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着八十年代初林豆豆给中央的申诉的争论，在继续发酵。前一段时间，舒云整理的《林豆豆口述》在明镜出版社出版后，遭《炎黃春秋》副主编刘家驹、文革研究专家徐海亮、邱会作长子邱路光等人质疑，舒云写了回应文章并以林豆豆手迹为证。最近文革专家余汝信对林豆豆所述史实提出质疑


　　老高按：围绕着林豆豆给中央的申诉材料的争论继续发酵。
　　前一段时间，舒云整理的《林豆豆口述》在明镜出版社出版之后，遭到包括《炎黃春秋》副主编刘家驹、文革史研究专家徐海亮、邱会作长子邱路光等人在内的一些人士质疑，整理者舒云写了回应文章并以林豆豆手迹的影印件为证。今天我读到文革史研究专家余汝信的长篇文章，重点倒不是质疑林豆豆关于“九一三”经过的申诉材料本身的真假，而是对这篇材料所叙述的史实提出质疑，我也第一次得知，林豆豆的材料，还有“原始稿、修改稿与誊清稿”的区别。
　　这篇文章讨论的问题相当重要，我转贴如下。
　　林豆豆这篇申诉材料，是《林豆豆口述》一书中的骨干文章之一，其中披露的情况对于林彪“913”事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新史記》杂志第9期（2012年8月）经授权以“我所亲历的913事件”为题进行转载，受到广泛关注。明镜历史网和明镜网也都转载。
　　舒云本人对刘家驹在中国国内的《炎黃春秋》和海外《前哨》上刊出的质疑文章，写出长篇回应文章，详细解释了林豆豆这些材料的来龙去脉和她本人所作的工作。首发于本周在海外上市的《新史記》第13期。敬请读者关注。




　　自2000年代中期始在互联网上流传的《林立衡“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以下简称《材料》），缘自于2004年3月台北天箭资讯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李晨所著的《世纪风铃》。
　　2006年3月，林立衡曾向笔者证实，这一材料确是她所写（但她称不认识李晨更没有将材料提供给李晨）。故此，当时对林立衡抱着极信任心态的笔者曾经断言：“关于‘九一三’当晚北戴河林彪住处的情况，《林立衡‘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应是可靠的依据。”[1]
　　过了数年，笔者有机会看到了林立衡这一材料的原稿修改件以及修改后的誊清件[2]，才恍然大悟：李晨版的《材料》，虽的确截取于林立衡手书的誊清件，惟李晨私下对其进行了大量的改动和大幅度的改写。
　　去年9月，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了舒云整理的《林豆豆口述》一书。笔者发现，书中声称“林豆豆口述、张清林记录”的有关“九一三”的材料，实际上就是舒云以“整理”名义进行了部分改写的林立衡手书的誊清件，某些地方改动得比李晨小，某些地方改动得比李晨更大。
　　虽说已经过去了四十一二个年头，“九一三”事件对国人来说，仍然是中国当代史的一个最大未解之谜。破解历史之谜的关键，往往在于厘清细节。如果将原始材料中的细节随意擅加改动而又不予说明，即很可能会掩盖了历史的本来面目，甚至将历史弄得面目全非。因此，我们必须首先弄清那一些材料才真正是“原味原汁”的，那一些材料是经过加工甚至是深加工的。其后，我们才有条件凭借当事人最原始的叙述，与其他相关材料相印证，去重新审视这一段历史。
　　在看到了林立衡材料的原稿、并经与李文普、刘吉纯、宋德金等人各自的回忆相比对之后，笔者今天依然认为，林立衡的材料总的轮廓，还是反映了1971年9月12日当晚北戴河所发生的事情的大致经过的。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它完全真实地反映了林立衡当时的思想活动，不等于说它准确无误地反映了事件的全部细节，更不等于说笔者赞同林立衡在这一事件中的处理方式。相反，看到了林立衡的原稿之后，我们今天更有条件去深入探究一下事件经过的一些关键点，从中得到一些新的启发，而这些启发所引申出来的一些思考，很可能与林立衡的观念有很大距离，甚至截然相反。

　　一、原始稿、修改稿与誊清稿

　　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林立衡关于“九一三”经过的原始稿，为用“郑州汽车制造厂[3]稿纸”书写，注明编码共七十九页。以每页二百一十字计算，共一万六千多字。
　　林立衡手书的原始稿，抬头写有“段君毅、胡立教同志并河南省委转，韦国清同志并总政党委转，陈云、邓颖超、胡耀邦、黄克诚、王鹤寿同志并中纪委”。收件人未免多了些，但尚符合一般报送材料的规范。惟结尾部分却不合常规，至少没有署名，也没有注上日期（原始稿前给郑州市委李宝光、徐学龙的信倒有署名及日期，但此信是张清林后加的）。从行文内容、语气判断，原始稿很可能写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1979年初至1980年初，修改时间则在1980年3月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闭幕之后。
　　原始稿经张清林修改。在修改过程中，抽去原始稿第26、29、38、40页共四页，增加补充了十页（用“郑州汽车制造厂一分厂稿纸”背面书写）。经修改补充后共八十五页，我们姑且将其称之为修改稿。
　　修改稿最后定的抬头是写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因此，我们将这一材料定名为《林立衡关于“九一三”经过写给中纪委的材料》。（虽说此材料张清林作了大量加工，本亦可将其名冠于标题之上，惟一来这样标题不够简捷，二来更重要的是材料的框架主体、基本观点均是林立衡的。但在作者署名上，我们还是依据事实署为“林立衡原稿，张清林修改”。我们认为，这样处理可能比较恰当些。）
　　值得注意的是，由张清林手写的大段增加部分，都在已抽去的原稿页之后。如：

　　根据至少从六五年中央上海会议以来的一系列历史事实，我们认为，九一三事件不等于林彪事件。九一三事件只是林彪事件的一部分。因为林彪事件并非七一年才发生的。说晚一点，六五年中央上海紧急会议就已拉开了林彪事件的帷幕。也就是说，林彪事件是六五年以来康生“四人帮”他们制造的一个持续了多年的极其诡秘的愚弄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政治骗局。九一三事件只不过是这个政治骗局的必然产物。我早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就对原“林办”张益民、张云生、王淑媛等秘书、工作人员和当时空军报社的王启夫、韩喆勤、空军保卫部原处长杨森多次说过：这样骗“首长”（指林彪，下同）这样骗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这样骗下去……是长久不了的，总有一天会被揭穿，这个历史的案总有一天要翻过来。（林立衡材料誊清稿(以下简称誊清稿)，页50-51）

　　因为原稿被抽去，已很难判断上述增加部分哪一些是由原稿改写，哪一些完全是张清林的。
　　所谓“誊清稿”，是林立衡本人按照修改稿的增删情况重新亲笔所书。誊清稿共76页，用“郑州汽车制造厂公用笺”书写。林立衡重新书写这一事实本身，说明了她本人是全盘接受了张清林的修改意见的。考虑到张清林的确作过大量修改的实情，誊清稿的作者，我们仍旧署为林立衡、张清林二人。惟其核心的、基本的观点，是林立衡的。在本文中，我们亦将其简称为“林立衡材料”。
　　回头看林立衡材料的内容，由两大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作为幸存者，写在前面的话”，主旨是批判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已遭唾弃的康生以及早在1976年已被“粉碎”的“四人帮”，捎带指责了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期间“辞职”的汪东兴、纪登奎等。
　　林立衡、张清林声称：康生、“四人帮”制造了林彪“两谋一叛”的冤案。又如上文所引的文字称，“林彪事件是六五年以来康生‘四人帮’他们制造的一个持续了多年的极其诡秘的愚弄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政治骗局。九一三事件只不过是这个政治骗局的必然产物。”
　　林立衡、张清林没有提供任何可靠的史实细节和例证支持以上的指控。根据我们所了解的中国当代史常识，以上指控不仅毫无事实依据，而且极为荒谬。康生与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前以及至少在文革的前、中期，并没有政治上的分歧和利益上的冲突。即使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后至“九一三”之前，也不见康有对林彪政治上的批评。至于“四人帮”，在“九一三”前根本未有形成，“四人帮”的形成是在1973年中共十大以后。
　　而对于林彪一案的审查，汪东兴、纪登奎并非决定性的关键人物。林（彪）—陈（伯达）问题中央专案组是由周恩来牵头的，决定性的因素是周，背后是毛。
　　因此，对于材料的第一部分，我们实在没有必要花心思去理会。值得关注的，只是材料的第二部分，林立衡、张清林作为“九一三”当晚直接当事人的陈述。

　　二、被林立衡扭曲了的林、叶关系

　　林立衡在其手书的誊清稿第二部分开头即称：
　　林彪早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就多次嘱咐我：“我身体好些还能管住她（指叶群），要是我身体不行了，管不了她了，那时你可千万不能让她胡来。她政治上不行，你可不要听她的。”六四年后特别是六五年中央上海会议后，我和叶群之间的矛盾尖锐起来，就是因为我听了林彪的话，反对骗林彪。叶群多次对我和公开对工作人员说过：“不骗‘首长’[4]，听‘首长’的怎么行？！要是听他的，早就完蛋了！什么时候听他的，什么时候就得完蛋，我们也都得跟着倒霉！听主席的，就不能不骗他。”对此，我对工作人员说：“‘首长’和‘主任’（指叶群，下同）之间是两条路线”，……六八年当林彪对我问及叶群时，我向林彪告发了六四年以来叶群干的坏事，林彪听了震怒，叱咤叶群后，给工作人员规定，不准叶群再见他。（誊清稿页53-54）

　　以上这些话，与“九一三”本无直接关联，只是林立衡为“首长是被骗的”此一贯穿全文的中心语句所作的“注解”。为什么“听主席的，就不能不骗他”？“首长和主任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两条路线”？究竟林立衡“向林彪告发了六四年以来叶群干的”什么“坏事”，以至使“林彪听了震怒”？“九一三”事件已发生40年了，人们对这一切仍是一无所知。相反，从多年来各个方面披露的史料来看，林立衡所叙述的，与我们所认知的林、叶关系史，并不吻合。
　　林、叶荣辱与共，政治上是一体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是林、叶关系的基本点。林彪、叶群家事中无关大局的磕磕碰碰，远不能置换这个政治上的基本点。林立衡为了强说“林彪是被骗的”，扭曲了这一基本点，强将林、叶进行政治上的切割，就如官方为了维护毛泽东，强将毛泽东、江青进行政治上的切割一模一样。官方称，坏事都是江青干的，毛是被江所利用；林立衡则说，“坏事”都是叶群做的，林彪是不知情或被骗的，两者显然都不是事实。
　　事实是什么呢？
　　林彪主持军委工作的翌年，1960年，叶群恢复军籍，同时被授予上校军衔，就任“中央军委林副主席办公室”主任。五年后，1965年11月，又任中央军委办公厅党委常委，此一使叶群从师级干部升格为军一级高干的任命，不可能不征得林彪本人的同意。
　　以下两例，应可说明林、叶1964-65年间政治上的紧密关系。

　　其一，1964年底，叶群与总政副主任刘志坚，率总政工作组到广州军区127师379团蹲点，调研部队“四个第一”落实的情况，并写出了调研报告。林彪看了报告后，于1964年12月29日在广州听取了叶群的汇报，并对当时的部队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林彪称，1964年的部队工作“出现了不好的苗头，军事训练搞的太突出，时间占的太多，军政工作比例有些失调，冲击了政治。”“要赶快采取措施，使军政工作比例正常化，恢复1962、63年的正常训练情况，纠正最近一个时期出现的失调现象。”林彪的指示，实际上是对罗瑞卿不点名的批评。该指示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的同意和支持，作为军委正式文件，下发全军。
　　其二，1965年11月30日，林彪就有关罗瑞卿问题致函毛泽东称，“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和口头汇报”。第二天，叶群携林彪的信及有关罗的材料，从苏州赶到杭州，向毛泽东作了长时间的汇报。一周以后，毛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以揭发和批判罗瑞卿。
　　以上两例，足可说明，叶群是林彪的得力助手，配合默契，既非林立衡冒充林彪所称的“政治上不行”，更没有什么“胡来”甚至“骗林彪”。
　　作为“林办”主任，叶群为林彪应付外间的方方面面。叶群的心态，是林彪不要操那么多心，有些既非原则又不那么要紧的事，就不告诉林彪，情有可原，那不是什么“骗”，何况一般地说，所有“首长”的老婆，都是会给丈夫挡事的。此外，有知情者称，叶群对林彪身体方面的照料，也是细心周到的。
　　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不久，周恩来以召集中央碰头会（实际上相当于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形式，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运转（本来毛属意林彪负责，但林托病推辞）。叶群代表林彪参加中央碰头会，以便于林彪与周恩来之间的相互通气。至少迄今为止，尚未有材料证明林彪与周恩来及中央碰头会之间有过龃龉不合，叶群在其间顺畅的沟通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1967年1月，叶群被任命为军委文革小组成员，同年8月，为四人看守小组（军委办事组的前身）成员，随即顺理成章地成为军委办事组成员。叶群在军委办事组并无具体分工，不过是在负责林彪与中央碰头会之间的沟通之外，又增加了与军委办事组之间沟通的工作。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叶群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与林彪同时达致其政治生涯的顶峰。
　　换言之，目前并没有材料揭示，在九年多的时间里，林彪对叶群（更多的是代表林彪本人）参与军委和中央的工作有何不满。对叶群职务和政治地位的提升，林彪也没有坚决反对。

　　到了顶峰，就该走下坡路了。“盛极而衰”，“物极必反”，这是自然规律。更何况毛当初用林，不过就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要利用林时，林、叶的政治地位可以被毛泽东一手所推高；不用林了，林、叶的政治地位，也可以为毛泽东一手所摧毁。
　　事实上，毛对他三年前确立的“接班人”，已渐生不满。究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林彪对文革的一套，已丧失热情（其实，从林彪经多次催促才回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来看，他自始打心底里就没有热情），他并非是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真正传承人；二、以林彪为首的‘军人集团’，在毛的眼中已羽毛丰满，尾大不掉，并将是毛真正传承人上位的最大障碍。
　　九大一年之后的1970年5月，林彪将文革中已被迫害去世的著名剧作家田汉所作《关汉卿》一剧中的“发不同青心同热，生不同床死同穴”，改作“发不同青心同热，生少同衾死同穴”，以“书赠战友叶群”。在“高处不胜寒”的此际，林彪将妻子叶群以共赴生死的战友相称，是否已经预感到了什么？由此观之，其实，对于毛的心计，不能说林彪没有察觉，但林能做的，似乎只是消极应对而已。

　　三、毛泽东步步进逼之一——叶群的两次检讨[5]

　　林彪的预感灵验了——三个月之后，毛、林在庐山为以张春桥（毛心目中他的思想的真正传承人）为代表的文革极左派翻脸。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毛泽东明里是狠批陈伯达，实质上是剑指林彪。毛称军委办事组“犯了严重的错误”，其中，重点是“接班人”的老婆——叶群。
　　庐山会议后的1970年10月12日，叶群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不得不向毛泽东交出了一份书面检讨，称“我犯了严重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中央和到会同志，……心情是沉重的”。说她上了陈伯达的当，自己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言的“动机是出于对主席和主席思想的热爱，但效果是很不好的”。
　　10月15日，毛泽东对叶群的检讨作出严厉的、不留情面的批示。叶群在检讨书中说，她“这次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是路线性的”。毛在“路线性”三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了一句：“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叶群在检讨书中谈到她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反映情况的电话，而她没有注意核实情况时，毛在旁边写道：“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
　　叶群在讲到林彪要写信给毛，她出来劝阻，结果帮了倒忙时，引了毛过去讲过的话“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毛在这句话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了这样一段话：“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倾向。‘九大’胜利了，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呢？”
　　叶群在检讨书中写道，九届二中全会上她接到军委办事组寄给她一份论天才的语录。毛在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叶群说自己“不加分析地’部分引用了论天才的语录，这就间接地上了陈伯达的当。毛在“不加分析地”五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直接地利用材料，所以不必加以分析。材料是一种，无论谁搞的都是一样，难道别人搞的就不算上当吗？”叶群还说，她对陈伯达的反动本质认识不足，警惕不够，因而过去对他的斗争不够有力。毛在旁边写道：“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叶群在检讨书中还对陈伯达提出了一些疑问。毛在旁边写道：“不上当是不会转过来的，所以上当是好事。陈伯达是一个十分可疑的人。”
　　在叶群的检讨书末尾，毛写道：“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不给叶群面子，不就是不给“接班人”林彪面子吗？！毛泽东给高级干部的检讨写如此“细致”如此严厉的批语，从1959年那一次庐山会议批“彭黄张周”后从未有过！林彪自此以政治上的沉默对抗之。
　　翌年4月11日，叶群在压力之下给毛泽东作了第二次检讨。毛泽东一反叶群第一次检讨时咄咄逼人的态度，表面看起来缓和了很多：“恩来同志：吴法宪、叶群二同志重写过的自我批评，我已看过，可以了。请连同黄、李、邱三同志的自我批评，向政治局会议报告，作适当处理。”
　　其实，毛泽东在放“可以了”、“作适当处理”的烟幕弹同时，私下里正为给林彪作最后的政治清算作准备。

　　四、毛泽东步步进逼之二——南巡讲话[6]

　　1971年8月15日至9月12日，毛泽东到南方“巡视”，发动各地诸侯倒林。从8月15日动身，到9月12日回到北京，共计29天。这期间除同个别人的谈话不算外，同各地负责人的谈话共13次，平均每两天多谈话一次。这些谈话，都是针对林彪的，其中以武昌谈话最为典型。
　　8月16日到武昌后毛同刘丰、刘建勋、王新、华国锋多次谈话。毛说：这次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毛说及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错误”的人时称：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寿、高岗、饶漱石改了没有？没有改。在此，毛已将林彪类同于中共党内历次“反党头目”。
　　毛对刘丰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毛还说：不要把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秘书。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还有黄永胜那里是不是？
　　毛说：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呢！
　　毛对华国锋说：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他们名为反对张春桥，实际是反我。
　　谈到军队，毛说：我犯了个错误。胜利以后，军队的事情我管得不多。刘丰插话说：主席还是管的。毛说：我要管军队了。我光能缔造就不能指挥了吗？毛还对刘丰讲到他不赞成老婆当秘书、当办公室主任的问题，对一些负责人向林彪请示问题时要经过叶群这类事很不高兴。
　　毛8月27日在长沙对华国锋、卜占亚说：我们唱了50年《国际歌》，结果我们党里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活动。这次不做结论，也是分裂行动了。8月28日毛对刘兴元、丁盛、韦国清说：以后就是高岗、饶漱石，想夺权。还有去年庐山会议。这次会议搞出来的那些东西，我看他们搞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这就是他们的纲领，他们是有组织的，瞒着人去搞的。中央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８月30日毛对刘兴元、丁盛、韦国清等说：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毛对刘兴元、丁盛说：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呀？
　　8月31日毛在南昌对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说：缔造人民解放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另外，我们这个军队是不是哪一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或者是哪几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我看不是，人多着呢。毛再次说：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
　　随后，毛在杭州找南萍、熊应堂、陈励耘，在丰台同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和吴忠，也讲了类似相同诋毁林彪的话。

　　五、林立衡的政治悟性

　　毛泽东的南巡讲话，已将林彪逼到墙角。就看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如何整治林了。
　　集中体现了林立果真实思想的《“571”工程纪要》，对毛泽东的整人策略，刻划得入木三分：“今天甜言密（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座上宾，明天就成了阶下囚；从几十年的历史看，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他是一个怀疑狂、疟（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这，又何尝不是林彪此际内心的独白？！
　　林家大难临头！
　　思前想后，林彪、叶群、林立果横下心来——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一走了之！256号飞机失事于蒙古温都尔汗，林彪与叶群实践了他们共同的誓言——“发不同青心同热，生少同衾死同穴”！这大大出乎所有人（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的意料之外。“接班人”葬身异国，宣告了毛泽东文革理论的破产。据说，“九一三”后，毛大病一场。
　　林立衡是什么态度呢？
　　1971年，林立衡实际上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大义灭亲。
　　九年过去后，1980年，林立衡不知是尚未看透还是不愿触及毛，还在说什么“林彪事件是六五年以来康生‘四人帮’他们制造的一个持续了多年的极其诡秘的愚弄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政治骗局。九一三事件只不过是这个政治骗局的必然产物”。还在怪罪她的亲生母亲，说什么“‘首长’和‘主任’之间是两条路线……”。
　　“黄吴李邱”四人中最具政治悟性的，除却黄永胜，就是邱会作。2000年，邱与史学工作者在谈到“九一三”前夕毛的南巡时说：
　　毛主席南巡，当时我们都不知道。过了多少天，我记不起来了，至少是三至五天，或者个把星期了，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过两句话：毛主席出门了，不在北京。就这两句话！对这个问题，我们没有想也没有问。后来，听到了一点点毛主席在武汉、长沙的谈话消息吧！听得不完全，就是一点点。我记得毛主席在武汉说的是庐山问题没处理完，陈伯达后边还有大人物！这个大人物当然就是指林彪了。毛主席后面还有一句，他说：你们大家要保护林彪同志。我认为这后一句话从事后来看是虚伪的。在长沙的谈话，谈话比较多，他指责黄永胜搞造反。照我的看法，黄永胜就是林彪的代名词。
　　我从知道这两次谈话以后，我就有一个判断：这是毛主席发起对林彪新的战斗。毛主席对林彪的一层窗户纸捅破了，毛主席同林彪直接对立了。我同时也考虑到发起新的战斗不是庐山问题的重复，而是要对林彪加码了！毛、林新的大战开始了。
　　林彪、庐山问题应该算是处理了的问题，起码可以说处理了两次了吧！1970年9月6日，在庐山政治局会议上，周总理宣布毛主席的两条指示，一条是庐山的问题处理了，不下山了；第二条是政治局回北京以后开一个学习生活会议，就算最后了结了。这个应当算是一次处理了！“批陈整风”汇报会就更郑重了，经过了中央一级会议，最后还做了结论。为什么毛主席又重新提起庐山的问题，这个我没有多想，那毛主席提倡的“三要三不要”，那不是带头破坏了吗！处理了两次的问题，又提起，这是要搞团结吗？这是要搞马列主义吗？这是要搞光明正大吗？对这些问题，我是不能不想，但是也不是想得了不起。老实说我参加革命当时就40多年了，对发生“9·24”把我关起来这样的事件，我连想也没有想过，我一辈子也没有受过处罚，所以，毛主席对林彪这个问题，我什么没有想也不是的，但想得怎么厉害也不是的。因为我参加革命，我自认为我是革命大家庭中的一个家丁，成天就是听话、办事、睡觉，非常简单、纯洁，很天真嘛！后来我又想，三中全会的会期不远了，毛主席南巡目的是重新发起对林彪的战斗，他还要做准备工作啊！舆论准备、突击队的准备。我以后就想到毛主席南巡，他主要的手段是发动中央委员向林彪直接开火，毛主席坐收渔利，这是毛主席惯用的手段，他打倒刘少奇也用的是这个手段，不过是个大手段就是了，他还不惜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发动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很清楚就是打倒刘少奇嘛！[7]

　　当我们将邱的谈话与林立衡的材料对照着看，政治悟性的高下立马可见。当然，你可以说邱的这些话是“九一三”30年后才说的，那么，我们倒想知道的是，林立衡写这些材料到今天也已逾三十年了，她的那些观念到底改变了没有？改变了多少？

　　六、在“九一三”中林立衡是否执行林彪的“意志”和“嘱咐”？

　　林立衡说：
　　我在九一三事件中的行动，就是以林彪亲生女儿的身份，作为共产党员代表他，并执行他的意志以及他多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他病重时对我的嘱咐的。
　　鉴于林彪长期以来主要是62年以来特别是65年中央上海会议以来的身体状况和这种身体状况下的被康生“四人帮”他们的封建专制主义严重摧残、损害并以便利用了的责任能力（此且不去从历史的奥秘深处述及为什么和长期被怎样地造成了林彪的这种状况，在此只顺提一下，正是林彪被长期摧残成这种状况形成了我所面临的使我极其为难的九一三事件之局面，九一三事件绝不是孤立和偶然的），责成和迫使我去做发动和组织“林办”工作人员的工作，以便完成林彪的被严重摧残和损害了的责任能力所无力做到，而在他的身体状况和责任能力处于正常时本来一定要做到也极易做到的事。（誊清稿页55-56）
　　林立衡以上的话，有点故弄玄虚，故意将话说得生涩难懂，如什么叫“以便利用了的责任能力”？什么是“历史的奥秘深处”？什么是“林彪被摧残成这种状况”？但以下的问题是必须弄清的：

　　（1）林立衡在“九一三”中的行动是否“代表”林彪“并执行他的意志”？
　　什么是林彪的“意志”？林立衡没有说明。只有明确什么是林彪的意志（且不说林彪一生的意志，也不说林彪在文革中的意志，能搞清“九一三”前几天林彪的意志是什么就谢天谢地了），才能判断林立衡是否代表了林彪的意志。怎么能证明她是代表林彪？林立衡缺乏佐证。相反，在9月7日得知林立果有出走境外的打算直至9月12日晚，林立衡在五天的时间里，并没有直接了解过林彪对此关系其一生功名又生死攸关的大事的态度，连为了此事与林彪直接沟通的尝试都没有，如何能说是“代表”林彪？！

　　（2）文革中直至“九一三”林彪是否处于“病重”状态？他的“责任能力”在“九一三”当晚是否被“严重摧残和损害”，以至“无力做到”履行他的“责任能力”？
　　笔者认为，林立衡是严重地夸大其辞。而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以下说法是可信的：“林彪的心脏、肝、肺等主要器官都没有毛病，只是容易出汗，拉肚子。”“我们在他身边只是觉得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后他情绪不好，身体比以前更差些，但天天见面，也未感到有多大异常。他的身体状况有病历可查，服药都由保健医生记录。301医院、北京医院专家、医生给林彪看过病、检查过身体的人很多，几届保健医生现仍住在北京。‘9·13事件’发生前，北京医院的蒋保生医生也在北戴河做林彪的保健工作。9月初，也就是林立衡、张宁到达北戴河的前几天蒋保生又请北京医院、解放军301总医院的专家医生到北戴河来也对林彪的身体状况作了详细检查，认为同过去一样正常，没有发现新的问题。”[8]
　　林彪既然没有“病重”，其“责任能力”（林立衡在这里指的似乎是经独立思维作出判断和决定的能力）也就没有理由失去，他的身体状况和思维能力都与常人无异。而林彪的身体虽弱但总体来说无异于常人，亦就不存在被康生、“四人帮“严重摧残、损害”一说。

　　七、被林立衡自己耽误的五天

　　林立衡说，9月7日开始，她逐个逐步地分别找刘吉纯、李文普及林彪身边的两个卫生员等反复谈话，其中找李文普谈得最多，但李文普“不相信我从林立果那里听到的事。”李文普“后来他也感到事情不对头，并对我说了叶群和林立果瞒着林彪干的事。”（誊清稿页56-57）
　　李文普的回忆，并未提及9月12日前林立衡有对他说过“从林立果那里听到的事”，更未提及他“也感到事情不对头，并对我说了叶群和林立果瞒着林彪干的事”。李文普的话不一定全真，也不一定全对，但他在这里的回忆应是可信的。如果李文普自己都“感到事情不对头”，作为林办在北戴河的最高负责人，作为一名专职对林彪安全负责的保卫干部，他是会有所作为的。如果说李文普在“九一三”中有什么失职之处，正是没有“感到事情不对头”！
　　倒是刘吉纯的回忆提及：9月7日上午，张清林（林立衡未婚夫）和杨森（空军保卫部副处长，林立衡随从人员）对他说，不知豆豆（林立衡）被老虎（林立果）弄到哪里去了，你快去把主任（叶群）、老虎抓起来。刘吉纯告之李文普，李说，你不要听他们的，没有那么回事。9月7日晚上，林立衡对刘吉纯说：主任、老虎在外面做了坏事，被上边知道了。他们怕挨整，在北京待不住了，想挟持首长（林彪）到外地去。刘说，怎么办，是否去报告？她问，向谁报告？刘说，只有向汪东兴、张耀祠、杨德中报告。她说，汪在庐山也受到了批评，现在对谁都不要讲。首长国庆节还要上天安门。现在离国庆节还有二十多天，等几天再说吧。[9]
　　林立衡从她弟弟那里听到了什么？是否就是刘吉纯所说“他们怕挨整，在北京待不住了，想挟持首长（林彪）到外地去”？原稿没有提供答案。所谓“主任、老虎在外面做了坏事，被上边知道了”，指的又是什么“坏事”？“上边知道了”又指的是谁？“在北京待不住了，想挟持首长（林彪）到外地去”，“外地”指的是哪里？如果指的仅是国内，那么，在北京、在北戴河呆不下去，在全国任何地方能呆得下去吗？
　　我们并不清楚林立衡材料中所谓“坏事”的真实含义。如果说，林立衡所说的“坏事”，是指林立果针对毛泽东的一些异常举动，那么，你大可面陈林彪，以求取身经百战的林彪制止“主任、老虎”轻举妄动的良方，那时，你大可“以林彪亲生女儿的身份，作为共产党员代表他，并执行他的意志”。你为什么在五天的时间里，都不告知林彪？但如果我们可以将所谓“坏事”理解为是指叶群因参与九届二中全会上与文革极左派的斗争而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指责，那么，可以想见，林立衡眼中的所谓“坏事”，林立衡对这一场斗争的是非观，一直是以毛泽东的喜恶为准绳的。
　　在林立衡对刘吉纯讲了那么一番话之后，刘问是否去报告，此一提议，合情合理。作为一位低级别的警卫干部，刘吉纯（即便加上李文普）根本没有能力及权力，去处理如此重大的异常情况。林立衡声称“现在对谁都不要讲”，企图光是依靠林办这几位（甚至有两人是卫生员而没有包括林办的秘书）去解决关系到中国第二号人物生死存亡的大事，这显然是一个既不切合实际更非明智的念头。即便从林立衡的立场出发，9月7日晚到12日晚这整整五天的时间，是林立衡自己耽误的，怎怪得了别人？！

　　八、林彪的态度——“首长是被骗的”吗？

　　林立衡说：
　　九点多，应我的请求帮助我掌握情况的林彪的卫生员小张（张恒昌同志）告诉我，他听见了“主任”说：去广州不行，去香港也行呀？！
　　小张说他始终没听到“首长”的任何声音。（誊清稿页58）
　　这是应引起我们十二万分注意的一段话。

　　可以合理地推断，叶群说“去广州不行，去香港也行呀”时，林彪是在场的。李晨、舒云在各自的书中更按自己的理解，将“他听见了‘主任’说”改为“他听见了主任跟首长说”。客观地说，李晨、舒云的理解没有错，错只错在他们擅自修改了原文而未有作任何说明。
　　在原始稿中，林立衡更有一段话：“九月十日，林彪的卫生员小陈（陈占照同志）对我说他前两天听见叶群对林彪说她想跑，林彪凶了她，喝斥她（从林彪的房子里）‘出去！’并且不准叶群见他。”
　　这么重要的情节（如果确有其事的话），为什么要删去呢？个中缘由，只有林立衡、张清林自己才清楚了。
　　如果确有其事，那就说明林彪早就知道叶群、林立果出走的意图！惟既然修改稿删去了这段话，我们也不作深究，还是以林立衡最后的誊清稿为准去作分析罢。
　　叶群明确提出“去广州不行，去香港也行呀”时，林彪没有表态。其实，不表态至少也是一种未加反对的态度。否则，林彪对叶群的提议大可当即表示强烈反对，甚至可以招唤警卫人员，力阻叶群、林立果的一切“异动”，而且，林彪根本不会上汽车！如果说，上汽车是林彪服的安眠药还在起作用，那么，李文普跳车和紧接着的枪声，林彪还没有醒吗？如果林彪醒了，他最信任的李文普都下车了，林彪不问个究竟吗？最后，到了机场，林彪屈就自己从飞行员使用的简易舷梯向上爬进机舱，是梦游所致吗？
　　因为叶群明确地将出走的境外目的地告知了林彪，也就等于说她并没有欺骗林彪。林立衡自己提供的这一“证词”，本身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彻底否定了她自己的林彪“被骗”说。
　　有了林立衡这一“证词”，有没有李文普的“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已经无所谓了。即便李文普说了谎，林立衡能说自己的也是谎话吗？
　　林彪在9月12日晚的目的地应该是明确的——那就是中国境外，不管是苏联，还是香港。只有到了境外，才能彻底摆脱毛泽东的控制。所谓去广州或去大连，只是一种掩饰。三更半夜（据林办秘书告诉笔者，林彪从无夜航的记录），甩开警卫部队，在中国境内转移住地，毫无意义。而且，林家甚至连掩饰自己真正行踪的戏都未做全。比如，林办并未按惯例要求空司、广空或沈空实施专机航行、降落的保障；并未要求广州、沈阳军区进行林彪到广州、大连的住宿、警卫准备。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尤其是毛泽东南巡讲话的步步进逼，使林家（除林立衡外）深恐刘少奇、陶铸、贺龙（尤其是刘少奇）的相同命运在等待着林彪（贺龙1969年6月9日蒙难于北京，刘少奇1969年11月12日蒙难于开封，陶铸1969年11月30日蒙难于合肥），笔者认为，这是林彪、叶群、林立果不惜孤注一掷，冒九死求一生的最根本原因。
　　林立衡对林彪“主动走”与“被骗走”一直很纠结。她的全部精力，都用在编织“林彪是被骗的”这一神话。这正反映林立衡被“封建专政主义”给林彪戴上“叛徒”“卖国贼”的帽子而不知所措。应该说，林彪走到这一步，完全是被毛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的一系列举措逼迫所致。孔子云：“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哲人都有如此清醒的认识，今天的我们，更可大声为林彪声辩——主动走，又如何？！
　　就以中国共产党人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的鼻祖马克思来说吧。马克思是犹太裔德国人，因对本国的专制主义制度进行过尖锐批评而被迫害，长期流亡于法、英两国并死于英国，葬于英国，至死未回祖国。他与恩格斯合著的闻名于世的《共产党宣言》，1848年诞生于英国。他的《资本论》巨著，亦在1867年完成于英国。再以列宁来说，他也长期在奥地利、瑞士、芬兰从事革命活动，十月革命前夕才从芬兰秘密返回俄国彼得格勒。林立衡如果真的信奉马克思主义学说，更应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称：“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在《共产党宣言》的扉页上，公开疾呼的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林立衡只有走出“被骗说”，才能取下“紧箍咒”，才有可能说清当年的问题症结。

　　九、不要报告林彪——林立衡给8341出的难题之一

　　林立衡说：
　　当我对张洪具体说了李文普、刘吉纯等许多工作人员一致不同意我给林彪讲林立果对我讲的事和他们为什么不同意我给林彪讲时（见后），张洪听了马上也说，就是不要给“林副主席”讲了，我们都知道“林副主席”身体不好，免得惊动“林副主席”，这件事由我们来处理就行了。（誊清稿页71-72）
　　以上这段话是张清林所添加，惟由林立衡誊清过，也可算是林立衡的话罢。
　　林立衡为什么不将林立果出走境外的意图告之林彪？这是很多人在看了林立衡的材料后首要的疑问。
　　上文将林立衡没有向林彪讲“林立果对我讲的事”的原因，推到李文普、刘吉纯、张宏及“许多工作人员”身上。实际上，李文普、刘吉纯的回忆都没有提及他们不同意向林彪报告，按正常的逻辑推理，张宏也不会给林立衡这样的建议。
　　相反的，李文普在回忆中如是说：“当时，我想林立衡既然知道林立果要害毛主席，搞反革命活动，这样大的事，为什么自己不去向林彪报告，加以制止，却要我不让首长上飞机。”“她为什么不去向她父亲报告？只要林彪说句话，‘林办’工作人员都会听林彪指挥。她不敢去向林彪查问，却把责任推给我们这些不知底细的工作人员。究竟她心中是怎么想的？”[10]
　　“究竟她心中是怎么想的？”外人实难以百分百的准确猜度。不过，从林立衡在北戴河几天来的表现去观察，又不是不能揣摩得几分的。在9月7日至12日五天时间里，她有太多机会接触林彪，但她从未有向林彪示意（更遑论正式报告）的打算。她并非是因向林彪报告而受阻，才不得不绕过林彪，绕过她的亲生父母与同胞弟弟，去找没有能力解开这一死结的李文普、刘吉纯，去找她陌生得名字也弄不清楚（“九一三”过后近十年了还是弄不清楚）的8341驻北戴河部队负责人的，[11]而是主动前往的。林立衡以“必须经过组织程序”去解释她的行为。[12]而合乎逻辑的推论只能是：林立衡此际其实已经很明白：林彪、叶群、林立果三人与毛泽东决裂的态度是一致的，她已是林家的异类。因此，她已不可能在林家内部阻止这一决裂过程，只能寻求外力（8341部队及林办秘书）的帮助。
　　对于林立衡来说，抽象的“组织程序”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远远高于具象的家庭血缘关系，高于父母亲情。
　　林立衡有没有与其父亲沟通，这又回到她是否能代表林彪的“意志”这一疑问上来。没有沟通，如何就能“代表”？什么是林彪的“意志”？如果是因为毛在南巡中对林发出狠话，林彪认为在国内再也没有条件讲清楚，就到境外去讲清楚，林立衡的行动就没有代表林彪的“意志”；如果林彪就是想到苏联去做寓公，把一生的功名全部置之度外，林立衡的行为更没有代表林彪的“意志”；最后，即使是林彪因护妻护子心切而违心地仓促逃生，林立衡的行为也没有代表林彪的“意志”。林立衡的报告，打乱了林立果、叶群（不能证明不包括林彪）的计划，使他们不能悄然而去，而葬身于异国他乡的荒漠之中。林立衡的报告，将毛、林关系的主动权交给了毛泽东。毛要整林而南巡鼓动，但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如何处理林？毛泽东并非胜券在握（否则他就不会南巡发动“诸侯”了），可谓“山重水复疑无路”，只是在林立衡的报告后，毛才拿到主动权，可谓“柳暗花明又一村”（只是这个“主动权”的代价实在太大）。大祸酿成，“组织”发话，林立衡一时间得了一个“为党立功的正是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同志”的褒奖。

　　十、不要报告北京——林立衡给8341出的难题之二

　　8341在北戴河部队的负责人张宏，对于林立衡的报告将信将疑，也不可能直接向林彪求证，因此，他的第一反映就是提出要“请示中央”，首先向他的直接上级汪东兴报告。
　　张宏的第一反映是合乎逻辑也是合符“组织程序”的，这时，也仅是在9月12日晚十时左右。
　　但林立衡说：
　　对此，我为了不让张洪向北京报，便提出疑问：向他报告行吗？（七二年八月廿六日周总理问我：听说你们对汪东兴还有怀疑，叫部队不要向汪东兴报告。）
　　我没有给汪东兴报告。但是我最后还是表示由他决定是否向汪东兴报告。
　　张洪知道我对汪东兴的态度后又说他向周总理报告。我出于内心的信赖和愿望，未加思索地马上表示了同意。但是我一想到周恩来同志一点也不知道毛泽东同志在南方各省打招呼的事，担心康生、“四人帮”这伙权奸在他们设的圈套后面又给周恩来同志构下了陷阱。我不能让康生、江青他们及其一伙利用我的行动去对周总理发难，或者让他们捞半根救命稻草。所以我当即对张洪等人说：北京现在不知道怎么一回事，你给总理报告，时间也来不及了，远水解不了近渴。你们是在这里专门负责警卫的，你们要对党和人民负责，绝对保护“首长”的安全。请求你们调动部队，主动采取措施。（誊清稿页73-74）
　　林立衡不向周恩来报告的理由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毛、周之间的沟通情况，林立衡能了解多少？[13]什么周“一点也不知道”毛在南方各省打招呼的事，你林立衡一个孩子都知道了，周有什么道理不知道？[14]什么不能让康生江青“利用我的行动对周恩来发难”，康江在此事情上如何能向周“发难”？既然是紧急关头，父亲都保不住了，还管得什么发难不发难？！
　　林立衡如果及时地直接向周恩来报告了，会更有利于北京准确判断北戴河事态发展的严重程度。周要是马上采取断然措施阻止事态继续发酵，结果可能完全改观。
　　张宏并没有听林立衡的。按林立衡的说法，张宏说：我还得向“汪主任”报告，他是我们的直接领导。“汪主任”会向上报告——但这已是多经转折多费周章，与林立衡直接报告效果是大不相同的。
　　林立衡不愿意向中央报告，自然有她的小算盘——她希望将天大的这么一件大事，局限在北戴河的小范围内悄悄地解决。她企图将林彪与叶群、林立果分离，天真地认为如果8341部队在北戴河将叶群、林立果处置了而不告诉北京，林彪就可以保住了，这是林立衡对中共党内严酷斗争一点悟性也没有的一厢情愿，对8341部队的行为准则更毫无所知。她想用纸包住火，不将信息透露到北京“以免被人利用”，以保住她父亲的政治地位。林立衡的小算盘，可以说是政治上的小学生级数的，绝不现实。
　　晚上11时半过后，事态发展已一发不可收拾。迫不得已，林立衡才直接与张耀祠通了电话。林立衡对张“简单地报告了一下紧急情况，强调说了林彪是被骗的，不是要跑的等等，说了情况十分紧急，请求他现在就下命令叫部队拦住……”（誊清稿页95-96），张耀祠说，他要“再请示”。紧急关头，从晚10时至11时半过后，林立衡自己又耽误了一个半小时，这又怪得了谁？

　　十一、林彪是被拽走的吗？

　　林立衡说：
　　同时间，在56号楼的张清林接到林彪的卫生员小张按我事先的要求打来的电话，小张说：他们（指叶群、林立果）正在床上拽“首长”，情况十分紧急！“首长”马上就要被拽走了！汽车再有十分钟就要开动了！你们快，快、快呀……（誊清稿页89）

　　拽，拉的意思。林立衡在这里要表达的，无非是：林彪不仅是被骗的，而且还是被叶群、林立果强行拉扯走的，是被迫的。
　　而根据舒云在《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一书中引述的林彪内勤张恒昌、陈占照两人在“九一三”后的回忆，林彪完全是有自主能力的。
　　舒云书中说：
　　张恒昌（林彪内勤）回忆：约22点30分，我和陈占照商量，准备让林彪休息。这时叶群来到林彪客厅，同林彪说话。陈占照先去吃夜餐，准备吃完夜餐再让林彪休息。等陈占照回来后我去吃夜餐，还没吃完，陈占照打电话让我马上回去，这时大约23点30分。林彪叫我通知叶群，空军疗养院的两个护士（在96楼照顾林彪）不带了，让人把他们送回去。我去告诉叶群，她和林立果在屋子里说话，刘沛丰守在门口，地上放著几个皮包。刘沛丰拦住我，不让我进去。我把林彪的话写在纸条上，让刘沛丰转告。然后我回到内勤值班室，陈占照说，首长马上要走，叫赶快收拾东西。陈占照要我报告林豆豆，我找了一会儿，没找到。大约23点40分到50分左右，叶群、林立果，还有刘沛丰，一起到林彪客厅。刘沛丰手里提著三四个皮包。[15]

　　舒云书中又说：
　　陈占照（林彪内勤）回忆：23点左右，林彪打铃，我到了客厅，林彪要找小张，我去叫张恒昌。不一会儿，小张从林彪客厅出来，告诉我，林彪马上要走，要我去告诉叶群，走的时候不要带空军疗养院的两个护士。23点50分左右，林立果、叶群、刘沛丰一起到林彪客厅。过了一会儿，叶群和林立果走出来。林彪又打铃，对我说马上夜航去大连，不休息了，有些东西可以不带，够用就行了。到大连住一个星期就回来，回北京过国庆日。这时，刘沛丰站在客厅门口，一言不发，我还看到沙发上放著三四个黑色手提包。[16]

　　舒云书中还说：
　　陈占照回忆：汽车调动出库，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一起出来，林彪走在最后面。走到内勤门口，林彪问，东西都装车没有？我说，没装车。林彪再没说什么，也没停步，连帽子、大衣都没带，就钻进了汽车。[17]

　　根据李文普的回忆，“大约11点多钟，叶群拉我到林彪卧室门外叫我等着，她先进去和林彪说了几句话然后叫我进去。这时，林彪早已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林彪对我说：‘今晚反正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现在就走。’”李文普还描述了林彪自行上车时的情形：“杨振刚把车开上来，刚到车库门口停下，林彪光着头出来和叶群、林立果、刘沛丰走到车旁。这是一辆三排座大红旗防弹车，林彪第一个走进汽车坐在后排，叶群第二个走进汽车，坐在林彪身边。”[18]
　　有心的读者自可将林立衡原稿与张恒昌、陈占照以及李文普的回忆相比照，从各自叙述经过的合理性考虑，看谁更可信一些？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张恒昌提及“陈占照要我报告林豆豆，我找了一会儿，没找到”，这与林立衡说张清林在56号楼接到小张（指张恒昌）“按我事先的要求打来的电话”迵然有别！两人之中，必定有一人说了谎话。笔者认为，此恐非张恒昌，因按常理，如确有此电话，应是立功的表现，张恒昌在揭发时不会不讲出来。另还有研究者怀疑，按时间节点推算，张清林此时应早已不在56号楼。
　　此外，十分重要的一个细节是：根据目击者的陈述，林彪是自己从飞行员使用的简易舷梯爬进机舱，[19]而不是按惯例由常规的客机舷梯在警卫人员或机上服务员的搀扶下步入机舱的。由此也可以看出，林彪不仅是有自主能力的，而且，他对此际自己的角色剧变心知肚明——这并非是堂堂“副统帅”的一次正常出行，而是逃亡者前途未卜的一次仓皇逃命！

　　十二、8341部队的处置并无大的不当，更无阴谋可言

　　林立衡事后对8341部队大为不满，她说：
　　结果，从96号楼到机场，从北戴河到山海关，在近三个小时的时间内，对我们的五次报告和请求，除了叫我们“跟着上飞机”外，所采取的唯一具体措施，就是列兵荷枪不动和随后“快追”。列兵不动和随后“快追”所起的唯一作用是什么？这个作用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康生“四人帮”他们制造这一死无对证的结果的目的是什么？产生上述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57号文件和三个“材料”不仅对在我找八三四一部队后长达近三个小时之久的时间内所急剧发生的众目昭彰的严重事实极力回避，讳莫如深，并因无法回避而玩弄文字，制造了谎言，颠倒了事实，混淆了是非。（誊清稿页100-101）

　　实事求是地说，“九一三”并不是毛泽东、周恩来设计出来的一个“局”，也并非康生、“四人帮”制造的“死无对证的结果”。它完全是一个突发事件，不仅出乎自诩料事如神的毛泽东意料之外，更出乎周恩来与林办所有工作人员及8341部队的意料之外。仅以周恩来为例，周第一次接到报告就询问黄永胜：是不是林豆豆和叶群又闹矛盾了？可以看出，周对如此“猛料”的报告，难以置信。
　　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指证，在“九一三”当晚，毛、周或8341部队有任何令林彪出走的阴谋。一切关于“阴谋”的猜测都是些不着边际的臆想，都缺乏确凿的证供。当人们受诱导陷入这些无穷的臆想之中时，更难以抽出身来去思考引发这一事件的更深层次的政治原因。
　　在林立衡的原稿中李文普说：“主任”说的是去广州，林立果说的也是去广州。我看就是去广州。要是没有发生什么事，那可不是一般的问题了！那可不得了！（誊清稿页63）
　　李文普不大相信林立衡的话，情有可原。他认为，如果要阻止林立衡口中所称的叶群、林立果的异动而林彪又是什么被骗的话，你林立衡为什么不在林彪面前揭穿叶群、林立果的骗局，等林彪来命令他而要林立衡这么一个孩子来使唤他呢？
　　对于张宏的心理状态，也应作如是观。尤其是林立衡一不愿将她所谓的危急情况报告林彪，二不愿意报告北京，张宏能不对林立衡所说顿生疑窦？他立即主动向汪东兴反映，是8341部队的纪律使然。当他的直接上级没有明确指示时，他只能按兵不动，当有明确指示时他只能照原样传达，他并没有做错什么。
　　即使是张耀祠，林立衡向他报告之后，他也不能独自作出指示，他必须请示更高层并等待命令，更重要的是，他根本没有意料到林彪要连夜出走境外！
　　“九一三”是8341部队碰到的前所未有的突发事件。关键在于对中央上层斗争毫不知情的在北戴河的8341部队，直接面对的这场突发事件的当事人，是毛泽东的“法定”接班人，中共中央第二把手，党的唯一副主席！面对这一场建国以来高层警卫工作中最具震撼力的爆炸性事件，8341部队根本没有经验可供借鉴，也根本没有处置预案可资遵循。即使处理得手忙脚乱，不尽人意，那又如何？又从何谈得上有什么“阴谋”？！
　　话说回来，林立衡又何尝谈得上处理得当？在五天时间里，你并没有采取什么有效措施去制止事态的扩大，在9月12日晚的紧急关头，你既不报告林彪以尽到一个女儿的责任，而且开头又不让8341向中央报告，推己及人，林立衡大可不必苛求他人。
　　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至今已将近四十二个年头。林立衡给中纪委写材料，也已过去近三十三年。在这么漫长的岁月中，人们在沉思，历史也在沉思。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探索在艰难中前行，历史也在前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么多年过去，曾改名为“路漫”的林立衡本人，想必也会有不同于当年、精神境界高于当年的再思考和再认识。我们诚挚地盼望，林立衡的新思考、新认识，能尽早公诸于世，这不仅是一份沉甸甸的孝心，更重要的，是她应履行的历史的使命。（2013年3月）

　　余汝信，文革史研究者。1950年出生于广州。本世纪以来在互联网上发表有文革研究文章六十余篇。著有《香港，1967》（2012），编注有《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2006）、《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