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80年代大学生被迫退学案例的不同结局(下)
尚雄哥知识渊博，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他是什么书都看，过来人可能会奇怪无书年代他的书源。焚书坑儒的荒唐时期，尚雄哥除了自家的少量存书外，他通过洪玮妈妈，得以偷阅大量封存的旧图书，其中包括禁书。不过，他好像没有太读过当时非常易得的马列垃圾书，否则会对我有所影响。一次他和姐姐给我出题，说有堆垒起的圆木，最底下是100根，一直码到最上面1根，问我总数是多少。我当然不会笨到一直加下去，思路自然是算下面多的加上面少的配对数，马上得出了5050的总数。我那时虽然不大，但认为这题不难，许多聪明一点的人都应该想得到。不过他和姐姐很满意，说这是高斯11岁巧解的题目。
既然说到奇遇，那就再多说一件吧。
应该是80年代末，尚雄哥旅行结婚。长沙的书市全国闻名，但当时最大的还是袁家岭书店。我陪尚雄哥去淘书，在2楼科技类书架前不一会，一位女营业员向我们走过来，我正有些诧异，她开口道：“你是小毛吧”，我：“嗯，你是谁？”，答：“我是余丽萍，以前一个院子里的邻居”。这下我知道了，是高我一级的姐姐，大约是78年的样子随父亲调动去了长沙，人家认识我，我却一下认不出人家，惭愧！说起来，我当年是在娘广西故乡的乡村小学开蒙入校，转学回来时，按说我应该读二年级了，因为当时中国各地的学制不同，开学时间也不一，便面临是降低半级还是跳高半级的问题，我被老师认为年龄小，往下降都不大，就作主给降级就读，否则我和丽萍姐应该会同班。只是我从小就有名，被人认出来也不奇怪。但丽萍姐不认识尚雄哥，其实在平房年代，3家的距离仅以百米计。第一名医她不可能不认识，我提醒她，这是桌医生家的老二。我以前提到的神童同学孙敏(http://blog.creaders.net/Armao/user_blog_diary.php?did=72682)8岁就跟中国象棋比赛的成年选手私斗，而当地的中国象棋冠军就是桌叔叔。一说起来，尚雄哥在恢复高考之际，和许多人一样，还去过丽萍姐家，向她爸爸求教。长沙是个工业落后城市，座落河西的长沙毛纺厂不足万人，却是长沙最大的企业，丽萍姐的爸爸调到那，时任总工程师。巧遇故人，我们高兴地攀谈了一阵子。丽萍姐给我留了她家的住址和联系方式，热情邀请我去玩。遗憾的是，我不太擅交际，一害羞就一直没有行动。

上篇没有来得及议论，现在多说两句。世界上只有两个共产主义国家实行严格的户口管理，它们就是中国大陆和北朝鲜。高丽同胞毕竟和我们同文同种，把我们这一博大却一点也不精深的文化照搬过去，城乡分离的不平等制造的是赤裸裸的内部歧视。
70年代末和80年代，邓爷恢复的高考可以看作是一场现代科举，与古代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乡试会试状况几乎一模一样。人民从愚蠢的反智状态醒转，公平考试录取率很低的大学生被视为未来的民族精英和社会栋梁，受到社会普遍尊崇，商品经济尚未发达，中国几千年最受重视的官位开始向有学历者倾斜，“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中举是农村孩子跳出农门的几乎惟一途径，此时当兵提干的希望基本断绝了，因为军官也要上军校。农村学子千辛万苦好不容易获得的进仕机会一朝丧失，其打击无疑是致命的。而城市家庭遭遇到被迫退学的倒霉事无疑也是重大打击，但承载这种苦难的能力无疑比农村贱民强得多，且有一定的转圜能力，比如我那位吴同学，就可以更换身名，再度中举，无疑这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资源。我为那位刘同学退而设想，且不论其遭到的心理打击，他家孤儿寡母基本就不具备如此退守的社会资源，除了死路一条，一个因流氓行为被开除的人，有何人会提供改名换姓，造新档的帮助？
同院的那位因露阴辍学的复旦同学，当时很少出门，家里主要怕在外面再犯丢脸，估计长沙公安知道这就像发羊癫疯一样主要是种病态，不会太当回事。我当时开玩笑，问媳妇，要是家里让那青年早点“冲喜”是否有助于他少犯病？他的后情我没有问过媳妇，不清楚。不过城市中产家庭无奈下养个吃闲饭的还勉强承受得起。
“露阴癖”这种生理病态或变态既然犯事时已经不受理智和意志控制，如果是流氓行为，应该也是一种特殊状态，在没有后续行为或造成严重后果时，处理时应该本着一定的宽容去约束变态者，意即采取适度打击遏止。这其实不是什么新病，只是由于当时那个年代，消息闭塞，这种丑闻传播得不够罢了，瑾子丈夫学校的校长和当地公安就是缺乏对此认识，才导致了过于严厉的处理。校长对其它品质都表现良好的学生没有再犯就直接给予二次打击过分了点，导致了最终的悲剧，遗憾！
不过我认为，一个人既然有这样类似精神病的病态，除非治愈，否则不付出点代价是难以被社会接受的，比如他们可以做些低调的技术服务类型的工作，但不可能获得需要社会道德高度认同的领导职位。

2013年4月11日17时38分31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