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研究簡報》編者按：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初期，我國思想界比較活躍，同時也有反對所謂"精神污染"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干擾，其表現之一，就是國家領導人和學術界見斯大林-毛澤東社會主義試驗的失敗，對歐洲社會民主黨的執政業績發生了濃厚的興趣。楊啟先先生《一篇遲到的考察紀要》就是這時"活躍"與"干擾"的產物。該文在本刊（27-28合刊）發表後，又引起許多讀者對西歐社會民主主義的興趣，似乎可以成為我國改革的目標，也是陳獨秀晚年追求的理想。於是要求了解更多的信息。為此，這裡摘發潘先生在1988年12月16日全國政協學習委員會上的內部報告，供參考。 在執過政的社會民主黨當中，執政時間最長（達半個世紀以上）、執政的成績最大的，是瑞典社會民主工人黨，簡稱瑞典社會民主黨。

    以下是報告全文：

    如果回顧一下歷史，那麼，對瑞典模式的態度可以有這麼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50、60年代，國際輿論對瑞典模式大唱讚歌。人們讚嘆瑞典經濟繁榮，社會安定，認為它在經濟、政治體制方面都是很成功的，對它充滿了羨慕之情。笫二階段是70年代，特別是70年代後半期石油危機以後，那時大談瑞典模式的是瑞典國內、外的保守勢力。他們把高稅收和低效率說成是瑞典模式的集中表現，於是瑞典模式就從榜樣、楷模，變成了危險的東西，可怕的東西。第三階段是80年代中期以後，瑞典經濟復興了，它的低失業率(達到2．7％)，低通貨膨脹率(達到3．3％)和經濟穩定增長率(接近3％)，使它成了調整和發展的樣板，瑞典模式又一次成為國際輿論注意的中心。那麼，這一次與以前兩次不同的地方在哪裡呢?不但美國學者重視瑞典的經驗，特別是正在進行改革的社會主義國家也以積極的姿態來看待瑞典的經驗。

     當今瑞典這個國家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瑞典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之一

    瑞典是北歐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東半部的一個小國，人口約840萬，國土面積在歐洲居第四位，僅次於蘇聯、法國、西班牙，它等於兩個英國本土那麼大。它有有利的地理位置，自然資源很豐富，有鐵礦，總儲存量是40億噸，居歐洲的第二位（也有說是第三位）。含鐵率達60-70%，是世界上最富的鐵礦之一。此外，還有鈦、鉍、鈾、鎢、銅、石油等等。森林覆蓋面積占陸地面積的57%，蓄材量約25.7億立方米。水域也很發達（水域面積達到了38，000多平方公里，全國的湖泊有92，000多個）。在19世紀末，它是歐洲最窮的國家，經過百餘年的奮鬥，今天它是歐洲最富的國家之一，在經濟上從一個貧窮、落後的農業國發展到一個具有先進的工業、科學技術的發達國家。現在除阿聯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等少數石油生產國之外，它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西方各國多年來是名列前茅的。據1982年8月世界銀行公布的報告稱，瑞典的人均國民收入是13，520美元(當時美國的人均國民收入是12，950元)，比美國還高，在美國、西德之上，在歐洲，在瑞士之下。目前產業工人的月工資是2，000美元，教授的工資是4，000美元以上，人均住房面積40平方米(別墅住宅占40％左右)。在瑞典，可以說消滅了貧困，瑞典人過的是豐衣足食的日子。三大差別已接近消失。1986年婦女的平均壽命是80歲、男的74歲，在世界上僅次於冰島人和日本人。就耐用消費品擁有量來說瑞典也是名列前茅的，據前幾年的統計每三個人有一輛小轎車，四分之三的家庭有汽車，每四個人有一部電話，每十個人有一艘汽艇(瑞典的島嶼很多)。

　　瑞典的工業生產在世界工業生產中的比重，比它在世界人口中的比重多四倍，出口多九倍，瑞典的機械設備甚至高出14倍，它的出口占國民生產總值的35％。瑞典的工業企業92%都是私營的，但與其它西方國家不同，它有一龐大的公共部門。比如說教育、保健以及其它社會領域都是掌握在國家的手裡。瑞典的國有化並不高(將近10％)。所謂公共部門是包括全部的公用事業，公共運輸，大部分採礦，煉鋼，造船業，一個最大的銀行，以及一個由每個部門行業參加的全國企業委員會。從能源供應、電信聯絡到幼兒教育、醫療護理等方面都是公共部門，職工達140萬。每屆瑞典政府都進一步擴大公共部門的範圍，現在它已成為資本主義世界各國中最大的公共部門，占瑞典國民收入的65.4%（英國占47％，美國35％)。長期以來社會民主黨在教育、衛生、環保和社會福利等方面不採用市場經濟的辦法來管理，而是由公共部門來管理。它的教育制度全部是綜合性的，男女合校，沒有私有的，衛生事業也沒有私有部門。

　　美國《幸福》月刊所列的世界500家大工業企業中有22個瑞典企業，這對於人口只有800多萬的國家來說，這是一個非常高的比例。20世紀初的瑞典工業部門普遍存在一種企業家精神。許多世界著名公司都是在這一時期創建的。瑞典的富裕日益依賴於大康采恩，19家重要企業的職工占全部工業職工的比例從1978年以來從13%增為近40％。前些年在國際化口號下，瑞典的某些大康采恩通過大量購買企業而大大擴大了它們的國外組織，現在國外子公司所僱傭的人員達到了約60％。電氣行業裡面最成功的康采恩，除掉瑞典的通用電器公司以外，還有盧克斯電器公司，1984年末它通過購買意大利的扎努西公司和美國的懷德聯合工業公司而進一步鞏固了自己的地位。埃里克松電話公司1987年春季為接受法國的康采恩電話設備總公司而同西門子公司和飛利浦公司進行了成功的競爭後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電訊公司之一。現在已有65個國家建立了這家公司的AXE電話中心。在汽車工業方面它有了沃爾沃公司，這是瑞典最大的工業企業，還有薩布——斯卡尼亞公司(也製造飛機)，它在美國銷售的汽車多於國內。製造軸承的SKF康采恩，在瑞典以外銷售額約占95％。它成功地抵禦了日本在歐洲的攻勢。瑞典在國際上有名的其它企業還有好多，這裡不一一列舉。所以"日內瓦的世界經濟論壇"認為，在經理人員的才能方面瑞典應當列為首位，其次才是美國、日本、西德。該機構認為不僅因為他們的語言知識，而且也因為他們更多地是從長遠考慮問題，而優於美國人。瑞典的工業一直面向出口，它有着傳統的自由貿易的政策。它是在小小的國內市場上成長起來的。現在，大企業的銷售額有70％到90％是在國外實現的。

　　瑞典的合作社運動早在1850年就出現了，1899年成立了全國性的合作社組織，目前全國有137個基層消費合作社，瑞典的合作社遍及全國各個角落，涉及人民生活的一切方面，從食品、服裝、日用品一直到石油、化工、住房建築、旅遊服務，無所不包。瑞典全部家庭的一半以上是消費合作社的社員。中央消費合作社的組織在全國擁有1，800個銷售點，通過這些銷售點銷售進入國內市場的全部商品的20％，與私營企業積極地進行競爭。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瑞典的農業合作社，瑞典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口只占3．8％，而從事農業加工、儲存和食品生產的人員則比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員多三倍。瑞典供應自己的食品是綽綽有餘的。糧食、肉類、油類的生產有30-50％的剩餘。這樣，蘇聯波羅的海幾個加盟共和國同它一比就差遠了，蘇聯非常羨慕。它的農業基礎是11萬小家庭農場，所僱傭的農業工人只有12，000人，主要的重擔是落在農場主及其家庭成員身上。他們在自願及經濟核算的基礎上全面合作，成了農業生產的一個重要方面。農場主生產糧食和飼養牲畜。加工及銷售由合作社來進行。每個農場主可以同時參加幾個合作社，比如說，種子合作社、奶業合作社、林業合作社等等，但誰也無權掌握合作社，更不能操縱經濟大權，因為合作社推行的經擠政策是由社員自己推選的領導機構制定的，因此意見分歧不大。合作社聯合成十六個部門組織，這些組織參加了瑞典的農場主聯合會，國家同農場主聯合會協商農產品的價格、補貼、信貸和稅收等方面的重要問題。在國家和合作社之間簽訂經濟合同。國家在必須提高農業生產的利潤或降低消費者的支出的時候，才對價格的形成進行干預。這時國家往往要從國家預算當中拿出數十億克朗用來補貼。國家正是用補貼來"管束"大農場主，它的政策是支持小農場主。

　　瑞典的社會民主黨同其它的社會黨一樣，信奉民主社會主義，提出四大民主，即政治民主，社會民主，經濟民主，國際民主。就國內來說，瑞典社會民主黨標榜三大民主即三大目標。從瑞典的歷史來看，也可分三個階段，19世紀末到20世紀的20年代，它是爭取普選權和代議制，實現所謂政治民主的階段，30年代到60年代是創建福利國家，爭取社會平等(所謂社會民主)的階段，70年代至今，則是爭取擴大經濟民主的階段。

　　瑞典各個政黨主要的分歧是在國內問題上，在國際問題上他們是比較一致的。政黨的格局相對穩定，壁壘分明。有五大政黨，兩大集團，早在20年代就形成了這麼一個格局。根本原因是各個政黨代表着不同階層和集團的利益，不同的思潮，不同的信仰、主張和政策，這五大政黨是溫和聯合黨(原名保守黨)、中央黨(代表農民利益的，原來它叫農民黨)、人民黨(就是自由黨)、社會民主黨，共產黨，現改名為左翼黨（共產黨人)。前面三個叫非社會主義集團，後面兩個稱之為社會主義集團，雙方力量不相上下，勢均力敵。社會民主黨雖長期執政，但它在議會當中很少占有絕對多數，所以在多數情況下，它不得不依靠別的政黨的支持，有時靠左，有時靠右，但在大多數情況下是靠着左翼黨的支持。共產黨在議會當中議席不多，僅占5-6％，但它在兩大集團力量對比中相當重要。左翼黨在建立無階級社會，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等問題上與社會民主黨有原則的分歧，但在國家干預經濟問題上比社會民主黨激進，在福利政策、一般經濟政策上，經常與社會民主黨一致，因此在大多數問題上，社會民主黨可以得到左翼黨的支持。其它黨內部也都有分歧，在右翼聯合執政階段，分歧不少，只是在反對社會民主黨搞社會主義這一點上他們是一致的。

　　瑞典人比較關心政治，參加政黨的比率較高，70年代末80年代初，只有10％的選民是"無黨派人士"，90％的選民都有政治傾向。

　　社會民主黨(在1984年)在全國有284個支部，黨員人數達123萬多人， 占瑞典840萬人口當中的14-15％還強，占成人當中的20％。除黨員之外，它還擁有大量的追隨者和擁護者。近十年來，其它政黨的追隨者的人數在減少，唯獨社會民主黨的追隨者在不斷增加。

　　瑞典工人階級組織程度較高，它有422萬勞動力，占總人口的一半，產業工人有300萬，體力勞動者90％都參加了瑞典工會聯合會，白領人員另外組織"中央職員組織"，有70萬人。瑞典的中央工會聯合會是最大工會組織， 有25個分會，250萬會員。30多年來，每次大選，70％的產業工人是投社會民主黨人的票的，它是社會民主黨的堅強後盾。在大選當中，工會是利用它的廣泛的基層組織，動員工人投社會民主黨的票，並給予經濟資助，不少工會會員是集體參加社會民主黨的，多數的社會民主黨領導人是在工人運動當中湧現出來的，二分之一的社會民主黨議員是出身於產業工人家庭，三分之一的議員本身過去就是產業工人，這個比例比西歐各國社會民主黨的比例都大。

　　在瑞典，國家掌握有5％的工業企業，國營經濟支配着基礎設施的要害部門，但絕大部分的企業是歸私人和合作社所有，一方面是強大的資本，另一方面是廣大的勞動群眾，國家通過一系列措施，使各種不同的利益有機地結合起來。主要從以下四方面來看，瑞典在福利國家當中都是名列前茅的。按"混合經濟"的定義，瑞典的各項有關指標在所有福利國家中都占首位。比如私人企業在生產領域當中占90％，比奧地利（是70％）、英國、法國、意大利（是80-85％）都高， 國家干預方面，在分配領域內，各類稅收占國民生產總值的55％，其它的西歐國家是35-40％，還有其它的許多方面，就不詳細談了，這是瑞典福利國家的第一個特點。

　　瑞典福利國家第二個特點是較低的失業率，特別是50、60年代實現了充分就業。戰後以來，瑞典政府保證失業率不超過1-2％。據官方的統計，繁榮時期失業率在1．5％，危機時期不超過2．5-3％。這個失業率與30年代它在蕭條時期的25％相比， 與戰後西歐危機時期較高的失業率相比，它都是最低的。

　　第三個特點是"收入均等化"，就是拉平各個社會集團的收入和使全體居民保持較高的生活水平，用重新分配來為社會服務，主要是通過稅收前的保險轉移、累進稅和各種轉移收入來實現收入均等。比如收入在12，000克朗以下的，在稅收後可以獲得新的8-10％的收入，而收入在60，000克朗的則損失原來收入的1．8％，收入到15萬克朗的， 稅率高達80％，收入轉移25％。據1972年官方的統計，收入最高的10％的人和收入最低的60％的人的稅收後收入的絕對平均差距是3倍(即1:3)。所以，有人說，瑞典是西歐國家通過收入再分配後的一個最平等的國家。

　　第四個特點是社會福利設施完備、待遇很高，就連福利概念也發生了變化。瑞典建立了一整套的全民社會福利制度，社會福利深入到每個人的日常生活的縱橫各個方面。在縱的方面，實現了從嬰兒津貼到養老金的系統化的福利，在橫的方面，每一項福利都具體周到，並隨時發展，從產嬰的補貼到養老金乃至孤寡家庭補助、教育津貼、培訓津貼等等，應有盡有。政府在社會福利上的開支占國民收入的比重，1975年占24．8％，高於法國、意大利和英國。在所有社會福利和其他設施方面，瑞典最突出的項目有養老金等，種類繁多，規定細緻，條件優厚。它的福利規定是很詳細的，有父母津貼、兒童福利，兒童從出生到八歲可以得到兒童津貼，每年3,000克朗(等於500美元)。八歲以後繼續求學者可以領取助學金到20歲。中小學教育是完全免費，所有中、小學生可以獲得午餐、課本、文具，紙張等等。大學預科、補習學校、假期學校的學生每月可以得到學習贈款、交通補助以及住宿補助等等。高等學校的學生可以取得贈款和無息貸款(償還期為二十年)，如果貸款人參加了社會保險，在失業、生病、殘疾或遇到其他意外情況，可以推遲或免予償還。高等學校還實行獎學金制度。還有醫療保險(包括醫療費用津貼、病假津貼、雙親津貼)，失業津貼、工傷保險、傷殘年金、老人福利等。國民健康方面開支大，超過了西德、法國、荷蘭、英國、美國，在幾乎所有要素上都優於其它福利國家。這對瑞典的經濟、社會、政治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就連人們對福利的概念也逐漸發生了變化，從前人們衡量福利的最高標準是消費水平，現在則是從以下很多方面來衡量福利：1、醫療保健、福利、長壽，2、就業條件和勞動條件，3、生活水平，4、受教育的機會和文教水平，5、生命財產的安全和犯罪狀況，6、家庭關係和社會關係，7、文化娛樂活動，8、對政治生活的參予和關心，9、住房和地方所提供的各種服務等等。

　　這一套福利制度是逐步發展起來的，這是瑞典社會民主黨長期執行的政策，瑞典社會民主黨的黨綱主張"民主社會主義"，"在自由、平等的基礎上建立人民間的夥伴關係"。在瑞典，福利制度已成為它的社會基礎，即使在資產階級政黨執政期間，福利措施也沒有減少。福利制度的建立和發展是人民群眾為爭取社會平等而長期鬥爭的結果，這個制度和累進制的稅收制度縮小了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抑制了財富不均的現象，對社會安定起了積極作用。當然，也帶來很多問題：1，公共開支龐大，給國家財政帶來巨大負擔。公共開支龐大直接的後果是造成財政赤字，70年代瑞典的財政赤字已達到國民生產總值的10-12％。2，經濟實力受到削弱，把大量的人力、物力用在福利上，必然會對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產生不良影響，3，稅收負擔過重，比其他西歐國家更為沉重。實行累進制在一定程度上挫傷了勞動群眾的積極性。為減輕稅收負擔，工資收入者主張，對公司企業課以重稅，但這勢必增加產品成本，削弱了瑞典產品的國內、外競爭力。

　　為了在實踐中推行這個策略和構想，社會民主黨的第二任主席漢森(1825-1946年)提出了"人民之家"的思想，認為平等、福利與合作是人民之家的基本要素，應當把它置於社會化長遠目標之前。1932年漢森上台以後，就提出了系統的行動綱領，這個綱領的指導思想就是按照團結、合作的原則， 改變社會，奠定富裕的基礎，為全體人民帶來好處，強調要用階級合作、消除分歧、互相妥協的方式來實現"福利社會主義"的目標，把瑞典建成一個"人民之家"。漢森還以他首相的身份向私人企業主發出正式的合作邀請， 提出保護、支持和充分發揮私人的主動性，提出民主是唯一的秩序。瑞典社會民主黨1944年的綱領就已提出"以平等、白由為基礎的公民合作的社會形態來代替以階級經濟為基礎的社會秩序"。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社會民主黨的第三位主席埃蘭德(1951年至1957年任首相)進一步使妥協政治制度化，通過"星期四俱樂部"、"哈普森民主"等，在重大決策問題上取得各大利益集團的諒解與合作。什麼叫"星期四俱樂部"，這是由社會民主黨1949年倡導成立的，每逢星期四活動，因此而得名。它是政府與企業界人士就重大的經濟政策問題定期會晤的協商機構，後來因為各種原因這個機構停止活動了。1955年，埃蘭德定期邀請企業界人士和工會人士以及所謂社會各大利益集團領導人到他的鄉間別墅"哈普森"來在政府的非正式主持下，共商國是，因此而有"哈普森民主"之稱。社會民主黨政府與各政黨、各利益集團的這種合作，"使各個政黨在議會就某個問題表決之前，這個問題實際上已經事先商量好了。"所以，瑞典的議會沒有出現過重大的辯論，便是理所當然的了。

　　到60年代末，阿德勒·卡爾松(現首相叫英瓦爾·卡爾松)提出"職能社會主義"的理論，這是對瑞典式的社會主義作出的理論概括和總結。所謂"職能社會主義"，就是瑞典不主張搞那麼大規模的社會化、國有化，主張對形成所有制的某些職能實行社會化來實現社會主義的目標。就是說所有制有好多職能，對它的某些職能實行社會化，而不是全部職能，這實際上就是對資產階級企業的某些方面加以限制。他還提出要有意識地保持一種儘可能均衡的權力制度，既要制約所有權的濫用與集中，又避免社會內部的巨大衝突，保存私有企業對經濟生活的重大推動力。既要有私人資本的力量，又要有社會民主黨執政和強大工會運動為後盾，形成與富有階級相抗衡的力量。在經濟領域創造一種把工人利益與所有主利益協調起來的合作氣氛，使工人願意工作，資本家願意投資。

　　卡爾松聲稱，瑞典的這種實驗證明，通過各階級各團體都能接受的和平方式，即通過對形成所有權的某些職能實行社會化，就可能避免大規模的補償，又可實行職能社會主義的社會化方針。他甚至認為，"瑞典模式"給兩種政治意識形態的和平共處"提供了有益的妥協形式"。他說： "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巨大災難可以避免，如果當今世界上兩種對立的意識形態一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能夠實現真正的‘和平共處‘，那麼，他們就必然會在許多政治問題上尋求和作出大量的相互尊重而又體面的妥協。因此，任何能夠幫助他們尋求這類妥協的事物也就能夠有助於達到一個更為和平的世界，瑞典模式由此就可以被看作是提供了有益的妥協形式"。

　　其次，簡單地說一下勞資合作的四種形式。

　　1、勞資雙方共同解決勞資糾紛制度。在19世紀末，瑞典勞動市場中就出現了集體談判和集體契約。這時的勞資糾紛還是很多的。一直到1936年，工會聯合會和雇主聯合會開始進行談判，到38年雙方簽訂了"薩爾茨耶巴登" (在斯德哥爾摩附近)協議，這個協議就是所謂瑞典模式的雛形，這個模式是以各黨派對促進經濟發展、共同貢獻為基礎，各黨通力合作。由於社會民主黨領導政府，工人運動能夠對生產的分配產生影響，企業主則享有投資和擴大生產的有利條件。由於糾紛很多，這個協議規定了解決勞資糾紛的程序、機構等等，對企業主的管理特權作了一些限制。協議規定雙方代表進行談判，最後達成為期1-3年的協議，共同遵守。如果協議到期以前兩個月內，雙方中任何一方沒有提出異議的話，就繼續有效，如果爭執不下，達不成協議，就由政府指派一名調停人介入談判，促成問題的解決。如果仍達不成協議，工人舉行罷工，廠主要關廠的話就必須在一周以前通知。不過，在一般的情況下雙方經過談判都能達成協議。如果達成協議後，對協議的解釋仍有分歧，可上訴勞工法庭。這種法庭也是由勞資雙方代表組成，等等。這個協議被認為是瑞典勞資關係史上的轉折點，它對以後瑞典社會關係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30年代以後，瑞典罷工的次數大為減少。當然協議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三十二款"的問題。所謂"三十二款"就是雇主聯合會章程中規定雇主有權招工，解僱，等等。

　　2、勞資雙方共同管理勞動力市場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在瑞典成立了全國勞動力市場委員會。它是政府、工會和資本家共同管理市場的機構。這個委員會的領導機構是由董事長(一名)、副董事長(一名)、雇主聯合會的代表(三名)、工會聯合會的代表(三名)、還有其他方面的代表所組成。在全國各省有分支機構。為了保證經濟不斷發展，這個機構與各個方面直接有關：勞動力計劃、職業培訓計劃、就業服務、失業救濟、長期經濟計劃等等。它實際上成為瑞典經濟運行的中心，成為瑞典政府藉助於勞資雙方的配合，進行宏觀經濟管理的重要助手。

　　3、勞資雙方共同決定企業大事制度。從戰後初期起，勞資雙方建立了一種在企業內部"共同決定"生產條件、勞動條件的合作制度。1946年，勞資雙方制定了關於建立"生產委員會"協議。直到1976年，議會通過了《勞動生活共決法》，法令主要是廢除雇主聯合會章程的第三十二款，就是原來由雇主單獨決定問題，改由勞資雙方共同決定，工會有權參予決定投資、生產戰略等過去由資方決定的問題。其主要點：①企業主在決定對企業經營作出重大改變以前和決定雇員勞動條件以前，要和工會進行談判，工會可以要求對任何其他問題，舉行地方一級的談判或中央一級的談判，這種要求一經提出，企業主就應推遲作出決定或推遲決定的實施，直到談判結束為止，②要求企業主將經濟技術情報以及人事政策的指導原則，經常向工會通報，③工會有權查詢帳目和企業經營管理的有關文件。

　　這項法令導致勞資關係的再次突破，這導致勞資關係有利於工人階級的前提下，形成更高層次的合作。瑞典前首相帕爾梅把它稱作歷史性的文件，認為它的意義可以比作普選權。它增強了工會在企業中的地位，規定工會可以就有關招工解僱等勞動組織和企業管理事項與資方進行談判。

　　4、參股制度。1983年，瑞典議會通過了"雇員投資基金"法案。這使工人開始擁有集體掌握資本的權利。這大大改變了工會在社會生活、經濟活動中的地位。它是社會民主黨82年上台以後通過的。這項基金的來源是增收兩項企業稅：每年從各股份公司中徵稅後超額利潤的20％，將公共附加養老金費用提高0．2-0．5％(工資總額稅)。該基金主要用於在各類股份公司中購買企業股票，也就是用來投資。實施此項辦法有以下幾個好處：

　　①有利於增加資本積累，加強生產性投資，擴大再生產，增加社會就業，減少通貨膨脹。同時有利於調動職工的生產積極性，緩和勞資衝突；

　　②通過購買股票對大企業施加影響，支持小企業；

　　③該基金在企業中的比重日益增大，可以從經濟制度上改變占統治地位的私人資本構成，實現社會民主黨生產資料社會化的理想，同時使財富和權力的分配更合理些；

　　④由於該基金由工人直接掌握，可使經濟管理民主化，加快所有制的改革進程。

　　這實際上是對私人資本所有制的一種限制。所以在制定通過該法令之前經過十年的鬥爭，三個非社會主義政黨及其社會利益集團的21個組織， 曾經拒絕參予討論這個方案。在議會召開的秋季例會時，瑞典主要企業家們為向議會施加壓力，曾組織了數達7萬多人的反對建立此項基金的進軍議會的遊行。這在歷史上也是罕見的資本家及其家屬大遊行。所以，帕爾梅不得不在原先計劃上一再向各方讓步。瑞典最終通過的法令，要比原來的方案溫和得多。當然，即使如此，如果該法令繼續執行下去，會對瑞典的私人壟斷資本的集中起到限製作用。但它的發展也不是一帆風順的，瑞典勞資之間在這方面的鬥爭還會繼續下去。這一事實也雄辯地證明，瑞典的階級合作並不是沒有鬥爭。

　　再次談談它的指導思想。瑞典社會民主黨在政治上保持了長期穩定統治，執行階級合作的政策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它提出團結，這裡指的是廣義的團結，既是指雇主聯合會與工會聯合會的團結，又指各階級之間的團結。社會民主黨認為，雇主聯合會和工會聯合會兩者不是階級敵人，而把兩者看成是爭取社會經濟進步鬥爭當中的夥伴，它是影響經濟福利和階級和平的力量。我們聽起來覺得這不是階級鬥爭觀點太差嗎?然而，瑞典社會民主黨的功績恰恰是在於提出了社會平等的原則，它認為企業主和勞動者有共同的利益，這是"恢復和擴大經濟民主的首要條件"。這個論點是他們一切言論的基本線索。瑞典社民黨綱領指出；"社會民主黨促進生產的發展， 因為生產是滿足居民需要，進一步提高全體人民福利的必要條件"。他們給團結下的定義是："共同負責，普遍互助和合作"。彼此關心的含意是： "工人為企業主，企業主為工人"。帕爾梅說："合作是瑞典工人運動的傳統，應該為達到現實生活所要求的和解而鬥爭"。 "我們深信，由於合作，人們往往會達到較好效果"。上面提到的卡爾松也提出：求各個經濟集團利益之"大同"，存他們之間相互衝突的利益之"小異"，而且努力以和平方式解決這些"小異"。他說： "我們一向對擴大國家蛋糕的事更感興趣，而不屑於為劃分這塊蛋糕而爭論不休"。

　　最後，瑞典妥協政治形成的特殊環境和條件。

　　瑞典社會民主黨注意發揚黨內、外民主，重視思想教育，經常組織黨員參加政策討論。如1984年新的"思想綱領"通過之前，就請13萬多人填寫了徵求意見的問題單，並把他們的意見寫進了草案。它全年組織數百種訓練科目和周末學校，通過國家資助辦"學習班"進行長期政治和公共教育等。

　　同時在全國重大問題上，常通過公民投票(全民投票)的方式來解決問題。比如，象60年代行人靠左走改成靠右走的問題和1980年就核電站發展問題都舉行過公民投票，而且一切按投票結果來執行。

　　瑞典在向居民通報有關政府機關工作、各種機構的組織活動，制定決策、大型計劃方面的工作也做得不壞。如對重大問題，政府都必須詳細制訂方案，如上所述，通過與各黨派、各大利益集團協商、妥協、合作，經充分醞釀，進行修改後，由議會作出決議。所以，重大問題由少數人專斷是法律所不容許的。

　　在瑞典，法律是至高無上的，每年新生效的法律、法規、條例多達數百項，總共只有800多萬人口的瑞典，竟有97個區法院，6個受理上訴法院，還有課稅事務法院、公共事業法院以及審理水力、住房、商業、土地及勞資糾紛等事務的法院。

　　瑞典模式有一定的代表性，當然它有特殊性，但它也有共性，從以下幾個方面可以看出它的共性：第一、斯堪的納維亞那幾個國家，包括丹麥、挪威和它的情況差不多，福利搞的也很好，許多方面的情況也相近，所以，它是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代表。第二、福利國家在歐洲是一大批，它代表了一大批所謂福利國家。第三、它是所謂社會民主黨、社會民主主義的"櫥窗"、榜樣，總的來看，它代表了一大批信奉所謂民主社會主義的社會黨，社會民主黨。第四、它還是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代表。所以，瑞典模式有它的特殊性，也有共性，研究它是有重要意義的。

　　2�睅�點思考：

　　第一、關於向社會主義過渡形式問題。能不能把瑞典的試驗看成是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一種形式?一種探索?在資本主義內部能不能產生社會主義的因素?過去我們認為是不可能的事。過去蘇聯包括我們，把走向社會主義道路絕對化，認為只有一條十月革命的道路，只有暴力革命的道路，一概否認社會民主黨的試驗。

　　拿瑞典來看，高度發達的生產社會化，高度的社會生產力，為社會主義準備了更加雄厚的物質、技術基礎，國家加強和完善了對社會經濟的宏觀調控，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單純的市場調節和過份的壟斷缺陷，保證了社會經濟的穩定發展。這實際上也是一種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它的國有化程度不高，但公共部門是很龐大的。工人群眾在不同程度上參加企業的管理，當然儘管工人的權力還要經過鬥爭， 由階級力量的對比，各個方面的條件來決定，但是，它不同程度地參加了企業的管理。政府對收入的再分配，社會福利措施的發展，這就拉平了貧富的差別，三大差別接近消失，文化教育的普及以至民主政治，等等。這一切說明它已經開始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自然歷史過程，當然這個過程要經歷很長時間，這個過程從整體上來看，是非暴力的、和平的，當然會有曲折的。

　　第二、對社會民主黨、社會黨怎麼看?過去說它是叛徒、資產階級代理人、資本主義的管理者。斯大林說，社會黨是社會法西斯，甚至說"左翼更危險"。我們黨對社會民主黨基本上也持否定態度，說"社會黨不是社會主義政黨。除了個別的左翼以外，它們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政黨，是資產階級政黨的一種變種。"還有，1986年有一個出版社出版了《資產階級政黨及其制度》一書，把戰後西歐以及其它地區的社會民主黨說成是"實現資產階級專政的重要工具或主要工具"，它舉了德國、法國、英國工黨、荷蘭、挪威、瑞典、瑞士、意、葡、丹麥、冰島、以色列、澳大利亞、新西蘭等一大批國家的社會民主黨、社會黨等。顯然，這是值得研究的。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黨衝破了多年來教條主義的嚴重束縛，在各個領域清除極"左"思想的影響，對社會民主黨的認識和策略有了較大的變化。胡耀邦同志曾經說："許多國家的社會黨、社會民主黨、工黨是有廣泛群眾基礎和重要影響的政治力量。為維護和平，爭取社會進步和增進各國人民友誼作出了積極的努力"。各國社會黨、社會民主黨情況各不一樣，很複雜，但一般說來，社會民主黨，象瑞典這樣的，它到底是一種保守勢力還是一種社會主義的變革力量?這在蘇聯和許多國家是有很多爭論的。應當說，社會黨是在對西歐進行社會主義的社會變革過程中可能起先鋒作用的各種力量之一。

　　第三、關於勞資合作和階級合作的問題。在瑞典，勞資之間的關係經歷了鬥爭、對抗、衝突，也有團結、合作。社會民主黨在指導思想上，從最初起就不把兩者看成是階級敵人，而看成是爭取社會進步的夥伴，認為兩者有共同利益，所以他們在處理勞資關繫上，有不少成功之處。當然不能說在瑞典勞資關係已經根本解決問題，因為剝削並沒有根除。不過要看到，勞資雙方既有差異和對立，又有共同利益。過去在這個問題上，長期存在一種錯誤看法，認為勞資雙方只能對立、對抗，而不能合作，如果說能夠合作就是修正主義，至少是階級鬥爭觀點不強。其實辯證唯物主義告訴我們，任何事物都有內在矛盾，矛盾雙方既互相對立，又互相依存，因此認為勞資雙方只能對立不能合作，是不符合辯證唯物主義的。

　　關於階級合作的問題。瑞典社會民主黨在階級合作政策上之所以有成功的地方，是因為它較好地處理了各種關係，協調了各個階級之間的關係，使得階級關係的發展與經濟社會發展形成相互促進的局面。這種合作反映了社會各階級(壟斷資產階級，工人階級，中間階層，農民階級等等)的力量對比與平衡，並以在不同程度上照顧各個階級、階層的利益為基礎。儘管各個階級在合作過程中抱有不同的動機、態度，也會出現分歧和鬥爭，但是，事實證明，這些分歧可以通過政策的調整而得到不同程度的解決，從而保證社會福利制度的穩定性。階級合作同階級投降不能劃等號。階級合作是不是沒有階級鬥爭?應該說，正確處理矛盾、解決矛盾，其中就有鬥爭。奧地利社會黨前主席克賴斯基在他寫的一本書中說，我們這裡是"談判桌上的階級鬥爭"、"階級鬥爭的升華"。他說： "我們工會所以接受社會夥伴關係，是因為他們很清楚，他們所取得的任何一種妥協都比他們通過損失嚴重的鬥爭所取得的成果要大得多"。過去因為有"左"的影響，使得不能正確分析這個問題，一談到階級鬥爭就是對抗、對着幹、勢不兩立，一談到階級合作就認為是"階級投降"。從瑞典社會民主黨長期執行的階級合作的政策來看，在社會民主黨執政和強大的工人運動的條件下，由於妥協和讓步， 工人得到了實惠，社會民主黨和工人階級在社會上保持了有利的地位，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並沒有被損害，卻造成了有利於工人運動的發展，社會進步的好勢頭。當然階級合作並沒有消除階級對立和消滅階級本身，這還是有待進一步解決的問題。

　　第四、關於革命和改良主義的問題。講一下瑞典左翼黨對革命的看法。1986年5月29日瑞典左翼黨的黨綱委員會主席史文松曾說："那些認為左翼黨人是鑽在地下室黑暗角落裡密謀推翻國王和資本家的人，其實是大錯特錯了"，"在瑞典這樣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裡，要實現社會主義，只能在現行憲法範圍內，通過民主的程序來實觀"。所謂革命"就是指在瑞典憲法範圍內對社會權力關係進行根本性的改變，絕無對社會密謀進行破壞性干預之意"。他認為左翼黨對革命的看法與社會民主黨沒有根本性的區別。還有，西歐有的共產黨對改良主義有新的提法。他們說："今天改良主義和革命這一對矛盾已經不是19世紀的一對矛盾了。""必須超越以一種傳統壓倒另一種傳統的做法，找到左翼的重新組合。"因此，我們絕不能像從前那樣只從貶義的角度來看待改良主義。必須對改良主義重新認識、重新評價。 

    瑞典式社會主義考察——讀《一篇遲到的考察紀要》

    吳 江 （作者: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原副院長、教授)（責任編輯:苑 捷）此文刊登在《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2年第3期，此雜誌中共中央編輯局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所主辦，是全國中文核心期刊，公開的雜誌。 

    位於北歐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東南部的瑞典王國，在1889年瑞典社會民主黨成立時，是歐洲最落後的國家之一，人稱海盜之國，居民多為海盜及西歐國家流放的罪犯及其後裔，其經濟狀況比1917年十月革命時的俄歲斯還落後得多。從1920年瑞典社會民主黨開始執政直到現在，雖然執政兒度易手，但大多數時間還是社會民主黨執政，在此期間(到20世紀80年代)，他們把瑞典從一個落後國家建設成世界上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占第二位的經濟發達國家(第一位是瑞士)從社會福利來說，則是第一位，標誌着分配的社會化達到了很高的程度。

    以上是剛讀到的《一篇遲到的考察紀要》中所寫的(以下簡稱《考察紀要》）。這篇《考察紀要》的作者楊啟先同志曾於1985年和1988年兩次赴瑞典進行考察，其得到的總的看法是:"多年以來，對於瑞典式社會主義，我們不僅是一直視為異端，持嚴厲批判的態度，而且時至今日，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仍然肯定的少，否定的多。其實，這是不夠公平的。如果實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我們就不難發現，除了其在政治上的是非暫時還難以作出一般都能夠接受的結論以外，在經濟上，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所要求的，無論是促迸生產力的發展，促進人民生活的提高，還是實現分配公平、社會公正、保障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應有利益等方面，其成就都是很大的。" 這篇《考察紀要》發表在一份發行量不大小刊物上，而且標題寫明是"遲到"（即20世紀80年代的考察直到2002年3月才整理發表出來這表明關於走向社會主義的瑞典模式至今仍一個敏感的話題。在我肴來《察紀要》既然經發表，而且在今天看來這個問題實無迴避之要，完全可以公正地、實事求是地加以討論和評論，尤其在理論上。

    走向社會主義的兩種模式的歷史背景及其理論表述

    在埋論上，還是應當從1848一1850年法;西革命至巴黎公社事件以後的形勢說起。這就不能不多費些篇幅，然後再回到瑞典模式這個問題上來。俄國十月革命後的很長一個時期，蘇聯的理論家們一直把巴黎公社說得神乎其神，把它奉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一個典範，事實上並非如此。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以後的一個時期，確曾認為西方主要國家的革命形勢巳經來臨，因此積極為此從事活動。但是經過1848—1850年法國革命的失敗以及資本主義兒次平安度過經濟危機並且生產力還得到長足的發展的事實，他們開始覺察到事情並不像他們原先估計的那樣，革命肘機還沒有成熟。馬克思1850年在總結法國革命經驗時就指出:"在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力正以在整個資產階級關係範圍內所能達到的速度蓬勃發展的時候，也就談不到什麼真正的革俞。"

    1、所以當1871年普法戰爭中巴黎工人階級趁抗擊外敵反對"資產階級投降行為之際舉行起義並採取社會主義措施（主要領導者為拉薩爾派邗蒲魯東派)時，馬克思並不贊成，認為時機並不成熟，但當巴黎工人起義發動起來以後，馬克思不是潑冷水，而是熱情支持並歌頌巴黎工人的大無畏精神和英勇氣概，認為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將永遠作為新社會的光輝先驅受人敬仰，同時還深刻總結了第一次工人階級萆命的 經驗教訓，提出了不少具有重大意義的指導性意見。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馬克思在總結巴黎公社經驗的時候說廠這樣一句話:"人階級不是要實現什麼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舊的正在崩漬的資產階級社會本身孕育着的新社會因素。”