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1854年的手稿说明了喀琅施塔得对俄国的战略意义，阿格拉诺夫的秘密报告大致勾画出1921年事件的轮廓。为了准确地把握英勇悲壮的喀琅施塔得起义，有必要重新整理一下。

驻扎在喀琅施塔得的波罗的海舰队，也是俄罗斯装备和精神现代化的象征。除了在1917年十月革命中被托洛茨基称为“俄罗斯革命的骄傲和荣光”外，喀琅施塔得水兵也在1918年1月5日被布尔什维克利用，强行解散由社会革命党占多数的制宪会议。其实，正是喀琅施塔得水兵们，包括本人是制宪会议代表的Pavel Dybenko和制宪会议所在地Tauride宫殿的卫队长、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Anatolii Zhelezniakov，在1917年初还狂热地响应布尔什维克口号，用制宪会议反对临时政府！[1]高尔基在没有被斯大林收买之前，对布尔什维克深恶痛绝，特别把布尔什维克解散制宪会议的暴举和沙皇卫队屠杀请愿平民的1905年1月9日“血腥的星期日”相比：“几乎一百年来，最文化的俄罗斯人都盼望着制宪会议—一个能够让所有民主的俄罗斯人自由表达自己意志的政治体”[2]。不过，对于安那祺主义（无政府主义）水兵们，制宪会议是资产阶级的产物，也是中央集权的象征，必须粉碎。只是他们那时还没有认识到更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在他们的帮助下形成。[3]

在内战期间，喀琅施塔得水兵们还是坚决地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帮助布尔什维克取得军事胜利，喀琅施塔得水兵们成为新组建的红军的中坚，许多人，[4]包括Zhelezniakov，在与白军的激战中牺牲。绝大多数从1914年以来被连续七年战争所害的俄罗斯民众渴望在内战结束后，终结布尔什维克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正如农民代表在第八次苏维埃大会上对布尔什维克武装征粮队的控诉：“一切都好—土地是我们的但粮食是你们的，池塘是我们的但鱼是你们的，森林是我们的但木材是你们的”。托洛茨基也承认：“农民忍受征粮，当它是短暂的祸害。但内战打了三年。城市囊空如洗，为了供应军需掠走乡村的一切。农民说：俺们拥戴分地的布尔什维克，俺们反对征粮的共产党。”[5]到1921年春，农民暴动已遍及全国。城市情况也是如此，许多工厂倒闭、工人流落街头。列宁本人在一个莫斯科工厂讲演时又用白卫军统治威胁时，有人气愤地回答：管他是黑还是白，只是不要你们。[6]他们自然地期望、也以为可以和平地终结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回到俄罗斯革命的起点和目标：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而布尔什维克内部也要求建立所有社会主义者参与的政府，因为只有布尔什维克的一党政府意味着政治恐怖。[7]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工人反对派要求独立工会、工厂自治、反对党的官僚和军队化。[8]

内战虽然已经结束，但有将近5万人的波罗的海舰队水兵们仍然不得复员，他们觉得疲惫不堪；粮食供应状况日益恶化，军纪越来越严，甚至不得休假和离开舰艇，军队布尔什维克长官的特权日益增长；再加上与家乡通信得知的自己的村庄被布尔什维克抢夺、破坏的坏消息。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某些现象的出现：波罗的海舰队俄共党组织40%多的人要求退党，一些人用宗教信仰来说明自己的退党理由，一些人则用吃不饱感到疲倦来说明，一些人是因为对美好的未来丧失信心，还有一些人则已经把党员证给撕了。当局1920年12月4日截获了装有两份无政府主义传单的以一个水兵的名义发出的信，准备将无政府主义者等清除出舰队。[9] 12月11日，波罗的海舰队政治部主任博季斯鉴于舰队骚动形势，发布命令要求舰队到12月份替换25%的政委，然后按照这个比率每个月替换。在2月15日举行的波罗的海舰队第二次布尔什维克大会上，已经有不少要求立即政治控制分权化、官僚机构民主化的呼声。一个布尔什维克军官就警告道：“如果不改革，两三个月内会有叛乱”[10]。

当波罗的海舰队的不满情绪高涨的时候，苏俄政府派出大量特工，关注喀琅施塔得要塞上的超过2万6千人的水兵，找出可疑人物，编订成信息通报最高当局。1921年2月，有2,554人被登记在案，被怀疑参加所谓的反革命活动，受到审查。另一方面，白卫军在芬兰的机构很敏感地察觉到十几海里外的喀琅施塔得水兵们的反叛情绪。在内战后期接任白卫军统帅的瓦兰格尔将军主要依靠法国的接济，在伊斯坦布尔、突尼斯和西伯利亚还维持近十万没有被打散的武装。瓦兰格尔在芬兰的代表向法国的流亡俄侨发送过一份“关于如何在喀琅施塔得组织反叛的绝密备忘录”，指出这年春天（芬兰湾解冻后）在喀琅施塔得发动反叛的有利机会，要求寻求法国政府的援助。[11]

谁也没想到，历史的展开有其自身的过程。

白卫军没有能力发动喀琅施塔得的反叛，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发生也不需要白卫军等任何外部力量的发动，而与彼得格勒工人的罢工和骚动息息相关。

1921年2月21日，彼得格勒的特鲁博奇制管厂工人举行会议，与会者通过了要求实行人民政权的决议，提出取消共产党的专政和建立自由选举的苏维埃政权。当局对此的反应是，决定关闭该工厂并宣布重新进行职工登记。这一举措让工人们的情绪更加激动。2月24日晨，岗哨不允许工人进厂时，约三百名特鲁博奇厂的工人便带动波罗的海厂、费尔拉姆厂等其他一些工厂的工人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游行，大约有2千5百人汇集于瓦西里耶夫斯基区。鉴于这一严重的形势，政府派出了学员兵前去驱散人群。当天下午，俄共（布）彼得格勒委员会执委会召开了紧急会议，认为近期在工厂中发生的骚乱是暴乱行为，决定在彼得格勒戒严，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保证戒严的实施。次日，彼得格勒军区军事委员会发布公告，宣布彼得格勒戒严：“为了实施军事戒严，恢复各区的革命秩序，应在各区成立由相应党委领导人主持的革命三人小组。革命三人小组所有的军事行政命令和决定对该区所有居民有效。所有部署在行政区的军事力量必须服从该区的军事三人小组，在特别情况下也可征得军事委员会的同意。命令自发布之时即刻生效。”

就在这天，工人们仍然举行示威游行，他们要求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要求释放最近因政治原因而被捕的工人、红军和水手，要求立即在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改选苏维埃。游行示威的工人与设置于各区的军事院校学员兵岗哨发生了数起冲突。2月28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莫斯科、彼得格勒的局势，认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镇压政治反对派。当天，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发布了关于加强同反对派斗争的命令，要求"所有省肃反委员会应在最短的时间内粉碎反苏维埃政党的机关"，把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从特别是地方自治机关、粮食机关、配给机关中清除出去；禁止他们号召罢工、演讲、游行示威的活动。根据这一命令，契卡开始逮捕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彼得格勒，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被逮捕者超过一百人，其中包括著名的孟什维克领袖唐恩。另外还有约2百名工人和知识分子被捕。通过实施严格的戒严措施以及镇压政治反对派，政府控制了彼得格勒的局势。

但彼得格勒工厂的骚动已经严重影响了近在咫尺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和工人的情绪。本已躁动不安的水兵得知了彼得格勒工人罢工、骚动的消息，也公开骚动起来。最为典型的是塞瓦斯托波尔号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两舰本来驻防于彼得格勒，后来被调至喀琅施塔得，舰队中普遍存在着不满。25日晚，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的士兵开始聚集于公共甲板上，要求就彼得格勒事件举行会议。在大型战列舰支队政委佐西莫夫到来后会议开始。水兵们要求：“1:于2月26日中午1时召开舰队会议；2: 不允许逮捕在彼得格勒演说的特鲁博奇厂的工人，既不允许在演讲工人中进行逮捕，也不允许在部队中进行；3:必须阐明演说工人的要求；4: 必须阐明是哪个海军部队向演说的工人和他们的首创精神开枪。”当即，塞瓦斯托波尔号选出了五人组成的代表团。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也选出了七人代表团。26日晨，代表团前往彼得格勒以查明工厂骚动的原因以及工人们的要求。他们抵达彼得格勒后，立即深入罢工工厂了解情况。尽管工人们提出的“要求立即在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改选苏维埃”、“要求给予所有社会主义党派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的口号和工人们的情绪极大地感染了水兵们，唤醒了他们朦胧的政治意识。他们自觉到：除了我们，谁来拯救俄罗斯民众呢？

2月27日，代表们返回舰队后在舰队大会上报告了特鲁博奇厂、波罗的海厂、停泊在涅瓦河上的甘古特号和波尔塔瓦号战列舰发生骚动的原因，彼得格勒工人大批被抓的严重形势以及特鲁博奇厂实行人民政权的决议。次日，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通过了一项提交波罗的海舰队所有军舰、军区代表讨论的决议，共13点：

1、今日苏维埃不反映工农意志。应立即在秘密投票基础上改选苏维埃。应在全体工农中进行自由的选举宣传。

2、工农、无政府主义者和左翼社会主义党派应享有言论和出版自由。

3、落实会议自由、工会及农民团体的结社自由。

4、不迟于1921年3月10日召开彼得格勒市、喀朗施塔得要塞和彼得格勒省工人、红军士兵（水兵）的无党派大会。

5、释放社会主义党派的全体政治犯。释放从事工农运动被捕的全体工人、农民和红军战士。

6、选举一个特别委员会，重新审查监狱集中营的在押犯人。

7、废除各企业机关的政治处。任何政党均无宣传自身主张并收取国家经费的特权。应建立相应的文化教育委员会并给予国家财政支持。

8、立即取消所有督战队。

9、全体劳动者的食品供给一律平等，有毒车间的生产者除外。

10、解散军中的共产主义战斗队。停止各企业的共产党员值勤制。假如类似的值勤和战斗队确有必要，应由连队（士兵）和工厂工人视形势而定。

11、农民应有充分自由决定如何耕种土地以及——不使用雇佣劳力前提下——如何放养牲畜。

12、请全军指战员和军事学员同志们支持本决议。

13、要求广泛公布所有相关决议。[12]

2月28日深夜，彼得格勒国防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在给列宁的密电中把这两艘战列舰的决议形容为“社会革命党黑帮分子”的决议。3月1日托洛茨基再电博季斯，提醒他们要引起对事件的高度重视，同时每个12小时汇报一次所有的情况。

3月1日，第一、第二战列舰支队各舰队会议全体以仅有两票弃权的绝对多数通过了该项决议，并且补充了两点，即：14、指定流动小组进行监督；15、允许自己劳动的自由手工业生产。这项决议反映了喀琅施塔得起事者的基本要求，从内容上看，除了大致重复彼得格勒工人的要求外，表达的是农民们要求取消"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强烈愿望，他们想获得土地和自由，而这也是布尔什维克当初向他们许诺过的。

当天，喀琅施塔得卫戍军全体大会在雅科尔广场召开，与会者达1万6千人。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的领导人认为，可以在集会的过程中扭转水兵们的情绪。全俄中央执委会主席加里宁[13]专程赶来、与波罗的海舰队政委库兹明受到礼炮欢迎，喀琅施塔得苏维埃主席瓦西里耶夫任会议主席。他们企图说服与会者放弃如上所述的政治要求，然而他们的讲话却被"够了，这些无聊的话我们已经听了三年了，再也不想听了"的呼声打断。之后，一位名叫佩列佩尔金的水兵（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的枪炮电工兵）发表了反对现政府的演说，并且宣读了第一、第二舰队支队全体大会的决议，除了极少数党员外，大部分与会者附和这一决议。佩列佩尔金在发言的最后还建议所有的部队和组织选出两名代表参加讨论在这一决议的基础上重新选举喀琅施塔得苏维埃的问题。当天，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从水兵中选举了舰艇委员会取代政委维持舰艇的秩序。委员会很快就控制了舰艇的通讯部门和警戒卫队。晚上，两舰的舰艇委员会召开了会议，停泊在彼得格勒涅瓦河上的特鲁沃尔号和奥戈利号破冰船派代表参加。部分代表于次日返回彼得格勒后在特鲁沃尔号和奥戈利号上做了关于喀琅施塔得形势的报告，这两艘舰艇也在只有几个人反对的情况下通过了喀琅施塔得人的决议。3月1日晚，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的舰艇委员会会议上有人提议逮捕加里宁并把他作为人质，但大多数人表示反对。当夜，俄共喀琅施塔得党委开会讨论武装镇压的可能性，但得出结论，他们的能力不够。加里宁离开喀琅施塔得时，允诺他一回到彼得格勒就采取一切措施集中兵力从外部镇压。

在围困喀朗施塔特的同时，当局3月1日向彼得格勒的工人妥协：道路管卡解除、贸易自由、大量的肉、鞋、衣物开始发放。[14]喀朗施塔特水兵的优越地位使他们忽视了普通俄罗斯人的怯弱、政治不关心、身体的疲劳等，以为他们的斗争会唤起民众，但他们的牺牲却也为民众争取到一定的现实利益。[15]虽然，水兵们后来不免生彼得格勒工人的气，认为他们为工人们而战，但工人们“为了一俄磅的肉”而没有支持他们。[16]其实，这正是自由社会主义/安那祺主义的精髓，本来就不要求回报，这在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的牺牲精神中再次体现出来。

3月2日，在喀琅施塔得国民教育馆举行了代表大会，大约有6百名代表参加，其中25%的代表为俄共党员。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书记员佩特里琴科主持会议，代表们选出了由5名无党派人士组成的主席团。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改选喀琅施塔得苏维埃委员会。库兹明、瓦西里耶夫仍未放弃扭转士兵情绪的努力，积极发表演说，但水兵们数次打断他们，最后干脆不让他们发言。突然，会场外传来消息，说军事院校的学员兵正持枪赶来，意图逮捕会议的参加者。大会主席团立即做出决定成立临时革命委员会，由佩特里琴科任主席，其他成员包括：雅科文科（通讯部喀琅施塔得区域的话务员）、奥索索夫（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的机械操纵员）、图金（电机厂工人）和奥列申（第三劳动学校主任）。在匆忙中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其中包括：“让无党派人士占领所有重要的据点和通讯站，在严密的监督下让担任职务的共产党员缴械并逮捕他们，严格清点在执行命令中所缴获的武器；选举革命三人小组，承担领导工作的职责。”受大会委托，临时革命委员会掌握喀琅施塔得政权，维持秩序，将卫戍军大会通过的决议付诸实施，如有必要，不惜使用武力。

临时革命委员会逮捕了库兹明、瓦西里耶夫及其他一些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但一些共产党员从要塞出逃。3月2日晚，驻要塞的红军决定和临时革命委员会联合。通讯部门的所有机关都被临时革命委员会的警戒队占领。这样，临时革命委员会向喀琅施塔得的水兵、红军、工人以及附近的居民宣称：“1921年3月2日在喀琅施塔得基于广大群众、水兵和红军的意志，城市和要塞的政权不费一枪一弹已由共产党员那里转到了临时革命委员会手中。”临时革命委员会还号召水兵、红军、工人支持他们的行动,以下的“对要塞及喀琅施塔得地区居民的呼吁书”[17]反映了他们的立场：

“同志们与公民们！我国经历着严峻时刻。饥寒与经济崩坏使我们饱受重压已达三年。统治国家的共产党脱离群众，无力把我国带离总崩溃状态。彼得格勒与莫斯科的诸多新抗议，足够鲜明地说明共产党丧失了工人大众的信任。对此，党不屑一顾。对工人的诸条要求，共产党同样不屑一顾，斥为反革命诡计。共产党大错特错了。

上述抗议与要求，是全体人民的心声，全体劳动者的心声。今时今日，全体工人、水兵与士兵看得清楚：惟有劳动者的共同意志与一致努力能让国家得到面包、柴火及煤炭，让衣不蔽体者穿暖，让共和国摆脱绝境。三月一日（星期二）我市全体集会上，劳动者、士兵与水兵的以上共同意志得到明确执行。集会上，第一、第二舰队船员决议获得一致通过。相关各决定包括立即改选苏维埃。选举应建基于更公平原则之上，使劳动者的真正代表进入苏维埃，使苏维埃成为充满干劲和积极行动的机构。

三月二日，全部海军、红军与工人组织的代表于启蒙大厦聚会。会议曾提出制订新选举的原则章程，以求随后展开改造苏维埃制度的和平工作。鉴于有理由担心当局迫害，鉴于官方代表的威胁讲话，会议成立了临时革命委员会，向它移交本市及要塞的管理全权。

临时革命委员会位于彼得罗帕夫洛夫茨克战列舰。

同志们与公民们！临时革命委员会为不流一滴血而操劳。它采取了在市内、要塞和炮台上组织革命秩序的非常措施。

同志们与公民们！不要停工！工人们！请留在机床旁，士兵和水兵，请留在部队和舰队中。全体苏维埃工作人员与机构，请继续上班。临时革命委员会呼吁所有工人组织、作坊、工会、全体陆海军与个体公民支持我方，并全面施以援手。临时革命委员会的任务，是友好同心地努力在要塞及市内组织新苏维埃的正确公平选举。

就这样，同志们，让我们追求秩序、平和与克制，让我们追求造福全体劳动者的诚实新社会主义建设。

喀琅施塔得

1921年3月2日

彼得罗帕夫洛夫茨克战列舰

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彼得里琴科、书记图金”

这些号召都发表于从3月3日起开始出版的临时革命委员会的机关报《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在整个喀琅施塔得事件期间共出版了14期）。在这份刊物上，临时革命委员会发布了最初的两道命令：必须全面地完成委员会的指令；未经委员会许可不得离开喀琅施塔得。

伴随着政权变动的是喀琅施塔得共产党组织的迅速瓦解。3月2日，3位喀琅施塔得的重要负责人成立了喀琅施塔得俄共组织临时局。3月3日，他们在《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上发出呼吁，号召改选苏维埃，号召俄共党员积极参加改选，号召所有党员坚守岗位，不要对临时革命委员会采取的措施施以任何阻挠。临时局的这一态度及其呼吁对俄共党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后来，临时局的6名负责成员全被枪决。从3月3日起大批共产党员、预备党员声明退党，他们还在报纸上公开发表退党声明，声明中表达的是对俄共的深深失望。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的党员几乎全体退出党组织。喀琅施塔得的41个党组织完全瓦解，总计大约有9百人退出俄共，其中有些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时就入党的。

据后来被关押在一起的孟什维克领袖唐恩回忆：“不需要任何政权，需要的是无政府主义—这就是多数水兵由于对工人运动和各政党失去信心而得出的结论。”“起义对起义者来说是完全意外的。谁也没有料到，他们那些朴素的、几乎得到所有喀琅施塔得共产党员赞成的要求不但遭到粗暴而坚决的拒绝，而且还招致托洛茨基发布的毫不留情地镇压喀琅施塔得的严厉命令。后来，当起义成为事实时，大伙都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其中。”“我的交谈者在谈到喀琅施塔得起义时期的气氛时所流露出的由衷的感动令我惊讶。他说，当时大家都乐意互相交换看法，都乐意执行交给自己的任务。当时大家都能畅所欲言，就连共产党员也能做到这一点。”“起义者领导人之一、喀琅施塔得革命委员会委员佩列皮奥尔金的叙述也同样流露出这样一种令人欣慰的激动之情。”“佩列皮奥尔金本人同样倾向于无政府主义。”“佩列皮奥尔金在手稿中描述了摆脱了布尔什维克之后的喀琅施塔得的激动人心的欢乐气氛和人们在街头翩翩起舞的情景；描述了往前沿阵地运送食品的情景；还描述了水兵、红军战士和工人之间产生的兄弟般的情义。”[18]读起来仿佛回到了1989年我在日本组织民主运动时中国同学与日本民众对我们的支持，这是一种人生中从未经历过精神解放，因为绝大多数人一辈子都被迫生活在人支配人的社会结构中，连对自由社会的幻想都没有了。

3月2日，苏维埃彼得格勒委员会正式为喀琅施塔得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性质，他们要求喀琅施塔得人立即投降。同一天，劳动国防委员会发布了由列宁、托洛茨基签署的政府公告，将这一事件宣布为“新白卫军的阴谋。由旧俄将领科兹洛夫斯基和彼得巴甫洛夫斯克号军舰发动的叛乱”，喀琅施塔得人通过的决议被定性为“极端反动的、社会革命党的”宣言。苏维埃政府、劳动国防委员会做出了一下三项决定：1、旧俄将领科兹洛夫斯基及其同谋不受法律保护；2、宣布彼得格勒市和彼得格勒省戒严；3、彼得格勒防区的全部政权转交给彼得格勒国防委员会。当天，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方面命令骑兵连、步兵营、炮兵排和佩杰尔戈夫斯指挥连组成的187旅夺去了奥拉宁包姆，逮捕了驻扎在这里的第一舰艇大队司令部的全体成员，他们是准备支持喀琅施塔得人的，这样政府军控制了这一从喀琅施塔得通往彼得格勒的唯一通道。

3月3日，彼得格勒国防委员会发布了对彼得格勒防区实施戒严的命令，通过戒严有效封锁了来自喀琅施塔得的消息。同日，临时革命委员会收到了苏维埃彼得格勒委员会发出的警告，要求喀琅施塔得人立即停止骚动，释放被捕的共产党员并交出事件的主谋。临时革命委员会把警告的内容向喀琅施塔得卫戍军和居民公开，在得到他们的同意后，临时革命委员会拒绝了彼得格勒委员会的要求。之后，苏维埃彼得格勒委员会又提出一个建议，从苏维埃派出代表，以了解在喀琅施塔得人和苏维埃政府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实质性的分歧。在喀琅施塔得人看来，这是一个骗局，因为水兵的决议已经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但临时革命委员会通过无线电仍然给了政府一个答复，那就是同意他们派代表团来喀琅施塔得，但必须在喀琅施塔得代表监督下由彼得格勒工厂和部队自由选举产生的代表参加代表团。这个答复没有得到政府的回应。

3月3日深夜，“临时革命委员会邀请了要塞司令部的所有负责人和军事专家……并建议他们积极行动使要塞处于战斗状态，对此，他们表示同意。”随即成立了防卫司令部，由过去的要塞司令索诺维亚诺夫（任防卫司令）、要塞司令部军事负责人阿尔卡尼科夫中校和其他军官组成 。除此之外，由喀琅施塔得著名的军事专家组成了防卫军事委员会，其中包括战列舰支队指挥德米特里耶夫（沙俄时期的海军少校）和炮兵司令科兹洛夫斯基。

原沙皇将军科兹洛夫斯基是旧俄军事专家，时任要塞炮兵司令，还是托洛茨基任命的。这是内战中常见的一般军事专家，对水兵和工人谈不上什么影响，他本人也不过问政治。科兹洛夫斯基在喀琅施塔得陷落后说过：“共产党人提我的名字是为了把喀琅施塔得的起义说成是白卫分子的密谋，因为当时我是要塞惟一的将军。”3月4日晚，科兹洛夫斯基的妻子、一个女儿和四个儿子全部被捕。整个事件中，因科兹洛夫斯基而被俘的多达27人，甚至远亲也受牵连，大多数被流放和接受劳动惩罚。所有参与喀琅施塔得事件的有关领导者的亲属均被逮捕扣为人质。国防委员会当天发出了“对兵变者的警告”的通告，意思是说逮捕他们的家属是为了营救被扣押的布尔什维克党员，如果这些同志少了一根头发，这些妇女和孩子就要人头落地。临时革命委员会立即用无线电报回复：他们会在24小时内释放被扣押的布尔什维克，“卫戍军并不想以彼得格勒委员会为榜样，因为在他们看来，哪怕是处于极端仇恨中，这样的逮捕也是最为无耻和卑鄙的。” 舰队政委库兹明被立即释放，列宁格勒《真理报》谎称库兹明被虐待，好不容易逃出来。在共产国际工作的法国犹太人Serge见到他，说：“我很难相信他们想枪毙你，你看见枪毙令了吗？”他犹豫了一会儿，很尴尬地解释：“噢，你总是看到这样的夸张。” [19]

布尔什维克早已习惯扣押人质。1920年12月21日，克鲁泡特金就致信列宁：

“尊敬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消息报》和《真理报》发表声明，宣布了苏维埃政权的一项决定：将……社会革命党人、……军官们，抓作人质；一旦苏维埃领袖们被害，将坚决‘毫不留情地消灭’这些人质。

难道你们当中就没有一个人能提醒自己的同志并让他们相信，这类做法是向中世纪时期和宗教战争的丑恶时期倒退，他们这种人不配在共产主义原理上创建未来社会，珍视共产主义未来的人是不能采取上述措施的！

……难道您的同志们还没有意识到，你们共产党人不管犯过多少错误，你们仍是在为未来而工作？因此，你们无论如何不应该用近似恐吓动物的行为，来玷污自己的事业。因为正是以往的革命者们所干的这类事情，使新的共产主义尝试变得如此困难。

……为什么要把革命推向导致其毁灭的道路呢？而这主要又是因为犯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完全不应当有的错误，这种错误原是旧制度的余毒，是毁灭一切的专制政权过时了的恶行。”[20]

3月4日，喀琅施塔得卫戍军、工人代表大会召开，共有202人参加。由于事务繁忙，根据佩特里琴科的建议，临时革命委员会增补了10名委员。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临时革命委员会还做了内部分工。由于政府对喀琅施塔得骚动的态度日趋明朗，本来自信政府不会进攻喀琅施塔得的临时革命委员会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佩特里琴科在这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开始强调要塞和卫戍军要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会议决定武装喀琅施塔得工人并委托他们作城市的内部防御。当天，成立了以佩特里琴科为首的军事三人小组，以与要塞军事专家联系，制订总的行动计划。在积极做军事准备的同时，临时革命委员会展开了宣传攻势，以争取那些还动摇徘徊的人，特别是竭力争取那些拥有武器的人，《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号召：“与共产党员以及他们掌握的要塞权力做斗争不能只进行到一半……应当进行到底……没有折中。不是胜利就是死亡！”3月4日，临时革命委员会向喀琅施塔得居民发出通告，“喀琅施塔得正处在为自由而战的关键时刻。每一分钟都有可能迎来共产党员的进攻，他们为的是夺取喀琅施塔得并重新把我们置于只会带来饥饿、寒冷和崩溃的他们的政权之下。我们每一个人都将为我们已经取得的自由而坚定地战斗，不会交出喀琅施塔得；如果他们企图用武力达到目的，我们将坚决给予还击。所以临时革命委员会预先通告居民们，如果听到炮击声，不要惊慌害怕。”鉴于要塞粮食有限，临时革命委员会决定实行配额制，以渡过难关。

3月5日，在彼得格勒的安那祺主义者柏克曼、古尔德曼、Perkus和Petrovsky致函季诺维也夫：“保持沉默已经不可能，甚至是犯罪。最近的事态迫使我们安那祺主义者站出来声明我们对目前状况的立场。”“我们向你建议：成立以一个五人委员会，包括两名安那祺主义者。委员会将去喀琅施塔得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这是当前最具激进性的手段，具有国际革命的意义”。[21]他们忘记了列宁的警告：反对我们的安那祺主义者就是匪徒，就要关进监牢。[22]

3月6日，防卫司令部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军事专家们建议，在政府军进攻以前首先发起进攻，夺取奥拉宁包姆和谢斯特罗列茨克，以扩大起义的基地。但临时革命委员会拒绝了这一建议，把军事行动仅限于防御。遭到残酷镇压后水兵们才意识到：“要想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就应该把起义的组织工作交给军官去做。但是起义者对军官做组织工作的政治后果有所顾忌，因此在军事上遭到失败。”[23]除了要塞上2万6千名水兵，波罗的海舰队在彼得格勒还有2万多名战友，事变后他们陆续被6列军车押送到南方服役。据共和国军事委员会野战司令部参谋长列别杰父3月20日的报告：“2月25日游行示威者出现在城市的各个地区，但到处遭到学员的驱赶，尽管红军部队没有发生骚动，但不能只靠他们，”“彼得格勒地区约有22，000名水兵，他们的情绪表明，虽然他们没有参与叛乱，但同时也不能利用他们平息暴动。由于他们控制着在彼得格勒过冬的大部分战舰，而这些战舰的火力仅次于喀琅施塔得，因此这个不稳定因素对该市来说是一种非常可怕的长期危险。”“至于彼得格勒军区的陆军，阿夫罗夫同志认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不是发动攻势的可靠分子。”[24]如果水兵们真有计划，是有可能趁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开大会时起义，夺取兵力薄弱的彼得格勒的。至少，如果他们推迟两、三个星期，等冰面融化再起义，可以坚守要塞，等待国际支援。在这不由得使人联想起1871年没有趁机向凡尔赛进攻的巴黎公社国民自卫队、1989年没有冲入人民大会堂直接向邓小平请愿的天安门广场上的中国学生。他们宁愿选择失败的命运，也不会不择手段。要塞司令部只好通过了防御性部署计划。在整个起义过程中，要塞的军官们习惯了革命以来在红军中服役的做法：政治上服从政委（现在变成了民主选举出来的临时革命委员会），没有（也没有机会）表露自己的政治态度。他们的内心，与其向往水兵们的“公正的苏维埃政权”，更倾向于立宪会议，与白卫军相通。[25]科兹洛夫斯基后来被捕交待：“看到自己处境困难的祖国被分割为几个部分，他认为苏维埃政权的存在是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强烈渴望拯救俄罗斯，恢复俄罗斯的强大，保持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旧传统。”[26]

3月8日是苏俄当局正式进攻、镇压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的时间。也就在这一天，俄共召开了第十次代表大会，一直开到16日，在这次会议上，做出了《关于以实物税取代余粮征集制》的决定，宣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破产，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其实，早在1921年的2月2日，列宁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上讨论了他亲自撰写的《农民问题提纲初稿》，主要内容为：“（1）满足非党农民关于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的愿望；（2）减低粮食税税额，使其低于上年余粮征集制的数额；（3）同意税额与农民积极性相适应的原则，即依照农民积极性的增高而降低税率；（4）在迅速地缴足税款的条件下，使农民在地方经济流转中有更大的自由来运用其纳税以外的余粮。”在危亡关头，苏联最高当局已经酝酿着政策的重大调整了，而喀琅施塔得的起义，是布尔什维克政权面临的空前的政治危机的信号。既然喀琅施塔得水兵造反，就是因为残酷的余粮征集制，取消“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似乎可以为双方寻找到妥协的基础。如果俄共按照预定，在2月就召开了第十次代表大会，也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彼得格勒工人抗议和喀琅施塔得起义。但列宁一方面开始调整推行不下去的经济政策，一方面对喀琅施塔得这些“穿着军装的农民”提出的“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重新选举苏维埃”的政治诉求决不妥协，进行最严厉无情的镇压，目的就是维持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政权。

3月7日18时35分，谢列斯特罗列茨克和“红山”炮台先发起了试探性炮击。第二天图哈切夫斯基下令强攻，红军士兵用伪装的白色披风在没有任何掩体的冰面强攻（插图），牺牲惨重。炮击加强，飞机向起义的两艘战列舰“彼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投掷了525俄磅炸弹，激起了喀琅施塔得人猛烈的反击。布尔什维克只是夺取了7号要塞，而派往沿着解冻的芬兰湾进攻的红军情绪并不稳定，以南方军队集群561团为代表的红军士兵，公开拒绝执行镇压命令（喀琅施塔得守卫部队的560团也是库班人组成的），有一个营大约六百人公开投奔了喀琅施塔得方面。

喀琅施塔得最大的困难是给养。3月8日，国际红十字会三人代表团来到喀琅施塔得方面，表示愿意提供粮食和药品，但是由于没有得到芬兰政府的同意，所以物资只能偷运过来。社会革命党领袖切尔诺夫派来信使，表示如果临时革命委员会方面允许他作为立宪会议主席，他愿意来喀琅施塔得，在立宪会议的旗帜下与布尔什维克政权战斗，并表示愿意提供武器援助。对此，与会代表大部分表示拒绝。

政府决定增兵，图哈切夫斯基重新调整了火炮布置。鉴于强攻中有部队动摇，布尔什维克采取了严厉的内部惩罚手段，设立了程序简单的军事巡回审判庭，设立革命三人军事小组，每支部队安排情报员，进攻中设立散兵线，防止有人后退，凡是被认为不可靠的部队，一律解除武装，调到离喀琅施塔得很远的大后方，带头起哄的军人一律就地枪决。3月9日，根据彼得格勒委员会的要求，电召150名坚定、坚强有觉悟的党员临时指挥。临时革命委员会成员维尔舍宁在奥拉宁包姆被俘时，声称他是受命来此与布尔什维克方面进行停火谈判的，但政府不会谈判。同一天，政府加强了彼得格勒工厂的工人登记，大部分工厂开始复工。

 芬兰湾的解冻期在临近，苏俄政权的攻势也在加强。11日，喀琅施塔得方面获得了大约400普特的来自外逃的俄侨各类团体的粮食，暂时缓解了粮食危机，但是临时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也难以掩饰矛盾的心情，因为，这一没有政治义务的接受援助也会使得布尔什维克继续诬陷他们和白卫军勾结。

3月14日，预定在北方进攻的第27奥姆斯基师第79旅第235团和第237团宣布兵变，士兵们全副武装走出营房，拒绝进攻喀琅施塔得，喊出了“不要到冰面上去”和“召回部队”的口号。这些军人被立即解除武装，两个团一共有74名士兵被立即枪决，判决书下发全军，反复广播，以示警告。

3月15日，临时革命委员会方面邀请了四名外国记者来了解他们为什么而战斗，并且发表了著名的文章《政权归苏维埃，不归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同志们，把我们推进这个泥坑的就是那一群人。他们现在正戴着共产主义的假面具而高据在我们的共和国之上……让我们来把那些使得工人反对农民、农民反对工人的家伙赶走，因为我们已经自相残杀得够了。”“12天来，一部分真正的英雄们——工人、水兵和红军战士们，被迫同全世界隔绝，忍受着共产主义刽子手们的攻击。我们坚定地捍卫我们所从事的事业：使人民从一个党的狂热性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我们在临死前高呼：自由选举的苏维埃万岁！愿全世界无产阶级了解事件的真相！同志们！我们需要你们道义上的援助，抗议共产主义专制者们的残杀！”

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事件中，西方国家没有象俄国内战时那样介入。相反，3月16日，英国与苏俄签订贸易协定，成为第一个实际上正式承认苏俄的西方大国。

3月17日，图哈切夫斯基发出了总攻击的命令，其中包括不晚于明天用窒息性气体和有毒气体的炸弹进攻两艘战列舰的命令。晚上，喀琅施塔得城彻底沦陷，绝境中的起义者派出了洽降代表，声明如果得到生命安全保证他们愿意投降，此前有水兵建议炸毁军舰，但遭到反对。布尔什维克拒绝了投降建议，在后来被判决的人当中没有俘虏，因为他们都被就地枪决了。在占领卡琅施塔得城后开始大逮捕。起义已经失败，包括大部分临时革命委员会和要塞司令部的成员在内的大约有8千人逃到了芬兰。

3月18日，布尔什维克军队占领了喀琅施塔得的所有要塞，抓获了城中所有反抗布尔什维克的起义者。新任的喀琅施塔得卫戍司令彼得罗夫立即下命令：全城戒严，所有市民立即24小时内交出武器；交出所有嫌疑人，违令者按战时法律处置，城内所有布尔什维克党员重新登记。伏罗希洛夫指令加强特别部开始大逮捕。当天，苏俄政府以“纪念巴黎公社50周年”来庆祝对俄罗斯巴黎公社的镇压胜利！

苏俄政府对这次战斗中的死亡人数秘而不宣。许多死在结冰的波罗的海上的人尸体都没有人收埋，直到芬兰湾开始融化，造成污染问题，苏联方面才在事后三个月加以解决。战斗结束后也不知有多少人受害。仅芬兰国境警卫特别处第一、二特别分处肃清喀琅施塔得叛乱三人小组就“从3月2日到4月15日共逮捕了3千名积极参加叛乱的人，其中40%被判处死刑。”[27]“彼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尔”号战列舰的全体人员由于被认为在起义中表现积极，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彼得巴甫洛夫斯克号巡洋舰有167人被枪决，塞瓦斯托波尔号有39人被枪决。兵变期间仍留在要塞的也被认为是犯罪，相当一部分被流放到白海的集中营。三人小组还审判了兵变期间退党的人，分成了四类，第一类，退党并积极从事反抗活动的，全部杀掉；第二类，递交了不好的声明，被动参加叛乱的人，判处五年强制劳动，第三、第四类递交了没有论据声明的和没递交声明认罪的，被释放，一小部分参加一年的劳动，缓期执行。

3月21日俄国驻芬兰全权代表别尔津给契切林写信征求意见，如何对待逃到芬兰8千名逃亡者，3月28日得到回复“要求在芬兰腹地远离我们边界线的地方镇压喀琅施塔得人”。临时革命委员会成员佩列佩尔金、瓦利克、维尔舍宁，《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成员弗拉季米洛夫、洛马诺夫等被抓获枪决。被俘的舰队和要塞指挥官也被枪决或强制劳动。

1921年夏，又对2,103人执行了枪决，对6,459人处以不同期限的监禁，有1,464人获释，但是起诉并未撤销。1921年11月4日，为了纪念十月革命胜利四周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对被判有罪的“不是自觉参与行动的喀琅施塔得兵变者”作出了赦免决定。1922年11月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赦免了“在国外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参与者”。但在赦免前，这批人已经或被枪决，或被强制劳动惩罚过了。

为了“净化”喀琅施塔得的政治环境，避免类似事件，苏俄政府在1922年春天成立了疏散委员会，对喀琅施塔得居民进行甄别和迁徙。从1922年2月1日到1923年4月1日，共有2,756人被重新登记，被划分为三类，即“叛乱分子”及其家属（2,048人）、与要塞无联系的人（516人）、刑事犯罪（192人）。到了1923年4月1日，共有2,514人被流放，只有242人为技术水平较高的专业工人及其家属，因为很难找到替代他们的人被留在喀琅施塔得。在整个清算过程中，偶尔也显露出一点没有泯灭的人性。例如，高级侦查员纳扎里耶夫认为应该赦免被判处送往阿尔汉格尔斯克强制劳动5年的女公民尼基福罗娃姐妹，“给予他们回到彼德格勒年迈母亲身边的权利，理由如下：（1）女公民尼基福罗娃姐妹二人不是由于反革命行为，而只是由于她们作为普通志愿卫生员为受伤的叛乱分子提供医疗救护而被判刑，她们是在仁爱的情感影响下才这么做的；在战时，为震慑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一般群众处罚她们是有道理的，但是，现在这种处罚已没有任何目的和意义，应予撤销。”[28]遗憾的是，这是我能读到的参与审讯的政权官员中的唯一例外，真令人担忧他后来的命运。

如果说，列宁、托洛茨基等人刚开始还以为在3月8日一阵强攻后就可以解决战斗“迎接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而没有预谋大规模杀人的话，在战斗结束后，如此血腥地镇压（至少枪决3千多人），道出了列宁的本性：“现在正应该教训一下这些人，让他们在几十年里都不敢再想什么反抗”[29]，令人不寒而栗。[30]这样看来，斯大林主义不过是列宁主义的延续和变种罢了。实际上，除了加里宁（其妻子被斯大林逮捕）和伏罗希洛夫自然死亡外，几乎所有参与镇压喀琅施塔得起义的布尔什维克官僚都没有好死。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被刺杀，季诺维也夫被枪毙，拉舍维奇自杀，德边科被枪毙，库兹明、瓦西里耶夫、格里博夫等喀琅施塔得共产党官员在被审后命运不祥，图哈切夫斯基被枪毙，普特纳被枪毙。自愿去进攻喀琅施塔得的第10次党代会的代表们中，普雅托洛夫被枪毙，鲁希莫维奇被枪毙，布勃诺夫被废黜后失踪，扎通斯基被废黜后失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