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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毛澤東在武漢遇險之謎正在多方揭開 |
| | 在“文化大革命”的群眾運動階段，有三個城市直接影響和左右了全國運動。第一是北京， 紅衛兵運動的發源地；第二是上海，“一月奪權”的策源地；第三就是武漢了，“七·二〇事件”毛澤東遇險的發生地。這三個城市事件構成“文革”運動不斷激化的三個波次，把毛“天下大亂”推到頂峰
老高按：曾經以一個初中學生、下鄉知青、年輕工人的多種身份，經歷過武漢、湖北“文革”全過程，我對武漢的“文革”歷史的研究自然更感親切，更情有獨鍾。也因為人脈比較熟悉，信息相對靈通，近水樓台先得月，得以采寫到武漢“文革”中一些風雲人物；或者，在獲得與武漢“文革”有關的回憶錄、研究文章之後，通過“老高的博客”以及影響更大的海外媒體，做些介紹——並不表明贊成其觀點和認可其說法，只是希望引起更多人的關注和思考。
今天讀到中央黨校黨史部教授王海光的文章，是為徐海亮所著的《武漢“七二〇”事件實錄》一書作序。當然格外關注，轉載如下。
王海光，山東人，1954年生，從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和中共黨史的教學研究。著有《旋轉的歷史》、《折戟沉沙溫都爾汗》（林彪事件）、《從革命到改革》等專著，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專題史稿》等書。
徐海亮近年以文革史專家著稱，尤其可以說是研究武漢“七二〇”事件的首屈一指的專家。我早就讀過他寫的《東湖風雲錄——武漢文革的群眾記憶》。但他並不是學歷史出身。1967年畢業於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現在是否併入武漢大學了？），為教授級高級工程師，長期從事水利技術、教學、科研和管理工作。自學與研究科技史、共運史、法國大革命史、文革史，專著除了上面提到那本《東湖風雲錄》，還有文化叢書《黃河·自然篇》等。
提到武漢“七二〇”事件，有一段爭議在這裡順便介紹一下。
去年秋天我在博客上介紹了《林豆豆口述》（舒雲整理，明鏡出版社）。其中林豆豆在1980年10月20日給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黃火青的數萬字長信，對“文革”中武漢這一著名事件，提供了一個令我輩大吃一驚的背景解釋：毛澤東在武漢遇到險情也堅持不走，另有隱情。（詳情請見《林豆豆告訴我們完全不同的“720”事件》）
半個月後，接到武漢朋友來信，包括徐海亮、邱會作長子邱路光等人在內的許多人，對《林豆豆口述》反應強烈，稱“林豆豆出了本亂史的書，要組織批判她，其中一條就是把‘七二〇’庸俗化了，且生造了許多花絮。……全本大多系偽作。可以逐段評註。”我當即回信表示樂見爭鳴，如有反駁澄清文章，我樂於推薦給《新史記》發表。（詳情請見“《林豆豆口述》是本“亂史”的書？”）
今年元月，讀到原《解放軍文藝》副主編、現《炎黃春秋》副主編，也是林彪研究專家劉家駒的文章，批評《林豆豆口述》一書整理者舒雲“對舊文做了大量的‘翻新改造’，摻雜當今詞語，虛擬情節細節，隨心所欲地演繹”。“其中《給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黃火青的信》，就是舒雲‘深加工’‘整理’出來的，其內容的混亂，讓人難以卒讀”。我在博客上也做了介紹。（詳情請見《劉家駒批評舒云：毛澤東給林豆豆的信和周恩來與她的談話》）。
對劉家駒如此批評，舒雲沒有沉默，立即回應反駁，貼出了林豆豆信件手跡影印件十來頁，指出劉家駒所批評的部分根本不是她“翻新改造”，而就是林豆豆信件原文。（詳情請見“舒雲公布《林豆豆致黃火青的信》原件”。）
上述爭議，重點是在林豆豆信件是否舒雲加工過的問題上，而還不是在林豆豆對“七二〇”事件背景的回憶，是否合乎史實上。
從王海光的下述序言，看來徐海亮的這本書，並沒有涉及林豆豆披露的那段背景。我期待着徐海亮等多位專家的新論。
王海光在下面文章中，對武漢“文革”的許多評述對我頗有啟發，也有我不能同意之處，例如他說當今“不少青年人對‘文革’群眾運動的盲目讚揚”。實際上，讚揚“文革”的並非青年人，今天我讀到《鳳凰周刊》刊發的一篇調查報告，就指出，對“文革”懷舊的，整體上是“50後”為主，他們並非對“文革”真相隔膜，恰恰是“文革”的親歷者和見證人。“這是一個可以被稱為‘文革遺民’的群體。”箇中原因，恐怕還要做更深的分析。
武漢“文革”的口碑歷史
——徐海亮《武漢“七二〇”事件實錄》序
王海光，共識網
在“文化大革命”的群眾運動階段，有三個城市直接影響和左右了全國運動。第一是北京，紅衛兵運動的發源地；第二是上海，“一月奪權”的策源地；第三就是武漢了，震驚中外的“七·二〇事件”的發生地。這三個城市事件構成了“文革”運動不斷激化的三個波次，終於把毛澤東的“天下大亂”推到了頂峰。
1967年7月爆發的武漢“七·二〇事件”，與毛澤東發動紅衛兵運動、策劃“一月奪權”的情況完全不同。它不是“無產階級司令部”謀定後動的“戰略部署”，而是在“文革”各種矛盾中激烈碰撞出來的意外事件。武漢是毛澤東常來常往的城市。1967年7月的毛澤東武漢之行，本是想親自解決武漢軍區的“支左”問題。軍隊於1967年1月奉命“支左”，首先支持了保守派，一些地方還動用了武器鎮壓造反派，出現了全國範圍的“二月鎮反”。這就與“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意圖發生了背離，必須要調整“支左”的方向。武漢軍區還沒有發生軍隊動槍的流血事件，如能夠從支持保守派轉到支持造反派上來，這不僅僅是解決了中原地區的運動大方向問題，對全國部隊糾正“支左”錯誤也是樹立了一個樣板。
有毛澤東全黨全軍最高領袖的絕對權威親自坐鎮，動員武漢軍區轉彎子，本應是馬到成功的事情。但就在毛澤東停留武漢期間，卻出人意料地爆發了“七·二〇事件”。保守派及其軍隊支持者，激烈反對中央表態支持造反派。一批被激怒的軍人和群眾甚至衝進了毛澤東的駐輦之地，扣押和毆打了前來處理武漢問題的中央大員王力等人。這是中共自1949年執政以來從未發生過的事情。毛澤東立刻意識到有發生“兵諫”的危險，破例乘坐飛機迅速撤離武漢。所謂乘興而來，鎩羽而去，莫過於此。
“七·二〇事件”的發生，對“文革”運動產生了重大影響。“無產階級司令部”提出了“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全國一度有所收斂的群眾造反運動風雲再起，各地掀起了衝擊軍隊的浪潮，接連出現了一系列的重大涉外事件。“文革”運動一度出現幾乎失控的局面。最後，毛澤東不得不把“七·二〇事件”的英雄，中央文革小組的王力，當作替罪羊拿來祭旗，勉強控制了局面。
武漢“七·二〇事件”雖然事出偶然，但任何的歷史偶然都不會是空穴來風的偶然，都有其發生的必然性邏輯。從地區的“文革”運動情勢而言，武漢與北京、上海各有特點，在運動一開始就有些不同差異。這些地域性的政治差異，加之運動本身發展的不平衡，構成了“七·二〇事件”發生的複雜背景。這裡既有“文革”領導意圖前後矛盾的問題，有決策層與執行者的脫節，有傳統體制和新“文革”的牴牾，有階級鬥爭觀念和路線鬥爭觀念的矛盾，有群眾運動的自發無序和軍隊維持秩序的衝突，有兩大派群眾組織相互攻訐的混戰，甚至也隱含黨內鬥爭的歷史陰影……等等。在“七·二〇事件”這面歷史多稜鏡中，折射出了所有的“文革”矛盾和衝突。
從地域“文革”的特點看，武漢是九衢交匯之地，武漢的運動直接影響了中南地區的運動。中共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和中共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在“文革”中的盛極而衰，也構成了“七·二〇事件”發生的另一個重要背景。陶鑄、王任重在“文革”前一直是毛澤東信任有加的地方領導人，對毛從來是亦步亦趨。如在“四清”運動中，毛澤東、劉少奇估計基層政權有三分之一不在我們手裡。王任重就有報告說：看來一半都打不住。毛澤東也是把王任重作為心腹愛將，曾有“總理之才”的期許。陶鑄對毛澤東一向以忠貞不二自詡，在對領袖個人崇拜不竭餘力的鼓吹方面，在地方大員中是屈指一數的。毛澤東發動“文革”，陶、王也都是緊跟的。毛澤東要打倒劉少奇，把陶、王調到中央工作，分別擔任了中央文革小組的顧問、副組長等重要職務，以加強“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力量。但是，在運動向批判“資反路線”的轉軌的過程中，他們又跟不上毛澤東的“戰略部署”，甚至發生牴觸，不久就相繼落馬，被打倒在地。他們在“文革”初期的大起大落，對中南地區，特別是武漢的“文革”運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陶、王雖然很快倒了，但他們在“文革”初期的反右派的運動思路，一直延續下來了。地方黨、政、軍領導人和基層領導的思想觀點都是聲氣相投的，軍隊也是傳統體制的一部分。武漢軍區的“支左”思路就是扶植保守派、鎮壓造反派，終於在“七·二〇事件”中爆發出了巨大的歷史迴響。
“文革”畢竟是一場億萬群眾參加的運動。多數群眾參加運動不乏真誠，也有自己的利益表達的要求。如果把群眾看作只是“毛主席揮手我前進”的群氓，也是過分簡單化了。不然很難解釋為什麼毛澤東三番五次要結束“文革”運動，卻始終結束不了的問題。武漢“七·二〇事件”就是毛澤東在駕馭群眾運動時遭到挫敗的一個典型事例，所以有到了“賊窩”的憤怒之語。
從群眾運動的角度看，武漢的群眾造反運動也很有自己的特色。有研究者說：北京的“文革”是學生的“文革”，上海的“文革”是工人的“文革”，武漢的“文革”則是學生與工人聯合的“文革”。從群眾運動的主體來看，這個解讀不無道理。對於象武漢這類市民傳統濃厚的南方城市，沒有北京那種皇城根兒政治的紅牆情結，一般都是小政治，是從自己生活感受來判斷是非的，對體制的不公比較敏感。工作組時期，在武漢大中學校的一批激進的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挨整的同時，武漢的一些工人也挨整了。所以，武漢工人造反組織出現的比上海等地還要早，而且與學生造反派關係一開始就比較密切，在尚無工人組織之前，一些激進、有文化的青年工人，甚至以個人名義參加紅衛兵活動。武漢保守派勢力的強大，在全國是名列前茅。保守派組織代表了傳統體制的社會基礎，組織成分比較純正，成員出身好的多、黨團員和積極分子多，在“文革”初期持保衛省市黨委的立場。在1966年底67年初奪權以後，保守派組織瓦解，各派群眾組織都稱自己是“革命造反派”，各自觀點並不一致。此時稱為保守派的，多是指傳統體制影響較深的一派，確也有些組織就是從過去的保黨委的一派直接轉變過來的。軍隊的體制是集中制的黨軍體制，尤其是地方部隊和人民武裝部系統，原本就是在地方黨委領導之下，與地方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思想傾向是保守的，他們的“支左”，支的都是保守派。武漢的情況就非常典型。奉命支左的部隊，特別是省軍區的獨立師，對造反派有天然的反感，視之為“牛鬼蛇神”，支持保守派組織打壓他們。“百萬雄師”聯盟中核心組織之一，如“紅武兵”，是武裝部領導各單位基幹民兵組織組成的，專事進攻造反派組織，還有其他成分組成的名目繁多的專業武鬥隊。當時在群眾組織中設有專業武鬥隊的，這可能是全國最早一家。武漢軍區制止武鬥不力，並還有些暗中慫恿的意味，獨立師部分官兵甚至直接參與了“百萬雄師”群眾組織的活動，這在全國也是不多見的。
在派性武鬥方面，群眾組織在政治上的保守與激進，與他們在行動上的穩健和激烈並不一定劃等號。得到軍方支持的保守派組織，在組織武鬥上往往要比造反派更為兇猛。武漢保守派組織武鬥的情況是很厲害的，反使普通市民對造反派多有同情。《苦戀》的作者，著名作家白樺，當時是武漢軍區的創作員，曾在“七·二〇事件”前寫了《迎着鐵矛散發的傳單》的詩集，譴責“百萬雄師”搞武鬥，當街打殺人的行徑。事實上，無論那派群眾組織，要想通過武鬥壓垮對方，只能使雙方的仇怨越結越大。在處理武漢問題時，毛澤東曾對武漢軍區領導人說：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這位階級鬥爭大師似乎講得太輕易了，與他一再強調的階級鬥爭理論也是二律背反的。恰恰正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這種人為製造的階級鬥爭比真實的階級鬥爭更沒有調和的餘地。經過“文革”運動的反覆折騰，進入到派性武鬥階段，階級鬥爭的你死我活已在現實的運動過程得到印證，虛擬出來的假想敵已經變成了現實政治的冤家對頭。兩派都把對方視為仇讎，能搞垮對方就是革命的，被對方搞垮就是反革命的，鬥爭手段無所不用其極，錙銖必較，寸利必爭，這樣鬥爭的結果只能是兩派的勢不兩立。在“七·二〇事件”前，“百萬雄師”是刀俎，“三鋼三新”為魚肉。“七·二〇事件”以後，“百萬雄師”成了“反革命組織”，獨立師成了“叛軍”。“三鋼三新”又成了刀俎，“百萬雄師”為魚肉。俗話說：“相打無好手，相罵無好口”。在運動中造成的族群分裂和心理創傷，即使在動亂局勢穩定之後，也是如影附形，無處不在。在改革開放20多年後的中國，已經遠離了這個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我們有理由說，無論哪一派，“百萬雄師”也好，“三鋼三新”也罷，都是“文革”的犧牲品。但是，作為我們曾經歷過的這一段慘痛的歷史，絕不能把它從我們的歷史記憶中抹掉，需要把它如實地記錄下來，昭示後人。
在“文革”結束後，中共中央對“七·二〇事件”重新做了處理結論，給“百萬雄師”和獨立師平了反，成為三中全會前後撥亂反正的一個重大事件。關於“七·二〇事件”的歷史敘述也由此開始。1980、1990年代，許多重要的歷史當事人發表了回憶文章和書籍。如時任武漢軍區司令的陳再道對事件的回憶，中央文革小組的王力對事件的回憶，解放軍代總參謀長楊成武陪同毛澤東南巡的回憶等，都具有非常高的史料價值。近年來，一些群眾組織的人士也相繼發表了自己對事件的回憶文章和書籍。這些從不同當事人從各自角度的回憶敘述，使越來越多的歷史細節相繼浮出水面，對復原歷史很有幫助。
在復原歷史的工作中，當事人的回憶和口述史的研究對重建歷史現場是非常重要的，彌補了文獻材料的闕失。但兩者的功能又是不一樣的。前者是從自己在歷史事件的特定角色出發講述的個人經歷和見聞，提供的是素材。後者則是從整個事件的完整性出發，向當事人叩問真相，追尋歷史的無字之書，是一種去偽存真的研究性工作。1978年，在胡耀邦領導下，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室正在搞“文化大革命史”的教學研究工作，為配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的需要，金春明、於南等一批前輩學者，對“七·二〇事件”的孔慶德副司令員和“百萬雄師”頭頭等有關當事人進行了採訪，在中央黨校最先講述了“七·二〇事件”的課題。這應是對“七·二〇事件”最早的口述史研究了。在“文革”的群眾運動大事件中，“七·二〇事件”的研究起步是比較早的，有關著述可能也是最多的。但最初的研究工作是具有鮮明的政治特點，服務於當時徹底否定“文革”的政治需要。這就不可避免地要遮蔽許多東西，迴避許多敏感問題。所以有些經歷者感慨地說：“真實的歷史藏在人們的心裡。”現在，這段歷史早已經從我們的現實政治生活中淡出了，許多當事人已經故去，當時的年青學子也都過了退休的年齡。但復原這段歷史的工作還沒有完成，許多歷史細節還是模糊不清的。而這個任務又很難完全依靠更年輕的下一代學人來做。固然，在後人的眼裡可以更加客觀冷靜地看待這段摧心剖肝的歷史，但是要求他們完全體會到那種驚心動魄的歷史情景也是比較困難的。這就不僅需要經歷者為後人提供更完全更具體的歷史信息，還要傳承給他們對歷史現場的感知和把握的能力。所以，江青的首任秘書閻長貴先生把傳承“文革”的歷史記憶，視為“我們這一代人最後的歷史責任”。
徐海亮先生是記錄“文革”歷史的有心人。“文革”發生時，他是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四年級學生，水利電力學院是武漢“文革”學生運動的一個重鎮，運動的信息比較集中，所以他能對“七·二〇事件”前後的整個過程有着比較完整的歷史印象。這些年來，海亮先生收集了大量武漢“文革”的史料，採訪了許多當事人，編著了《東湖風雲錄——武漢文革的群眾記憶》一書（2005年），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採訪、探討，訂正、完善，寫出這本集中記錄事件的《武漢“七·二〇”事件實錄》。
這本書逐日記載了“七·二〇事件”前後半月發生的事情，材料非常豐富。包括了當時的官方文件，群眾組織散發的傳單小報，當事人的回憶，領導人的傳記年譜，以及作者大量的採訪筆記。這些材料從不同角度反映了歷史的各個側面：有武漢軍區的，有中央文革的，有毛澤東和周恩來的，黨政軍各級領導幹部的，還有兩派群眾組織活動積極分子、當年專事重大採訪的記者、中間派群眾、後來研究者的。這樣就從不同當事人的不同事件角度，構成了互證的全息的歷史鏈條。在對“七·二〇”群體性事件的歷史敘述中，作者主要以群眾的歷史活動作為歷史敘述的中心，重點放在“武漢文革的群眾記憶”方面，把“文革”的上層活動和群眾的底層活動聯繫起來考察，顯現了歷史發生的複雜性和豐富性。
在上下互動中考察歷史活動，立體地再現歷史現場，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作者無疑是向這個方向努力的。在這部書中，作者試圖讓“七·二〇事件”的各方當事人一起“對簿公堂”，讓每一方的當事人都說出有自己的道理，這是對歷史抱有同情式理解的態度。事實上，只有讓各方都陳述自己的理由，我們才能看到歷史發生過程的複雜性，才能進而認識到對於這次悲劇的發生，冷靜地思考我們集體走進的失誤，剖析我們真正缺失的東西是什麼。
歷史是昨天的現實，今天是明天的歷史。當前中國正是在各種社會矛盾的多發期，政治腐敗和社會不公的情況嚴重，民粹主義情緒漸有高漲之勢。在現實生活中可以看到有不少青年人對“文革”群眾運動的盲目讚揚，所言多是對歷史的錯覺誤記，這即說明了我們歷史記憶的殘缺，更表明了一種非常危險的社會情緒。這是很有些問題的事：一方面，這段歷史離開我們並沒有多遠；另一方面，這段歷史在我們的頭腦中確實是被有意無意地遺忘了，讓我們的為史者感到慚愧。現實的問題，需要我們重溫歷史，警示未來。讀讀這部武漢“七·二〇事件”的歷史記載，看看我們當年的理性與瘋狂、真誠與虛妄，應是不無裨益的。可以說，昨天的歷史教訓，也就是在我們今天在走向民主政治的道路上必須作為鏡鑒的問題。
2010-9-13，於大有北里望山居
《武漢“七二〇”事件實錄》，徐海亮著，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1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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