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80年代大學生被迫退學案例的不同結局(下)
尚雄哥知識淵博，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他是什麼書都看，過來人可能會奇怪無書年代他的書源。焚書坑儒的荒唐時期，尚雄哥除了自家的少量存書外，他通過洪瑋媽媽，得以偷閱大量封存的舊圖書，其中包括禁書。不過，他好像沒有太讀過當時非常易得的馬列垃圾書，否則會對我有所影響。一次他和姐姐給我出題，說有堆壘起的圓木，最底下是100根，一直碼到最上面1根，問我總數是多少。我當然不會笨到一直加下去，思路自然是算下面多的加上面少的配對數，馬上得出了5050的總數。我那時雖然不大，但認為這題不難，許多聰明一點的人都應該想得到。不過他和姐姐很滿意，說這是高斯11歲巧解的題目。
既然說到奇遇，那就再多說一件吧。
應該是80年代末，尚雄哥旅行結婚。長沙的書市全國聞名，但當時最大的還是袁家嶺書店。我陪尚雄哥去淘書，在2樓科技類書架前不一會，一位女營業員向我們走過來，我正有些詫異，她開口道：“你是小毛吧”，我：“嗯，你是誰？”，答：“我是余麗萍，以前一個院子裡的鄰居”。這下我知道了，是高我一級的姐姐，大約是78年的樣子隨父親調動去了長沙，人家認識我，我卻一下認不出人家，慚愧！說起來，我當年是在娘廣西故鄉的鄉村小學開蒙入校，轉學回來時，按說我應該讀二年級了，因為當時中國各地的學制不同，開學時間也不一，便面臨是降低半級還是跳高半級的問題，我被老師認為年齡小，往下降都不大，就作主給降級就讀，否則我和麗萍姐應該會同班。只是我從小就有名，被人認出來也不奇怪。但麗萍姐不認識尚雄哥，其實在平房年代，3家的距離僅以百米計。第一名醫她不可能不認識，我提醒她，這是桌醫生家的老二。我以前提到的神童同學孫敏(http://blog.creaders.net/Armao/user_blog_diary.php?did=72682)8歲就跟中國象棋比賽的成年選手私鬥，而當地的中國象棋冠軍就是桌叔叔。一說起來，尚雄哥在恢復高考之際，和許多人一樣，還去過麗萍姐家，向她爸爸求教。長沙是個工業落後城市，座落河西的長沙毛紡廠不足萬人，卻是長沙最大的企業，麗萍姐的爸爸調到那，時任總工程師。巧遇故人，我們高興地攀談了一陣子。麗萍姐給我留了她家的住址和聯繫方式，熱情邀請我去玩。遺憾的是，我不太擅交際，一害羞就一直沒有行動。

上篇沒有來得及議論，現在多說兩句。世界上只有兩個共產主義國家實行嚴格的戶口管理，它們就是中國大陸和北朝鮮。高麗同胞畢竟和我們同文同種，把我們這一博大卻一點也不精深的文化照搬過去，城鄉分離的不平等製造的是赤裸裸的內部歧視。
70年代末和80年代，鄧爺恢復的高考可以看作是一場現代科舉，與古代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鄉試會試狀況幾乎一模一樣。人民從愚蠢的反智狀態醒轉，公平考試錄取率很低的大學生被視為未來的民族精英和社會棟梁，受到社會普遍尊崇，商品經濟尚未發達，中國幾千年最受重視的官位開始向有學歷者傾斜，“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中舉是農村孩子跳出農門的幾乎惟一途徑，此時當兵提干的希望基本斷絕了，因為軍官也要上軍校。農村學子千辛萬苦好不容易獲得的進仕機會一朝喪失，其打擊無疑是致命的。而城市家庭遭遇到被迫退學的倒霉事無疑也是重大打擊，但承載這種苦難的能力無疑比農村賤民強得多，且有一定的轉圜能力，比如我那位吳同學，就可以更換身名，再度中舉，無疑這需要具備一定的社會資源。我為那位劉同學退而設想，且不論其遭到的心理打擊，他家孤兒寡母基本就不具備如此退守的社會資源，除了死路一條，一個因流氓行為被開除的人，有何人會提供改名換姓，造新檔的幫助？
同院的那位因露陰輟學的復旦同學，當時很少出門，家裡主要怕在外面再犯丟臉，估計長沙公安知道這就像發羊癲瘋一樣主要是種病態，不會太當回事。我當時開玩笑，問媳婦，要是家裡讓那青年早點“沖喜”是否有助於他少犯病？他的後情我沒有問過媳婦，不清楚。不過城市中產家庭無奈下養個吃閒飯的還勉強承受得起。
“露陰癖”這種生理病態或變態既然犯事時已經不受理智和意志控制，如果是流氓行為，應該也是一種特殊狀態，在沒有後續行為或造成嚴重後果時，處理時應該本着一定的寬容去約束變態者，意即採取適度打擊遏止。這其實不是什麼新病，只是由於當時那個年代，消息閉塞，這種醜聞傳播得不夠罷了，瑾子丈夫學校的校長和當地公安就是缺乏對此認識，才導致了過於嚴厲的處理。校長對其它品質都表現良好的學生沒有再犯就直接給予二次打擊過分了點，導致了最終的悲劇，遺憾！
不過我認為，一個人既然有這樣類似精神病的病態，除非治癒，否則不付出點代價是難以被社會接受的，比如他們可以做些低調的技術服務類型的工作，但不可能獲得需要社會道德高度認同的領導職位。

2013年4月11日17時38分31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