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德孤-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我觉得，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基本道德还是有些规范的，虽然有许多先天不足。而如今这个社会之所以道德缺乏，底线崩溃，是近代一百多年来对传统文化的破坏造成的。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社会对传统文化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破坏，践踏，特别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传统文化的毁灭性打击。而破坏了传统文化，摧毁了传统道德体系，却又没有新的道德体系替代，才造成了如今的中国社会的各种异象。

一百多年以来，中国引进了西方的许多优秀的东西，包括西方的技术，西方的资本，但唯独排斥西方的宗教信仰和道德文化。

中国文化大革命以后，开始了改革开放。而这个改革开放是在文化废墟上开始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又是个实用主义者，而实用主义却是道德底线的天敌。后来了的“和谐社会”的概念也是对道德规范道德底线的破坏。

我最近看了电视剧《心术》，里面有一个小故事，一个不讲道理的病人家属来医院闹事，打伤了一个小护士，最后医院领导为了“和谐”，决定息事宁人，而身为小护士的男朋友的小医生因为顾全大局，没有能够为女朋友申冤，最后导致小护士愤然辞职，并且和男朋友分手。在中国这个社会，为了和谐，为了中庸，为了顾全大局，而牺牲原则的事情可以说是比比皆是。这样的社会，怎么还会有底线呢？

所以，我们中国人经常挂在嘴边上的所谓优秀品质，听起来好听的词汇，包括顾全大局，包括和谐社会，包括中庸之道，包括“忍”，等等，实际上，实际上都是这个道德底线的杀手。

另外，我们讲道德底线，中国人的道德滑坡，只是一个整体显现。至于每一个具体的中国人，其底线也是因人而异的，因场合而异的。有的人善于钻营，缺乏底线，有的人比较坚持原则，等等。有的人对待别人满口仁义道德，而自己却总是干着男盗女娼的勾当。当然，中国林子太大，什么鸟都有，也确实不缺乏坚持原则，坚持是非观，恪守道德底线的人。比如说《心术》里面的那个小护士。

还有，在中国，很多非道德事件并非个人行为，至少不完全是个人行为，也与个人品格无关。比如说受贿往往是个人的，而行贿往往是集体行为，比如说大学里面要想拿到科研项目获取科研经费，往往需要给回扣，这里面就有集体行贿问题。在那个《心术》里面，有个故事，一个小医生，主任认为他没有责任心，没有直感，不适合做医生。可是后来听说他是领导说情招过来的，他的舅父是院士，对医院评职称等举足轻重。后来这个主任就妥协了。对于这样的道德底线问题，我看主要不是哪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是个文化问题。

其实，作为个体的人，在哪里都是有缺乏道德底线的人，在西方社会也同样有。只不过是，作为社会整体，作为一个数千年的民族，发展到今天，道德文化底线为什么如此不堪，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中庸之道与文化底线

袁济喜

任何事物都有“底线”所在，它是一个事物存在的依据，人类的精神文化也同样存在着一个无形的“底线”，即最基本的内核，它是人类文化代代相传的共通的价值观，如正义、仁爱、自由、平等、宽弘等等，就是属于这类底线。虽然这些价值观念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但是它们最核心的内涵却是相同的，其底蕴是人性铸就，孟子云，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人若无此二者，就会沦为禽兽。这就是人性的底线，其最高境界是真善美，文化的内涵以此作为价值维度，文化的历史以此作为链条而延伸。惟其如此，人类的未来才有可能走向至圣至美的大同世界。这是人性优于兽性的根本所在，也是人性与兽性相甄别的界限，同时我们知道，在人性与兽性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人性一旦堕落，则比兽性还要恶劣千百倍。

然而，我们同时也可看到，底线问题在中西方文化中，有着鲜明的差异。西方人的文化底线是用宗教意识来控制的，而中国的文化底线，则是由儒学为主的世俗道德来划定的。这种文化特色，是由中华民族迥异于西方的生产方式与文化心理所决定的。与世界其它民族，特别是古希腊的文明模式不同，中国的奴隶社会是在沿袭原始社会的血缘氏族情态之上形成的，这种社会结构的基本状态就是通过血缘关系与宗法关系的纽带，将分散在广大的土地之上的人民组织起来，协调起来，从事生存管理，而血缘关系与伦理观念则是政治的基础。中国封建社会的王权统治是在夏商周以来的宗法血缘王国与礼乐文化基石之上奠定的。从中国文化的内在结构来说，自夏商周就形成的礼乐文化，可谓是了解包括中国政治文化的枢机。从中国最早的典籍《荀子·乐论》与《礼记·乐记》中可以看出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即礼是按照血缘的亲疏来划分贵贱等级，而乐则是调和不同等级的人们的器具，所谓“乐和同，礼和异”，则说出了中国文化中建立在血缘亲情观念之上的文化价值观念。由于中国的政治结构与阶级关系是从血缘种族一体化演变出来的，而控制这种血缘种族关系的则必然是强有力的王权与礼乐制度。与此相适应的则是对于这种礼乐制度约束道德的推崇，中国古老的社会控制系统是礼乐与中庸之道，前者是外在的兼具道德与法的功能伦理体系，后者则是内在的文化价值观念。中国人的文化底线，是世俗与日常的，与西方超验的宗教信仰截然不同。所谓中庸之德，其实是一种对于礼义的自我约束，孔子尝言：“礼之用，和之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这种道德又是建立在世俗文化与贵族修养基础之上的，故孔子曾经慨叹：“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在孔子看来，中庸作为一种最好的道德教养，虽然至高无上，奈何平民百姓不遵其道，是以君子也无能为力。

将中庸之道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底线，使中国人在道德操守方面先天地产生了缺钙症。孔子用世俗人情否定了殷周以来的宗教有神论，自是一种进步，但是他所创立的中庸之道与宗教相比，虽然是一种简便易行的实践理性与日常伦理，但是，由于没有建立在信仰基础之上的“绝对命令”的控制，给中国人的道德价值观带来很大的随意性。中庸哲学很容易相混于相对主义与“后现代”式的价值消亡。比方说，中庸之道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作稽中德”、“允执其中”，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叩其两端而执其中”，但问题在于对于这个“中”的度量很不好把握。孔子是反对过分拘泥的，《论语·子罕》载：“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也就是说，孔子坚决杜绝四种极端的行为，即过分的臆断与固执己见之类。而且孔子认为对“中”的把握，可以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他将此称作为“君子而时中”。孔子在批评伯夷叔齐、柳下惠等人过于拘执之后，公然申明：“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孔子的中庸之道这样一来，就不仅是一种道德，而且是一种灵动的处世哲学了。然而，道德一旦从形而上之境界变成实用主义之后，就面临着解体与弱化的危机。孔子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屡屡将中庸之道与油滑混世的“乡愿”（好好先生）区别开来，“子曰：乡愿，德之贼也”，但是看来要区别中庸与“乡愿”实在是不容易。后世一些人，包括一些硕儒通人，往往将孔子的中庸之道与油滑混世融为一体，在事关民族气节与人生气节上失足落水，沦为后人耻骂的对象，就与中庸之道的流于俗弊有关。

由于中庸之道在道德信仰之上的底线模糊，中国人的节操与信念从来就是易变与油滑的，它只是建立在道德修养与自我觉悟之上，因而在社会秩序稳定、文化价值坚固之时，还有较大的权威性与约束力，但是一旦社会面临动荡，官方道德礼义崩溃之时，这种道德防线往往变成另一种极端。比如汉末时世动荡，宦官专权，士大夫受迫害，社会失去了安全感，于是人们摒弃了传统的儒学价值观，转而在感官刺激中追求人生价值，于是出现了《古诗十九首》之中的“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荡子久不归，空床独难守”之类的诗句。至于明末士风之颓靡更是著称于后世。假道学一旦解构，则真淫鄙放荡不羁成为一种时髦。中国人的文化底线表面看来，在中庸文化的约束下彬彬有礼，温柔敦厚，实际上这种没有道德形而上学制约的道德堤防是极其脆弱的，中庸之人有时往往变得恣肆凶残。寻其根柢，中国人的道德底线与儒家文化的先天缺陷是有直接关系的。近代著名国学家章太炎在《论诸子学》中，对中庸之道与民族性格关系的剖析是发人深省的：

所谓中庸，实无异于乡愿。彼以乡愿为贼而讥之。春一乡皆称乡愿，此犹没身里巷，不求仕宦者。若夫“逢衣浅带，矫言伪行，以迷惑天下之主”，则一国之人皆称乡愿。所谓中庸者，是国愿也。孔子讥乡愿而不讥国愿，其湛心利碌，又可知也。君子“时中”、“时伸”、“时绌”，故道德不必求其是，理想亦不必求其是，惟期便于行事则可矣。用儒家之道德，故艰苦卓厉者绝无，而冒没奔竞者皆是。

章太炎的这段话是很有见地的，他提出儒家虽然力图划清“中庸”与“乡愿”之界限，但是“中庸”的随时而动，与“乡愿”的见风使舵实质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这就是底线都很模糊。该做什么与不该做什么，在一定的时候是难以做出选择的，因而给投机钻营者留下了借口，中庸之道作为一种道德操守，其先天不足之处是很明显的。故章太炎在《论诸子学》中又直击儒家中庸之道的弊端使人的理想与信仰处于两难之地，“用儒家之理想，故宗旨多在可否之间，议论止于函（含）胡之地。彼耶稣教、天方教崇奉一尊，其害在于堵塞人之思想，而儒术之害，则在淆乱人之思想。”章太炎认为西方的宗教之弊在于压制人的思想自由，而儒学之弊在于使人思想混乱。其实，站在我们今天的文化审视角度来看，西方的宗教虽然崇尊偶像，但是在道德信仰上却有着严格的界限，而中国的儒术虽然贴近人生，是一种实践理性，但是在培养人的神圣感与悲剧意识方面，却是显得灵动有余而严肃不足。中庸之道培养出来的国民精神的苟且偷安，曾是“五四”思想家们痛诟的对象。中国文化由中庸所支配的道德观念，到了封建社会后期，这种由外在的规范性所造成的世人的阳奉阴违，使宋元以来的道德风气每况愈下，尽管官方仍然沉迷于孔孟之道，但民间却随着商品经济发达带来的市民生活的兴旺，笑贫不笑娼的世风盛行一时（观宋元以来话本小说与戏曲可见一斑），早将官方的道德教条抛到一边去了，在民间与官方的政教之间出现了巨大的空洞。宋明理学正是有鉴于此，吸收了道家的宇宙论与佛家的心性论，融合儒家的中庸之道，力图将传统儒家的道德信条上升到形而上的信仰境地，用宗教体验般的情结来加固日渐衰微的封建道德。前几年，任继愈先生曾力图将宋明理学说成是儒教，遭到学术界许多人的反对而未能形成公论，其实，从中国思想史的发展角度来看，任先生的这一观点是极具启发意义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到了宋代之后，有识见的思想家要开始将中庸之道与儒学宗教化，以维护中国人的道德精神？这里面有什么奥秘可以探寻？难道不正是传统儒学的过分世俗化与“无特操”化，才迫使宋代理学家们将儒学宗教化吗？章太炎在辛亥革命时期鉴于近代以来民性浮躁，甚至提出以宗教增进之道德，使国人从传统的儒道世俗道德境界中走出来，不也从侧面说明了中国传统道德哲学有很大的弊病吗？然而中国文化这种顽强的世俗精神与中庸性格，使得无论是外来的佛教学说与内在的思想改造，都无法突破中庸之道的文化圈子，造成中国人的文化底线永远是模糊不精的。中庸哲学提倡的所谓“君子而时中”，早已将哲学与文化当作了吃饭的家伙，从而将一切严肃悲烈演化成油滑自私。鲁迅先生在1933年写的《吃教》一文中，就指出：“中国自南北朝以来，凡有文人学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特操’为特色，”他们没有坚定的精神信念，而极易将一切变成“吃”的对象。所谓“吃教”就是利用宗教与革命来混饭吃。中国人的宗教多不纯，信仰亦往往流于多变。

传统的中庸之道与文化底线的模糊化，还可以从老庄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与儒家的“无可无不可”之间找到共通点。老庄“道通为一”的相对论其实与儒家的油滑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荀子早就提出：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庄周可说是儒家中的“后现代主义”一族，他们看出了儒家道德学说的虚妄，于是走向解构之路。在他们看来，既然这个世界本无所谓仁义道德，那么还有什么可以值得严肃与追求的呢？于是庄周的放荡不羁成为后世许多反对儒学，不与官方合作的异议人士的效法对象。其好的一面是蔑弃正统，解构权力，自主独立，而不好的一面则是使中国文化的底线更加淆乱不堪。这一点，不仅鲁迅对庄周式的油滑自慰一贯非常反感，在《故事新编·起死》中曾尖锐地加以嘲讽，就是一直以幽默大师自居的林语堂也曾在《中国人》一书中批评道：

由于有了庄子及其著作，中国所有的政治家与土匪强盗都成了幽默大家，因为在他们的思想里直接或间接地涌透着庄子的人生观。老子在庄子之前已经发出过尖细的狂笑。他的一生肯定孤身未婚，否则他就不会笑得那么调皮。反正有关他的婚姻状况、有无后裔等等，史籍中无从查考。老子最后的几声咳嗽被庄子接了过去。庄子较为年轻，半日色也比丰富得多，世世代代都能听到他的笑声。我们一有机会总是忍俊不禁。不过我时常感到我们的玩笑开过了头，笑得有点儿不是时候。

这是林语堂晚年说的一段略带沉痛的话语。中国式的中庸与幽默，优点是显示了国人的乐观向上，行事稳重，但是在关键的时候，特别是在时世动荡，文化衰颓的年代，往往“笑得有点儿不是时候”，很容易滑向低俗与胡来，中庸的国度这时候反而变得一点也不中庸，没有丝毫的分寸感。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的文化道德历经政治运动与所谓“文化革命”，早已荡然无存，世俗道德约束丧失之后，宗教信仰更是无影无踪，于是中国人的文化底线顺理成章地也被“后现代化”了。在今日中国文化领域，“底线”正悄然走向崩溃，一些基本的人类价值观趋于解构。比如在港台与内地的一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中，对中国历史精神资源犹如滥砍滥伐一般，进行各种各样的“戏说”，将严肃的历史话题歪曲得不成样子，去年一部俗劣不堪的《还珠格格》竟然成为万众瞩目的宠儿；近来一些上海“美女作家”的自我卖春，经过一些“评论家”的推介与“争鸣”，竟然跻身于“新锐”之列。与此同时，号称“无知者无畏”的王朔对经过历史考验的“五四”文化巨匠鲁迅等人进行挖空心思的毁骂。醉翁之意不在酒，王朔们这么做，无非是想证明世上的人都要如同他们一样才好，不然就要“灭了”这些不甘庸俗的人们。在如今的文坛，各种各样的假丑恶不仅堂而皇之地招摇过市，而且出现了渑淄并泛，紫之夺朱的现象，明明是一些低劣不堪的货色，却偏要混迹于高雅与新锐的殿堂，反过来指责别人不能赏识他（她）们，是有眼不识泰山。在这种乌烟瘴气的文化氛围中，商业的炒作起到了极为恶劣的作用。一些“娱记”与冒牌“评论家”简直成了搅屎棍子，什么东西经过他们一搅和，便消解了起码的底线，使本来判断能力就差的“受众”莫衷一是，随声附和。矮子看戏，承虚接响，成了当前中国独特的文化景观。文化底线的消失，使本来就混乱不堪的中国当前文化市场浮躁盲目，各种丑恶在这种底线消失的文化平台上如鱼得水，弹冠相庆，戕害着中国人民的审美心灵，使这个具有数千年优秀文艺传统的民族蜕变为趣味俗劣的庸众群体。一些文化论客甚至认为这种“多元化”可以利用“民间”话语消解“权力话语”系统。其实这种看法也是一厢情愿。在中国这个特定的宗法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往往兼容着“民间”话语，所谓“民间”话语往往是统治者意志的隐形体现，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曾分析过清代的一些公案小说与武侠小说，形式上是民间的，但实质上表现了民间无赖“为王前驱”的意识，是统治阶级思想对民众的渗透。在中国历史上，封建统治往往采取暴君统治与暴民统治两种形式，暴君统治与暴民统治可以互补，暴民统治有时比暴君统治更为可怕，特别是在对文化与文化人的迫害方面，暴民政治与群众专政相结合，会造成极端的无序。这种拆除文化底线，在“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迷人口号下，对人类公共的价值观念肆无忌惮地蹂躏，表面上的“众神狂欢”实际上却是演出了一幕人类文化史上最悲惨痛苦、最丑恶荒诞的活剧。其最典型者便是“文革”中的十年浩劫。在那个年代，文化底线荡然无存，学术权威更是臭不可闻，教授成了只会教“马尾巴功能”的骗子，“两坨泥巴就可以打倒爱因斯坦”成了大众话语（见反动电影《决裂》）。在“最高指示”的鼓励下，“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成为群众手里的武器，人们凭借在任何文明国度都不可能有的这种“自由”，可以随便伤害他人而不负文化与法律责任，而像遇罗克、张志新这样的觉醒者只要对这种现象提出一点异议，则被群众专政置于死地。可见这种暴民专政的文化思维，与暴君专政的文化思维，往往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剥夺了个人自由思考与批判的权力。真正的自由思考与批判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它要受人类文化底线的制约，要对人类共有的精神价值负责，即使大胆怀疑一切权威，也是为了追求真理，实现自己的人格境界，而不是哗众取宠，胡说八道。

面对当今文坛的价值沦丧，美丑淆乱，重筑文化价值观念，唤醒人们的文化底线意识，实在是今日中国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当然，这种文化底线意识的建设，并不是简单的回到过去，而是在面向未来的文化发展中，融汇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化成果，创造出无愧于时代与未来的文化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