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公认的古文明发祥地之一的“两河文明”，是西南亚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中国的文化也是两河文化，就是黄河文化跟长江文化。人类的生活离不开水，“择水而居”，是江河成为古文化生长摇篮的根本原因。

在《诗经》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先人择水而居的事迹，以及在江河之畔居住下来之后发生的种种故事，如《诗经》的第一首诗所讲述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样富有浪漫气息的爱情生活故事。

我们的先人，在横贯东西、南北遥相呼应的两大江河之畔，不断地创造文明、推进文明。

这两种文化从诞生之时起，从来没有间断过它们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它们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共同创造了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

黄河文化：“龙”文化

黄河文化的源头，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期。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通过考古发现，黄河文化在新石器时代主要与以下四个文化系统有关：仰韶文化、齐家文化、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

其中仰韶文化主要分布在黄河上、中游地区，齐家文化分布在黄河中、上游地区，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大汶口文化分布在黄河下游地区。

青铜器文化是新石器文化的延续和发展。脱胎于仰韶等四大文化的商、周青铜器文化，标志着黄河文化趋于成熟。文化进入青铜器时代，不仅仅是器具质量、用料的变化，而是在青铜器上刻铸的大量文字——不仅有了象形文字，而且有了会意文字；而作为黄河文化图腾标志的“龙”，也以青铜器物上主要部件或图饰的形式，随青铜器的日益发展，被进一步彰显，终于成为君王的形象代表。

《周易》崇拜天，也就是崇拜龙。黄河文化发展到了周代，龙便成了图腾崇拜物。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清代。

在充满着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齐家文化、龙山文化之沛然底气的土壤里，夏文化、商文化、周文化，承前启后，—路走来，最后止足于黄河下游的齐鲁之地，构筑完成了黄河文化的轴心。一个名称“儒家”的知识群体，在这片轴心之地上应运而生；这个知识群体的领军人物孔子与孟子，卓然成为黄河文化的代表。

生逢乱世的孔子，终其一生，都在极力主张“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一心要用“仁义”挽救“礼崩乐坏”的局面，要求人们以“亲亲之爱”为起点，在人与人之间架起一座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的“仁爱”桥梁，并且还向人们描绘了一幅“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残废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社会理想蓝图。

后来的孟子更进一步，认为“人心本善”，不管你的心灵蒙受了多少灰尘污染，只要经常擦抹，自然能明心见性，恢复善的光亮，人人皆可成仁成圣。孟子的性善论，为孔子倡导的“为仁”学说提供了人性依据。所以，他在孔庙里列于“亚圣”的位置，绝非浪得虚名。

由孔、孟共同构建的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理论体系，作为黄河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而成为华夏文化的一大标帜。这个文化系统，在汉代获得了统治者的认可，从此成为华夏人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着规范、制约的作用。

在黄河流域产生仰韶文化、齐家文化等的同时，曾经一度被视为“南蛮”之地的长江流域，其实也在产生着一个又一个文化圈。据已经发掘出来的古文化遗址告诉我们，新石器时代的长江流域，也存在四大古文化系统，自西向东分别是：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青莲岗文化和良渚文化。

新石器时代的这四个文化板块，发展到了青铜器时代，形成了三大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以荆楚文化为轴心。长江文化的标识，我觉得在“三星堆”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三星堆”的上千件青铜器给我们营造了一个鸟的文化氛围。有一株最引人注目的青铜器神树，高达十几米，每一层的分叉枝头都站立着一只青铜神鸟；在众鸟下方的树根部，攀缘着一条尾朝上头朝下的神龙。长江文化中的鸟与龙的地位，在这里得到了体现。

浙江的河姆渡遗址中，也发掘出了大量鸟图腾崇拜的器物，仅鸟形牙雕就有6件，如鸟纹碟形器、鸟形匕首、双鸟纹骨匕。不仅如此，吴越还有一种特殊的“鸟书”文字，在每—个篆字旁边都有鸟形文饰。

到了战国中期，这种“鸟文化”观念终于在《庄子》一书中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

庄子讲了这样一个关于鸟的故事，有一只鸟，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向南方飞去）。

长江文化的标识我们也找到了，是鸟，是凤。为什么说是凤？明代学者对《庄子》的注释，说鹏就是凤凰，于是我们想到了古代人所说的龙凤呈祥。

庄子的逍遥即顺应自然的思想，源自于他的前辈，另一位长江文化代表人物老聃——老子。

老子是一位具有大智慧的学者，他把自己的智慧投向了宇宙生成的思考上面，认为天地之先还有一个“道”存在。“道”虽然看不见摸不着道不明，只是恍兮惚兮而已，却正是由于它的作用，才有了天、地；有了天地才有了人与万物。由于这样一种因缘关系，所以他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更高于道的最高法则。

他这种阐述作为一种思路，一直延续下去，在荆楚文化中，后来的屈原，他的最大贡献也跟老子一样是问苍天，这样的发问最后成就了他的楚辞，使之可以跟诗经媲美。他对世界的一种观察，对世界的一种理解，包含有很多的道家思想。

老聃与庄子，将其顺应自然，开拓进取的理念，注入长江文化的内涵，使长江文化在理论层面上有别于黄河文化，而成为华夏文化中的又一个个性鲜明的文化系统　

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从其源头开始，便有着相互交流与渗透。尽管如此，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之间的差异仍然很明显。

它们之间最大的差异，是《庄子》里反复讲述的一个故事。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老聃不以为然，给孔子讲了一个故事：“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

泉水干涸，一群鱼被困于陆地，便用湿气互相嘘吸，用口沫互相湿润。在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里，甚至当灭顶之灾来临之际，能够将一丝生的希望留给他人。这样一个境界是仁义关怀到了极致；把一线希望留给别人，太伟大了。这就是儒家精神，就是黄河精神。“相濡以沫”形象地体现了黄河文化的代表孔子、孟子所倡导的“仁义”关怀。

但是老子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比“仁义”关怀更好的存在方式，是“相忘于江湖”。在江湖中生存的鱼，不会想到用“相呴以湿，相濡以沫”的方式关怀其它个体。在一个顺应自然规律，生存状态良好的社会里，人们同样会忘掉“仁义”，因为任何人都生活得很好，无需别人的关心帮助。

这就是长江文化的理念。它认为应该追求自然，追求最适合生存的环境，就是法自然。我们追求的最终目的，不是仁义关怀。凡是一个社会很需要人关怀，人与人之间非常强调要仁义的时候，这个社会的生存状态一定出现了问题，肯定是红色警报的状态；如果大家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情，改善自己的生活，能够生活得一天比一天好，在仁义方面的所谓教育比较淡漠，这个淡漠不是在不好的情况下忘掉，而是在生存状态非常好的情况下把它忘掉，这才是最理想的社会。

所以一个是主张相濡以沫，一个是主张相忘江湖，这就是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的最大区别。“相濡以沫”还是“相忘于江湖”的争论，成为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核心话题。这场关乎两种文化核心价值观的争论，一直延伸到西汉中期，汉武帝一锤定音，选择了“相濡以沫”的儒术，使其成为治理天下的主流文化。因为汉武帝的时代，“相忘于江湖”行不通，所以他选择了“相濡以沫”，希望大家相互关心、相互关爱。两千多年的历史证明， “相濡以沫”行之有效。

在黄河文化居于重心和主导地位的两千年时间里，长江文化依然存在，依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老子的思想一直成为人们修身养性中一个重要的元素，当然这里面也有抗争。比如《梁山伯与祝英台》。梁、祝爱情，是一种发乎内心的真情，顺应自然的表达。然而在黄河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年代里，这种顺应自然的表达方式必然要遭受压抑。梁、祝悲剧的必然性，就在这里。所以吴越人编演的梁祝悲剧，可以看作是长江文化对黄河文化的一次谴责与抗争。

历史车轮驶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化重心转移的局面终于来临。新文化运动的涌现，“五四”运动的发生，标志着中国文化的重心，开始由黄河文化向长江文化转移。

 “五四”新文化运动承载的是整个中国文化重心的转移，是华夏民族文化观念的一次重大历史性转变，是将整个民族文化从“相濡以沫”的观念转向“相忘于江湖”的观念。这种文化观念的转变，将直接规范、制约中华民族以后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发展历程。

中国文化重心的转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1852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859年火烧圆明园、1894年甲午战争，直至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之后向中国政府索赔近10亿两白银的“庚子赔款”，一次又一次提醒着华夏子孙，“相濡以沫”的观念已经过时。

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揭示的“弱肉强食”的生存斗争法则，在人类社会里同样存在。严复译介的达尔文进化论，引起了轰动；“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惊醒了在“相濡以沫”梦中沉睡了两千多年的华夏子孙。只有“法自然”，在开拓中创新，才能真正改善华夏民族的生存环境，提高华夏民族的生存能力，实现“相忘于江湖”的理想生活。

新文化运动开始了，推动这次文化重心转移的先驱人物，绝大多数是长江文化圈内的知识精英，如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继新文化运动之后，为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而前仆后继的政治家，也大多数来自于长江文化圈中。在短短的数十年时间里，观念的转变已经落实到了政治制度、经济方式的转变。华夏民族终于在文化重心的转移中开始复兴。

中国文化重心转向长江文化，意味着长期居于主流地位的黄河文化将处于从属地位，但并不意味者黄河文化的消失。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证明，“相濡以沫”的文化理念在融通人际情感，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的封建社会能够绵延两千多年，“相濡以沫”这一文化理念功不可没。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文化重心已经发生转移，我们欢呼这一次文化重心的转移，我们对此的认识和实践要从自发进入到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