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評論-張平特拉維夫-萬維博客-萬維讀者網（電腦版）

上面那張照片，是我今年3月底在阿姆斯特丹的安妮•弗蘭克故居前拍的。為了看這個撰寫了舉世聞名的《安妮日記》的少女躲藏了兩年的地方，我去了兩趟。一大早趕去，參觀者的隊排到了大教堂的後邊，紀念館的工作人員跑來說至少要等兩個小時才進得去，於是下午又去了一趟，隊短了一半，還是排了差不多一個小時。看完出來，已是黃昏，隔着故居門口的那道運河，夕陽正把晚霞塗滿藍天，我便順手拍下了這張照片。

阿姆斯特丹的日暮，是我見過的最美麗的黃昏。夕陽在天空中化不開的那片金黃，濃密得讓人陶醉，我是在這裡才開始理解梵高的金黃色調。沿着運河，大大小小的玻璃窗閃爍着晚霞的色彩。白色的遊輪在運河裡緩緩駛過，河邊小路上騎着自行車的人們悠悠而過。站在運河邊，我問自己一個問題：躲藏在那棟房子裡的安妮，那棟有很多大窗子面對着運河的房子裡的安妮，是怎樣欣賞這些美景的？

《安妮日記》裡，有一段寫到窗外的黃昏：

“我十分舒適地坐在前辦公室里，通過厚窗簾之間的縫隙往外看。已經是黃昏……觀察外面的人，景象十分奇怪。他們全都好像有什麼急事，走起路來跌跌撞撞。騎自行車的人——這種速度很難跟上！我連是什麼人騎車都分不清……還有別的東西好看：汽車，船，雨景。我聽到電車和孩子們的聲音，覺得很有趣……說到猶太人，昨天我躲在窗簾後面看見兩個猶太人，就好像看到了一大世界奇觀。我心中有一種奇怪的感覺，仿佛是我出賣了他們，此刻正在這兒觀察他們的不幸。正對面有一個船戶，船家和他的老婆孩子都住在船上。他有隻小狗，我們只熟悉它的吠聲，它沿着船舷奔跑時能看見它的尾巴。”（1942年12月13日星期日）

看來人是一樣的人，車是一樣的車，船是一樣的船，黃昏是一樣的黃昏，所不同的是安妮只能躲在厚厚的窗簾背後，從一個小小的縫隙偷偷欣賞這一切。很多東西她看不到，只能靠聽；而她所能看到的一切，在帶給她快樂的同時也帶給她巨大的恐懼——如果外面那個世界不經意地朝窗簾縫裡看了一眼，發現裡邊有人的話，那麼她和躲藏在裡邊的兩個家庭都將面臨遭受滅頂之災的危險！

在很大程度上，“安妮的黃昏”正是納粹反猶大屠殺的一個絕好說明。很多國人喜歡拿這場大屠殺跟南京大屠殺相提並論，其實兩者除了屠殺平民這一點有些抽象意義上的相似之外，並無更多的共同之處。南京大屠殺屬於歷史上反覆發生過的屠城類戰爭罪行，而納粹反猶大屠殺則是人類歷史上空前（公認如此）絕後（希望如此）的罕見暴行。概括地說，兩者在屠殺對象、屠殺目的、屠殺行為方式與屠殺的存在方式等四個方面都有着本質的不同。

就屠殺對象而言，屠城的對象是戰爭中敵對國家的人民，而反猶大屠殺的對象則是被標定為“劣等民族”的猶太人。安妮出生在法蘭克福，她的父親是一戰時為德國衝鋒陷陣的士兵。整本《安妮日記》，你看不到任何仇恨或者復仇的意圖，甚至當她在窗外看到苦難中的猶太同胞時，她所想到的是自責而不是譴責納粹。這個十幾歲的少女的夢想和所有和平年代的同齡人的夢想一樣，“我想跳舞、吹口哨、騎自行車、看看世界、享受青春和自由”（1943年12月24日星期五）。可以想象，如果猶太人沒有被列為異類的話，安妮的父親大概會以老兵的資格加入到二戰的德國軍隊中去，而安妮大概會像她的同齡人一樣，成為某個青年組織的成員，為德國的戰爭努力而效勞。

與屠殺對象相關的是屠殺目的。屠城是為了進行征服，而屠猶則是為了建立納粹理想中一個完美的世界。屠城的行為通常都非常功利，為的是滿足侵略者的貪婪、獸慾和對征服的權威的追求，而納粹屠猶則帶有強烈的抽象意識形態色彩。比如，強姦通常是屠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甚至是極大的一部分，但在納粹屠猶的罪行中，強姦所占的比例幾乎微不足道——在納粹看來，猶太人是一種應該被滅絕的細菌，而不是人，因此猶太女人連被強姦的資格也沒有。

與此相關的是屠殺的行為方式，屠城通常是一種野蠻的人對人的行為，納粹屠猶則是一種制度化的大屠殺。屠城者需要親身參與搶劫、殺戮、強姦的整個犯罪過程，否則便無法從中得到好處；而納粹屠猶則是依靠一套按照現代理性、科學與社會組織的原理建立起來的龐大有效的系統，在這個系統中，每個執行者都只執行一小部分，而且很多時候是看起來無害，無需多少良心自責的行動，真正動手殺人的，只是整個程序中最後那幾個環節上數量非常有限的一些人。在屠城中，建立一種個人關係是可能的，比如，如果你是個漢奸，那麼你不僅可以逃過南京大屠殺的劫難，說不定還能從中撈到一點好處。但是在納粹屠猶中，即使你跟納粹合作，甚至跟本地的納粹長官建立友好的個人關係，也還是逃不脫被屠宰的命運，因為殺人的是一套體系，而不是某些個人。二戰後的研究表明，那些跟納粹合作的猶太區的猶太委員會成員和猶太警察，他們的命運一點都不比那些被他們交給納粹的普通猶太人的命運好。你不是不可以當猶奸，只是當不當都沒什麼不同！

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到兩者在存在方式上的根本不同。屠城行為，無論是在征服者還是被征服者看來，都屬於非正常的反秩序行為，屬於戰爭中間出現的臨時性混亂狀態。不但被征服者受不了長時間的屠殺折磨，征服者同樣需要建立和恢復秩序。因此，屠城行為在時間上都是有限的。我們常說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等，都是按天計算的。以日本法西斯的瘋狂，南京大屠殺也就是六個星期的事情。但是納粹屠猶則完全不同，屠殺在這裡不是對秩序的破壞，而是秩序的一部分！屠殺不是戰爭引起的混亂的一部分，而是建設一個完美社會所必需採用的手段！因此，只要猶太人一息尚存，納粹屠猶在時間上就是無限的——除非猶太人被趕盡殺絕，或者納粹土崩瓦解。

因此，“安妮的黃昏”所包含的那種恐懼，不是人面對惡魔或者野獸的恐懼，而是人面對一台龐大的、冷冰冰的機器的那種恐懼。安妮透過窗戶看到的，不是一個混亂不堪的災難時刻，而是跟我在21世紀的今天看到沒什麼不同的安詳平和的黃昏，只是那種安詳平和的一部分正是安妮這樣的人被送到死亡機器里去。安妮並沒看見一個面目猙獰的獸兵端着刺刀向她撲過來，但是她所看見的每一個看似無害的普通人都有可能是她的剋星——這是納粹屠猶最令人恐懼的部分，從頭到尾執行一次完整的殺人行動，很多人都不會去做；但是如果你只從事其中的一小部分，大多數人都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告密者不過是打了一個電話，便衣警察不過是拘捕了一個按法令應該住到集中營里去的人，運送受難者的火車司機不過是開了一趟火車……即使是毒氣室的屠夫，也不過只是轉動了一個開關而已——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無辜的，整個社會卻因此變成了一部龐大的殺人機器。面對這部機器，你甚至沒辦法用背叛或者行賄來討好它，因為這個系統本質上是非人性化的。東歐的某些猶太區的猶太商人們把自己變成了工人，試圖通過生產有助於納粹戰爭的產品把自己變成對德國有用的人，從而逃脫被屠殺的命運，結果自然是碰了一鼻子灰——你可以討好某些個人，但永遠無法討好一台機器。

如果你是一個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如果你能在南京找到一個類似安妮之家那樣的藏身之地，那麼藏過六個星期之後，你就大體上可以出來生活了。但是對安妮來說，躲藏便是生命本身，她所唯一能期待的，是盟軍反攻，納粹垮台。然而她沒等到那一天。她被一個至今不知身份的告密者出賣，在勝利的前夕，慘死在納粹的集中營里。

“安妮的黃昏”不同於任何一個其他災難中的受難者的黃昏！任何一種把納粹屠猶的暴行跟其它罪惡相比擬的說法本質上都是錯誤的，納粹屠猶不同於任何其他暴行！因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歐盟定義的新反猶主義中包含“將當代以色列國的政策與納粹的政策作比照”這一條——即使阿拉伯人對以色列軍隊的所有指責都是真實的（考慮到阿拉伯人的立場，這實際上是不可能的），這些行為跟納粹屠猶的罪行也沒有任何可比性。搞這種比擬的作用只有一個：就是傷害猶太民族的感情，製造仇恨！遺憾的是，這種惡行在當今世界不但沒有杜絕，反而有進一步擴散的趨勢。

在1944年4月11日的日記中，安妮寫道：“我們猶太人不允許感情用事，必須勇敢、堅強，必須接受我們的命運，不怨天尤人，必須盡力而為，相信上帝。有一天戰爭會結束，我們也會重新成為人，而不僅是猶太人。”我想問的是：如果安妮活在今天，她會不會失望？

也許，安妮之家前那長長的參觀者的隊伍能回答我的問題？

張平 2013年4月16日（以色列國65周年獨立日）於特拉維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