博士的影响，大龙对于爱德蒙顿的中英双语教育也有或多或少的了解。他去过奥华学校好几次，和那里正在就读的中英双学制的孩子聊天，分享他学习汉语的经历。同时对于奥华学校孩子们参与的中国行以及汉语桥比赛等活动也非常感兴趣。

2003年，奥华学生参加由中国中央电视台等众多权威机构共同举办的“世界华人少年作文大赛”，两名学生获得一等奖并受邀到北京参加作文夏令营。这是爱德蒙顿中英双语的学生首次受邀到中国访问。那次夏令营的主题是“绿色世界”（green planet），学生需要携带以绿色世界或者环境保护为主题的一段影像资料去参加颁奖典礼。

大龙成了这个项目的总导演、总策划、总编剧、总摄影师。他亲自替这两位学生约到两位著名的科学家并带他们到科学家的办公室进行采访，同时亲自策划撰写详细的拍摄脚本。谢绵绵博士更是请来专业人士录制旁白，一个20分钟的录像其实积蓄了众多人的心血和投入。

大龙专门买来当时最先进的可以直接将影像刻录到光盘上的专业摄像机、敏感度最好的话筒、专业剪辑软件……要知道大龙的专业可不是摄影，不过他现学现用，就是为了让这两个孩子带上最好的作品去中国展示，他和谢老师都希望把中英双语课程的最好成果介绍到中国中央电视台去！大龙认为作为科学家，这也是他的一份社会责任，因此他要认真完成。

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一个两秒钟的镜头，学生在弹奏钢琴。为了让意境更加悠扬，大龙除了采用专业录音设备进行琴声的采集之外，还亲自驱车出城几十公里跑到一个自然公园内，拍下成双如对的小鸳鸯和小鸭子悠闲懒散地在湖中荡漾的画面，以配合琴声所要表达的意境。

按照大龙的学术地位和工作职务，这件“身外事”他似乎完全没必要做得如此“敬业”，但是他不在乎工作的性质与自己的职务是否相配，只要有意义的事情，事无巨细，他都亲历亲为、兢兢业业。

大龙认为阿尔伯塔省的中英双语学制是一个完善而科学的全日制教育体系，应该继续执行下去，政府也应该继续支持下去。特别是对于加拿大本地出生的华裔儿童，在幼年时期接触汉语语言和文化，对于他们将来进一步了解甚至习得这门语言，至关重要。即使对于白人儿童，能够多接触一种语言、多了解一种文化，对于锻炼他们的大脑也十分有益。就好像为了不生病，我们需要锻炼身体一样；为了更加聪明智慧，大脑也需要坚持不懈地锻炼。而学习一门外语是锻炼大脑的最好运动之一。

大龙本人就是在双语环境的学校中长大的，他学习的课程通过匈牙利语和罗马尼亚语双语进行教学。为了不让大脑萎缩，大龙坚持学习多门外语，这也就是他为什么继匈牙利语、罗马尼亚语、英语之后，他又开始学习汉语。

我觉得大龙非常勇敢，能够主动选择学习汉语这门传说中最难学习的语言。象形文字和声调语言让很多人望而却步，但是这些却没有吓倒大龙。大龙认为匈牙利语在很多人看来也是很独特难懂的一门语言，但是他可以讲流利的匈牙利语，那么汉语自然也不是不可战胜的。所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大龙还真有些虎胆雄心！

（7）寄语中国语言文化爱好者

大龙觉得“中国”这个名字蕴含着这个国家的历史和未来。“中国”顾名思义，是中央大国的意思。回顾历史，中华文明泱泱五千年中的文化、哲学、科学、技术等，使得历史上的中国一度是名不虚传的中央大国；展望未来，中国将在经济、贸易、综合实力等很多领域再次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央大国。这也就是大龙极力鼓励大家都学习一些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初衷！面对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与时俱进！

大龙举了温哥华冬奥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表现。他也非常喜欢体育，在过去的冬奥会上很难看到中国运动员优异的成绩，但是这一届冬奥会上，中国无论是在冰上项目还是雪上项目的表现，都令世界赞叹不已！五金二银四铜的奖牌数，和过去的中国冰雪运动赛事上的成绩相比，是突飞猛进的成就……总之，世界强国正在经历重新排序的时期。所谓此一时彼一时，当大龙1979年离开罗马尼亚来到加拿大时，那时的罗马尼亚是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加拿大自然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时隔30年，时过境迁，如今的罗马尼亚越来越西化，而加拿大却有很多社会主义特色的福利制度。这也是大家对于中国和美国综合实力此消彼长的印象。

既然世界走向大同，那么大龙会不会遗憾当初离开罗马尼亚呢？当然不会！大龙认为放眼看世界是他人生最大的财富，如果不是离开罗马尼亚、如果不是来到加拿大、如果不是到访中国、如果不是周游列国，大龙就不会有今天如此客观、全面的视角来观察问题、处理问题。

大龙的例子对我很有启示。一位与中国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外国人，能够对中国的历史了解如此深刻，能够看到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价值和意义。通过学习和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大龙的生活充满着兴奋和激动。

尝到了中文带给自己甜头的大龙，如今坚持通过电脑软件自学中文，他的工作性质和地位让他养成了良好的工作和学习作风，做事一丝不苟的他甚至会主动纠正长期在加拿大生活而只会说“洋泾浜”中文的中国人的语病呢……通过对世界不同文化的体验，通过在加拿大多元文化中的沉浸，通过对世界各地大城小事、小城大事的观察、思考、总结以及应用，大龙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世界观、哲学观和审美观。中文可以说是他走进中国古老文明和体验激情社会的敲门砖，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为他开辟了一片崭新的天空，使得他在思维方式、行为准则、价值观念等方面都有了全方位的升华。

大龙在我眼中是如此的稳健、丰富与多彩！难道我们在这里出生的华裔后代不应该反省一下自身的定位吗？

最后，大龙寄语：

大龙祝福《光华报》的每一位读者：“虎年好！”“恭喜发财！”“健康、幸福”“心想事成，功成名就”！

大龙寄语对中国语言文化感兴趣的有志之士：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汉语都为时不晚，只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坚持不懈地探索、挑战，就一定会学有所得。大龙强烈推荐大家亲自到中国去看一下，作为唯一一个从未中断文明的文明古国，到那里去体会当地的风土人情、社会历史、自然地理，对于一个人重新认识世界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大龙寄语青少年朋友：一定要保持传统。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要成为创造性人才、成为世界公民，了解历史至关重要，借鉴历史，昭示未来；感悟历史、展示未来。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历史不尘封真理，规律性的东西就是现实中流动着的经典历史。

大龙总结道：“我曾经走过世界上很多的国家，中国是你用毕生精力也学习不完的一个！”

作者：方欣欣，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曾任汉语速成系主任（2005-2007）、汉语言系主任（2010-2012）。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对外汉语教学专业学士，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华中师范大学语言学系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曾获北京市中青年骨干教师称号。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员，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会员，中国社会语言学会会员。曾应邀赴英国牛津大学、美国威斯里安大学任教，赴英国、美国、加拿大、比利时、匈牙利、印尼、俄罗斯、新加坡、韩国以及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参加学术会议、做学术报告或进行师资培训。在《外语教学与研究》《汉语学习》《语文建设》《汉语学报》《语文建设通讯》（香港）等杂志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出版学术专著《语言接触三段两合论》一部，出版编著及教材三部，出版译著一部。参与完成国家级科研项目、北京市科研项目若干，并主持完成校级科研项目两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