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去西藏对谁有利？ （瑞典）茉莉 看来中共对西藏的局势实在无计可施了。无论是大棒或胡萝卜，都不能使西藏人放弃他们要求自主、要求达赖喇嘛回藏的强烈呼声。藏人坚韧无畏的持久抗争，使信奉“无神论”的中共见识了藏传佛教凝聚人心的巨大能量。 据不久前英国媒体的报道，中共当局破例容忍基督教在西藏传播，其用心险恶之处在于：他们想利用基督教传教士作为藏传佛教的一种反作用力。这是中共使出祖传的“以夷制夷”老手段，以西方的基督教制衡亚洲的藏传佛教。西藏在古代被中国人称之为“羌”，也被中国中心论者视为“蛮夷”一类。 当新一代传教士在中共允许下奔走高原传播基督福音时，我们有必要回顾基督教和西藏百年交往的历史，思考现代基督教将给西藏带去什么，是否会让中共如愿以偿。 ◎ 两百年被逐今返上帝失落之地 西藏曾被西方传教士视为“失落的基督教王国”。自1624年葡萄牙人在古格建立了西藏第一座天主教堂后，为了把迷路的羔羊赶回羊群，一批批西方传教士忍受高原的严寒与缺氧，千辛万苦地长途跋涉，前去西藏传播上帝的声音。然而，传教士的一切努力都宣告败北。
基督教留在西藏的唯一一座天主教教堂——盐井教堂藏式风格。 尽管清朝政府曾有条约保护西方人的传教事业，但他们管不着藏地。西方传教士在西藏一批批被驱逐，甚至发生过传教士被杀死，教堂被烧毁的事件。民国时期基督教（包括新教和天主教）在中国汉地的影响大增，就连蒋介石总统也受洗为基督徒，但当时的西藏，仍然是基督教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一个独立王国。 导致基督徒从西藏败退的原因何在？首先是西藏全民信佛，人民深受佛教影响，难以对洋教发生兴趣。其次是宗教的排他性，在政教合一的社会里，藏传佛教作为正统宗教具有极高的威望，而传教士所带来的异教，被认为与地土不宜、与佛教不合。 再次是西方传教士本身的问题。和西藏独尊佛教一样，基督教传教士也自我中心地认为“普天之下莫非圣土”，他们视西藏佛教为异端邪说，认为只有基督教才是真正的信仰，因此在传播其教义的同时抨击藏传佛教，这就不为当地藏族僧侣和佛教徒所容。此外还有西藏的气候、交通、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等各种原因，致使基督教传教士难免失败的结局。 无论在西藏还是在中国，西方传教士豁出生命来从事的传教事业，在五十年代中共执政后嘎然中止。宗教在专制政权的严厉打击下被灭绝，传教士销声匿迹。直到八十年代，基督教会才被允许重新开放。今天，中国汉族地区的基督教徒据说已经高达一亿人左右。与此同时，有一些传教士以学生、教师、医生和商人等身份作为掩护，在以藏传佛教为主导的西藏，千方百计地为上帝传福音。 ◎ 为什么基督教必然与中共愿望相悖？ 由于基督教和藏传佛教一度互不相容，也由于一些中国基督教徒大讲“顺服在上掌权者”，这就让中共当局产生了“以教制教”的想法。英媒报道说，中国当局在政治上信任传教士，因为传教士不愿公开批评中共的政策。而藏传佛教却在西藏民族抵御外来压迫的抗争中，起到了灵魂的作用。 那么，中共对于基督教入藏所抱的期望，是否能够实现呢？换言之，基督教的上帝是否会去西藏帮助中共？对此，我们不能只看到当今基督徒在中国温和妥协的表现，例如一些教会对中共的罪恶刻意保持沉默，更要看到这个伟大宗教的本质，看到它在当今世界上的整体形象和作为。 尽管西方基督教曾在西藏遭遇了极大挫败，但绵延了两个世纪的传教活动，对东西方文化交流大有裨益，它开创了“藏学西渐”的时代。正是欧洲传教士带回去的独特见闻和报告，激起了西方人探索西藏的巨大兴趣，从而形成当今世界性的“藏学热”。 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后，就有天主教救济机构前去救助藏族流亡者，并协助成立了“西藏难民儿童育幼院”。达赖喇嘛曾在自传中说：“我也很佩服基督教各教派透过慈善机构，在健康与教育方面所做的实际工作。” 在政治上公开支持达赖喇嘛的基督徒，最著名的有已故的天主教教宗保罗二世。保罗二世在波兰对共产党制度有切身的体会，因此他对西藏问题有清晰的理解。至于南非新教圣公会主教图图，他和达赖喇嘛长久而深厚的友谊，对流亡藏人坚定而有力的支持，更是众所周知。又如，拥有1300万基督徒的印度全国基督教会理事会在前不久发表声明，呼吁全球基督教组织继续支持西藏自由，并督促中国政府与西藏展开对话。 虽然目前已经进入或者正想进入西藏的基督徒，大都有所顾忌。为了换取中共的容忍，他们对西藏局势三缄其口，但只要他们不是亲共的、虚伪的基督徒，只要他们还真诚怀抱“爱与公义”的信念，他们在西藏的传教活动，就必然违背共产党的期望，在客观上推动西藏走向民主、人权和多元文化。 为什么基督教入藏必然与中共的愿望相悖？这是因为，基督教在全球民主化的进程中扮演一个不容忽视的角色。例如，在政治体制上，基督教要求政教分离；在经济发展上，资本主义和新教精神是共生关系；基督教的原罪论，导致对政府的制衡原则的出现；基督教会建立了广泛的社会组织，推动了现代非政府组织的出现。此外，基督教的伦理道德精神在反对腐败，提倡廉洁自律等方面都起到重要的作用。 由此可见，即使入藏的基督徒为获得容忍，表示服从中国政府，但他们的传教活动，仍然会很自然地以西方现代观念取代中共的专制主义文化。这种影响将会是间接的、潜移默化而又深远的，将会是中共始料不及的。 ◎ 藏民族与世界精神融合之契机 那么，基督教入藏，是否会使藏传佛教产生危机呢？各个宗教之间会有竞争，每一个宗教都企图证明自己是最好的，从这一点来说，藏传佛教面临着挑战并不奇怪。但藏传佛教自古以来在西藏根深蒂固，其宗教文化渗透于每个藏人的日常生活，因此它仍然会长期在藏区占据主导地位。至今为止，西藏境内的基督徒大都是来自内地的汉族移民。 在笔者看来，今天西方人入藏传教，不会再遭遇藏民太大的抵制。其原因有：西藏人天性慷慨大方、与人为善；不再和政治权力结合的藏传佛教本身具有包容性；西方传教士大都吸取了在藏地传教失败的历史教训，学会尊重当地的信仰和文化；由于西方人支持达赖喇嘛的流亡事业，藏传佛教在西方广受欢迎，这就使当今藏民对西方人的态度较为友好。 更重要的原因是，宗教的本质是超越民族和政治界限的，所有的宗教都面对着人类共同的问题：人的苦痛和社会公正。佛教讲“慈悲”，基督教讲“圣爱”，它们的目标都是促进人类的幸福与和平。达赖喇嘛曾在其自传里谈到他的基督教朋友墨顿神父，说墨顿神父教他了解：“所有叫人相爱与慈悲的主要宗教，都能产生善良的人。” 由于这两种伟大宗教都具有内在品格的普世性，这就使它们有成为“好邻人”的可能。那么，中共想要放他们昔日视为“文化帝国主义”的基督教入藏，借他人之手去制衡藏传佛教，很可能适得其反。开放了宗教竞争的西藏，很可能会产生一种“互益模式”，使各方都获得成长的机会。 西藏将会是两大宗教“互益模式”的受益者。第一，基督教作为西方外来文化，它所标举的普世价值，对共产专制的意识形态有消解作用，能促进西藏人现代意识的形成和增长。第二，进藏基督徒虽然不问政治，但它为了自身的信仰和传教自由，必然要维护自己的权利，这就会带动藏区的维权活动。第三，基督教强调积极介入社会、改变社会，他们建立了新型独立、有能力的组织模式，将会促进西藏民间公民社会的活跃与发展。第四，基督教的济贫精神，对西藏贫困地区的教育和医疗会有所帮助。 总之，基督教入藏将会在西藏形成宗教多元的局面，给西藏人带来更多的信仰上的选择。这也将给藏传佛教带来新的挑战，促使藏传佛教更新、完善自己。达赖喇嘛就多次说过，藏传佛教徒有很多应该向基督教的弟兄姊妹学习之处，例如基督教慈善机构积极的行动。达赖喇嘛还认为藏传佛教也有值得基督徒学习之处，例如沉思打坐把思考集中在一处的技巧。 无论一个民族的文化成就多么辉煌，我们衡量一个民族的精神价值，要看它背后是否有一种世界意识，即是否符合普世价值。今天，藏传佛教这朵莲花已经在西方遍地开放，被认为是东方给予西方的一份珍贵的礼物，那么，我们期待真正的基督教入藏后，更能促进西藏民族与世界精神的融汇贯通。 －－－－－－－－－－－－－－－－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13年四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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