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概是在香港支联会1993年出版的《中国的良心》上读到吴方城的文章，留下印象，1995年春首次访美时从旅馆第一次与他通话。我不断地往电话机塞入硬币，他几次要我回到房间接他打过来的电话。我说：“由你打过来也一样花钱”，直到硬币用完。记得我们交流中国民主人权运动在美日的不同处境，他认为不应该给那些没有参加民主运动的人留美身份，我理解他的用心，但从安那祺/自由社会主义的原则出发，解释说任何人都有资格获得包括国籍任何社会政治权利。

1996年春，我作为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政治学系访问学者去芝加哥中国领馆申请护照延长，刚开始似乎正常，因为管威斯康辛州的贾（假）领事让我把个人支票改为现金支票。等我把现金支票寄去后，好久没有任何回复，再三问询之下，芝加哥领馆回答说没有收到过我的申请，也没有假（贾）领事，证实了我的预感：中国教委和驻日机构转来了李铁映、唐家璇等人当年对我的迫害材料，除了贪污我那可怜的国家教育委员会奖学金外，连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资格也剥夺了（直到今天还没有任何书面理由）。我打电话给纽约的一个有名的人权机构的有名负责人物，他说我没有资格留在“他们”美国，又证实了我的另外一种预感（依附于另外一个国家权力）。与他同在西单民主墙事件中共事过的赵南知道后，马上从日本打电话给他，那个人物才赶紧打电话来向我道歉。我向他道谢，就挂断了电话。

我给吴方城打电话，说虽然访问研究刚开始几个月，我被迫考虑准备回中国服务了。他力劝我留下来， 还邀请我去肯塔基他家里，让我先在他这个“移民官”面前练习一下英文面试，使我感到我们毕竟都是理工科热血书生，难能可贵。于是，我乘“灰狗”汽车，碾转几次，深夜到达吴“老板”府上。

第二天，方城兄说还有许多别的朋友来访，邀我一同与会。我见到老万等在巴黎民阵成立大会的老朋友、一些在美民运名人和几个后来从中国出来的 “领袖”，观摩民联、民阵在这里召开的联合大会。

以下摘录于我发表在东京《华人时报》1996年6月15日的文章“在中国的民族主义中树立民主主义的认同”。[5月17日至20日民阵第四次代表大会和民联第七次代表大会… 。民联在93年的“华盛顿合并大会”的分裂之后﹐被迫把总部也从纽约搬到主席吴方城的住址，也只有经营着 3家快餐店的吴老板能尽地主之谊。民阵的状况更是今不如昔。…如果说巴黎大会“成立宣言”的内容是几个刚从国内恐怖环境下逃出来的文人以天安门广场激情(加上个人意愿)压倒政治分析的结果﹐那么﹐事隔7年之后﹐民联民阵的共同宣言中仍然把拥戴“中产阶级”(如果存在并可以明确定义的话)、“发展私营经济”作为主要诉求﹐就难以用“文人议政”的水平问题来解释﹐而是偏离民众生活的政治立场的局限了。…明显地过分强调了以邓力群为代表的左派保守势力的弊害。…在说明宣言时竟然摆出对阵的姿态要与邓力群“打好不满现状的工人这张牌”! … 7年以来﹐以天安门事件触发的海外民主运动己经耗尽了政治资源﹐也转化为多层面的社会进化活动了。各种半政治性的、非政治性的团体在舆民运组织的竞争中产生并活跃起来﹐以各种形式表达了民运的部分要求﹐并以“非政治”的形式部分地得以实现。…正好借“所有外部资助都断绝”的时机﹐首先彻底清理与各国政府当局的关系。当海外民运盲目自大地幻想与中共争夺政权时﹐其团体负责人就必然会力图利用外国政府的政治资源﹐结果只是被外国政府利用并导致内部的分裂。…我们没有任何一件需求助于任何国家权力的﹐我们必须捍卫任何国家权力企图但不能剥夺的权利﹐我们必须反对任何国家权力迫害、压制人权的行为。以此﹐我们就立于最没有权势的﹑最广大的中国民众之中﹐成为中国平民的一员﹐为我们自身﹑而不是为“他们”的前景而奋斗。… 在中国的民族主义中树立民主主义的认同﹐正是包括海外民运组织在内的一切中国进步政治力量的责任和使命。]

我一方面惋惜有太多的纯朴良知学子在失望受骗之后离开了中国的民权运动，同时又更加理解尊重方城兄这些原本与我同类的书生仍然坚持政治斗争。斯宾诺莎早就说过：德行不在于结局，而是在追求过程之中。而在追求中国自由民主人权的伟大历程中，方城兄不愧为一个中国的良心。

安息吧！方城兄。

[赵京，2013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