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对社会有益的宗教至少要承担起大的社会任务：道德的教化和社会各阶层之间矛盾的缓冲。

为了完成这两个任务，宗教要具备两个相互关联的特征，即面向大众和一个万能的神。

面向大众不等于说社会的精英中就没有真正的信徒，关键是要能够影响社会大多数的日常行为。但是要想让很多人都按照某种规范行事，光靠说教或许在短期内有用，但从长远来说是不现实的。这也是为什么那个叫什么丹的妄图让《论语》在现代社会还魂是注定不会成功的。要长期地规范人的行为，只能通过正的或负的反馈来强化某种行为，时间久了就形成思维和行为的定式，于是“洗脑”成功。换句话说，就是把巴甫洛夫那套手段用在芸芸众生身上。宗教所能够提供的正反馈就是某种固定形式（比如基督教里的做礼拜）的关于来世报偿的洗脑。不要低估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大部分人即傻又不傻。傻是因为人其实很容易被洗脑；不傻是因为他们其实知道很多的不平在有生之年是不太可能解决的，所以把希望寄托在来世（或末日审判说或其它什么说法）是一条不是办法的办法，前提是他们能够被洗脑到相信可能有来世。同样的途径也提供了副反馈，即俗话说的“头上三尺有神明”，你做坏事万能的神是知道的，你也会得到惩罚。现在中国的很多问题，都可以归结为民众没有对神的敬畏，所以什么缺德事都敢做。政府执法部门和神的区别在于：执法部门可以被贿赂，神不能；执法部门不可能做到无处不在，而万能的神的最主要本事就是无处不在。

总之，道德的教化光靠说教不行，要靠神的力量。于是就有了一个问题：怎么塑造神？至少有两个因素需要考虑到。

一是这个神的教诲要紧紧把握住芸芸众生的心理需求和愿望。所以要想创立新宗教，必须要真正了解当代百姓的心理。（在中国现代史上，真正表现出这个能力的好像只有毛泽东一人，所以中国革命只有在他的领导下才能成功。毛泽东抓住的是在当时的国情下中国农民对土地的向往；你答应给农民分土地，农民就敢为你玩命，但这是另一个话题，就此打住。）

第二个因素是宗教的设计中要能让某些信徒感受到神的存在。前些年宾州大学有个搞心理学的，发现宗教（这里指有神明的宗教）仪式中都包含诸如冥想(meditation)这样的部分，而在这个过程中声称能和神灵沟通的人，其大脑的某个固定区域在“沟通”的时候都超常地兴奋。在这个状态下，人会产生突然了解了世间万物的感受。这个感受加上宗教的日常教诲就被当事人理解成和神的交流。一个宗教有了可以感受到伸的存在的信徒，就有了坚实的核心。否则其信仰就是虚的。

总之，中国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宗教，否则如此大的人口没完没了的的问题，光靠政府的行政命令不但无法圆满解决而且久了没准会引发社会动乱。而新宗教必须至少成功地融合上面的两个因素。我认为，以中国民众目前的心理状态，以毛泽东之名、把其思想加以适当的选取和修改、再融合进当代科学对于宗教和神经学的研究成果，没准还真能创造一个新的中国人自己的宗教。

最后说一句：对社会有正面意义的宗教必须跟国家的立国之本没有冲突，并且因此而缓冲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否则往小里说会被当成邪教，往大里说是社会动乱的根源。不幸的是，中国自己历史上的大大小小的“宗教”，大都不符合这一条，所以经常被用作造反的工具。中国政府对法轮功的强烈反应也出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