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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可知魏晋统治者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阶级。魏统治者的社会阶级为寒族，非儒家。与之相同的是蜀国的统治者的社会阶级。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为服膺儒教的豪族，与之相同的是东汉、孙吴统治者的社会阶级。另有袁绍。东汉、袁绍、孙吴、西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是相承的。魏、蜀的出现与灭亡，反映了豪族寒门统治的动摇与稳定。社会阶级的不同，决定了魏、蜀与东汉、袁绍、孙吴、西晋不同的政治特征。从利弊来看，魏与蜀国的政治胜过东汉、袁绍、孙吴西晋的政治”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陈文内动辄提曹操的阶级出身，也是陈受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影响的明证，也许这是汤安博喜欢陈文的一个原因。

陈的看法，曹操代表的寒门向豪门夺权，但豪门纠集在司马氏下反攻成功，颠覆了曹魏政权。这当然也有一部分道理，最大的缺点是没有能回答魏之寒门统治为什么为晋之豪门统治取代？

汉代的世家以经学世家为核心，孔伏为累世经学世家，某种意义垄断文化。照陈的分析，司马家本是武人，以豪族转儒家世家。这里陈自己已经划分出两类世家。曹操杀孔融等，镇压的是没有武力只有文化的经学世家，但扶植的是武力为主的豪门世家。从这点讲，钱陈并没有多大分歧。钱对司马氏没有一句好话。陈也无法对曹魏缺少光明和大义提出反驳。

据陈氏讲，司马不仅争取到豪门士族的支持，而且还得到寒门的支持，他例子中寒门代表就是贾充。钱氏还提到曹爽何宴改革引发豪门对改革不满，陈氏则没有提到。这里关键问题是，曹家代表寒门改革几十年，怎么“失道寡助”，豪门寒门都跑到司马那边去了？曹操创造的利益集团呢？还是曹操所谓代表寒门不过是想象而已？司马懿这类豪门士族之崛起本身就和曹魏政策有很大关系？

不把这点讲清楚，陈氏整个推论就演绎不下去。

汤安喜欢谈“历史趋势”，但所谓寒族代替豪门的历史趋势那是真存在吗？还是几百年后，等到印刷术比较成熟后，科举出现后才成为趋势？

秦统一后本无汉代意义的世家。汉代士族是逐渐从经学世家和官僚世家演化出来的，这难道不是一种趋势，又从何等意义讲，汉代世家到了东汉末年突然变成阻碍历史发展的东西，阉党寒门倒成了历史进步的动力？

很显然，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无法回答这个问题，陈寅恪之魏晋统治者分属两个阶级理论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把豪门世家和寒门说成两个阶级，大概也只有陈寅恪敢说，别人要这末说很可能要被打嘴的。

钱氏大概看到魏晋过渡种种不易解决之难题，所以强调魏晋的共同处，又提出缺少光明精神的论点。下面是钱氏的看法“门第精神，维持了两晋二百余年的天下，他们虽不戮力世务，亦能善保家门。名士清谈，外面若务为放情肆志，内部却自有他们的家教门风。推溯他们家教门风的来源，仍然逃不出东汉名教礼法之传统”。

"刘、萧诸家，族姓寒微，与司马氏不同。....他们颇思力反晋习，裁抑名门，崇上抑下，故他们多以寒人掌机要。时寒族登要路，率目为“恩幸”。齐武帝则谓：“学士辈但让书耳，不堪经国，经国一刘系宗足矣。”此可见当时双方之心理。梁武帝父子最好文学、玄谈，然举世怨梁武帝父子爱小人而疏士大夫，颜之推讥为“眼不能自见其睫”也。但门第精神，本是江南立国主柱。蔑弃了门第，没有一个代替，便成落空。落空的结果，更转恶化。【南朝寒人擅权，殆无一佳者。阮佃夫、王道隆等，权侔人主，乃至官捉车人为虎贲中郎，傍马者为员外郎，茹法亮在中书，语人曰：“何须见外禄？此户内岁可办百万。”阮佃夫豪奢，虽晋之王、石不能过，遂至弑君，梁政坏于朱异，侯景围台城，周石珍辄与相结，遂为景佐命。至陈末，施文庆、沈容卿用事，隋军临汗，犹口：“此常事。”以致亡国。】

钱穆又说“秦、汉以来的政治理论，亦久已废弃。【除非恢复那些政治理论，中央才可再有尊严，帝王亦才可再有新出路。】魏、晋以下世运的支撑点，只在门第世族身上。当时的道德观念与人生理想，早已狭窄在家庭的小范围里。【既已无国，复何中央？复何帝王？】南朝诸帝王崛起寒微，要想推翻门第世统之旧局面，却拿不出一个新精神来，【先要懂得帝王在国家、在政府里的真地位与责任，彼辈自所不能，而却把贵族门第的家庭教育蔑弃了。】结果只有更恶化。”

谁更深刻？

说到底，精神的东西只有新精神才能取代。

过去几十年，共产党革命对传统文化打击不予余力，总想创造出一种能堂堂正正立于世界的文化. 高峰就是“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但结果又如何？

毛泽东喜欢曹操不是偶然的。遗憾的是洪秀全毛泽东等反“封建”，反来反去反不出“新文化”来。魏晋文化颇为灿烂，但主流也还是“腐朽”的士族，而不是代表“历史趋势”的“寒门”。

顺便再说一句，经学世家和豪门世家的区别。孔融等是大文人，本身也有点玄学的倾向。司马家真是文人，真在文化上有所建树？恐怕谈不上，靠的不外屠刀而已。请注意这种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